《中国发展简报》经过细致的设计和实地调研，日前出版了《非政府组织倡导在中国的现状》调研报告（英文版）。（英文刊的付费读者可上网阅读www.chinadevelopmentbrief.com）经过翻译而来的中文印刷版，也将很快付梓。
在当前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工作中，如果说作为一种工作理念和方式，“倡导”（Advocacy）这个外来词及其背后的含义，还没有成为主流话语，但至少对已经或者正在与国际“接轨”的一些本土组织而言，这个词不仅耳熟能详，而且已成为这些组织在社会中重要的角色定位。事实上，“倡导”在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过程中，正在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当然由于环境的不同，“倡导”随着全球化飘洋而来，试图在中国生根的过程面临着重重障碍。
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国际同行之间对于倡导理念有何异同？本土组织的倡导是否具有中国特色？如果有，那么这些特色体现在哪里？本土组织是否欢迎国际组织对他们提供帮助，会不会认为那是一种强加的“外国议程安排”？什么样的倡导策略适合中国？这些话题引人关注。
这份报告的三人课题组（Robyn Wexler，徐莹，Nick Young）试图通过这份10万字的报告，探求对这些问题的初步解答。第一章“主要发现与概述”，以国外常见的倡导策略开篇，然后概括性地介绍调研获得的各种有趣的发现，最后以结论与建议收尾。第二章“出发点”，基本围绕同样的结构和话题，但对内容进行了相当详尽的展开。在这一章中，像往常一样，《中国发展简报》的创刊主编高飏（Nick Young）仍然以其长期观察、研究、和报道NGO所积聚的底蕴，在全球视野下以一以贯之的“高式风格”对全球倡导行为分门别类进行了梳理，并辅以精心挑选的案例。同时，报告试图根据调查的结果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倡导策略适合中国。第三章“采访结果”及第四章问卷调查结果、附录等内容，提供了有关这次调查的框架和背景信息，并对一些NGO的问题进行了解读。
有趣的是，撰写者强调，此报告的目的不是要提出具体的建议，而是要“摸清情况”，呈现客观的风貌，但在最后仍然忍不住“指点江山”，“强烈建议”国际NGO不要在中国进行现成的倡导培训，因为可能会被认为是主导干预性的行为；希望推动NGO能力建设的国际组织应该着重支持其主动性，提高其沟通技能、技巧和策略，NGO应该多与政府展开合作以增进政府对NGO的理解；NGO应深入思考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NGO不能只将私营部门当作筹资渠道，而应该开展更广泛的合作等等。也许，这些观点陈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从报告中细屑的细节描述中抽身出来，启动和自己的行动相关联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这份报告有其独特的价值，其独特之处主要有四。
其一是选题的前瞻性。NGO和公民社会在中国作为兴起的领域，为研究者提供了鲜活的、动态的素材。由于中国独特的现实环境，对于相关各方，并无现成的路径来提示中国NGO的发展轨迹，一切都在探寻的过程中。而“倡导”这样一个NGO的理念、功能或者行为方式，正是在其经历了多年的社会服务之后，在对自身定位的反思过程中逐渐有所清晰并初露端倪。显然，报告对读者启发前瞻性的思考有促动的作用。
其二，选择“倡导”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切入点。说其简单，是因为此项调查只是在纷繁芜杂的NGO领域，选取NGO的一项工作方式/功能，管中窥豹，而非试图通过各项全面的指标调查对NGO进行一次全方位的“体检”。说其复杂，是因为仅仅由“倡导”出发进行探查，就“生发”出了对很多相关问题的很有意思，也有意义的发现：透过本土非政府组织“倡导”的现状这条线索，报告对诸多重要议题，如本土组织的发展走向，如何看待独立性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和国际NGO的关系，NGO的沟通策略和媒体关系，官办和草根组织在倡导上的差别、组织架构与组织发展、目标群体对组织自身的影响等等，进行了有益的探寻。或者说，通过这个看似简单的视角，报告引申并承载了更多涉及NGO发展的重要话题的讨论。
其三，报告的部分内容采用了“口述史”的方式，尽量在不加修饰的情况下引用采访对象直截了当、富于思考和坦率的表达，在粗糙中归真，增加了调查的真实感和客观性，是对其他一些部分内容具有的主观性的一种平衡。由于倡导的形式、效果与倡导行动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所以报告的撰写者用了较大篇幅对中外政治/政策环境进行了观察和评论，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尽管存在报告者个人的主观色彩，但是，这些观察和评论是深入思考的结晶，应该有助于读者获得国际视野，开拓思路。而且，报告重点强调了本土化价值的重要性，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力图做出客观的总结。
