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页。那些人、那些事，虽然没有电视剧情的跌宕起伏，也足以让我们喜悦，让我们感慨……经过一年时间，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它的价值。
在这一年里，中国环保NGO不断尝试改变，告别以存在为主要价值的阶段，担当起公众的期望，积极呼应现实中的环境问题，用行动来影响政府决策；
在这一年里，公众监督成为推动污染减排的重要力量；
在这一年里，环保NGO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突破旧的思维模式，应对新的形势变化。
越来越多的环保民间组织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力量，去推进人们共同理想的实现。
梁从诫
树起民间环保的丰碑
梁从诫走了，在2010年的深秋。11月2日，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灵堂，社会各界上千人士自发赶来，为这位中国民间环保先行者送行。
1994年，深感中国环境问题之严重，梁从诫与几位同道朋友注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
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身为名门之后，梁从诫喜欢低调。但在参与具体环保行动时，他选择高调，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为环境保护鼓与呼。
在不知环保民间组织是何物的年代，梁从诫将自然之友定为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以开展公众环保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竭力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为之后的环保NGO指明了发展方向。
自然之友像一部孵化器，培育出了不少环保种子在各地生根开花，甚至一些环保NGO的领导者就从这里诞生。
在经济利益的强大阻力面前，环保的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梁从诫依旧选择为环保事业奔波，因为他确信，每一个呼吁，每一次宣传，都会在一些人心里留下回音，总有一天，这些回音将引起巨大的社会共鸣。
马军
绿色选择倒逼企业整改
“企业在乎的是消费者的态度，消费者做出的清晰而坚决的表达，促使IT品牌不得不解决供应链存在的具体污染问题。”2010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这个观点。
今年4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34家国内