其四，报告注意到了“倡导”（Advocacy）一词在中西方的差异，对“提倡、倡议、宣传、呼吁、促进、主张、游说、推广”等语意相关的中文术语，也附带进行了解释。语言翻译上存在的不确定性（找不到非常合适的一个中文词来表达），实际上反映了东西方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不同。在外来文化、理念甚至具体的操作方式踏入本土之前，在纸面上被翻译转换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本土化的过程。这种语言上的差异，无论多么细微，已经产生着最初的影响。也许通常并不为人所重视的是，这开始的一步其实非常重要。
本报告中文版的问世，有助于本土组织分享受访组织在倡导方面的观点和实践，从一个侧面了解同行并为自身的未来发展拓展思路，也有助于研究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把握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现状。相信这份强调实践性、并非纯学术层面和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会带来有益的启发。
2006年12月6日在《中国发展简报》主办的小型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和NGO代表纷纷畅所欲言，丰富了报告本身具有的内涵。有代表提出，在样本抽取的代表性上有改进的余地。实际上，调查者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到了受访组织在地理分布、管理层次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内容等三个方面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当然，学者们也承认，基于中国NGO多元化的状态，以及可以理解的统计上的原因，实际上很难从数量上准确判断各类NGO的数量比例，样本要达到很强的代表性难度很大。研讨会上，更多的代表对进一步就NGO倡导这个话题进行延伸研究表达了期许。代表们对报告未及展开或者未能以细致的笔墨触及的如下议题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国际NGO在华进行倡导的动机、中国式倡导的文化渊源、政治、政府及法律结构对倡导的影响、其他部门如何看待NGO倡导、NGO倡导与全球化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与技术化的关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与NGO社会服务的关系、与NGO筹资及自身治理结构的关系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报告抛砖引玉，启动了研究者和NGO行动者对系列话题的后续关注。
当然需要指出，这份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观察报告，不同于《中国发展简报》过去出版的名录性质的工具性报告，如《200国际NGO在中国》，《250中国NGO》等，更适合读者不从工具的意义上去理解和使用它。此外，这份报告并非一份快餐，由于篇幅较大，同时由于包含很多细节成分，有的地方稍嫌烦琐，读者需要耐心，静心才能细读。所以，对于成天忙于实践的NGO活动者，也许会对其阅读体验构成一定挑战。如果时间并不充裕，可只读第一章了解基本的信息。或者跳读，直奔每一小节最后的“阐释、说明与结论”部分。
另外，换一个角度看设计、调研和撰稿流程背后的意图，也许这份报告还可以冠以另外一个标题：“倡导：与中国非政府组织‘对话’”。这项研究采用了半结构性调查方法，对40家中国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录音采访。其中包括10个“官办”非政府组织（GONGO），10家工商业和专业协会，以及20家“草根”非政府组织。在提问的设计方面，调查者避免刻意询问受访组织是否进行倡导、进行怎样的倡导、或者他们认为何种倡导策略适用于中国，以避免明显的引导性，使这场“对话”尽量客观。
其实，“对话”和“倡导”一样，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对话”意味着在双方平等的条件下双向互动、沟通观点、表达意见。我们期望在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非政府组织内部，出现越来越多类似的有益“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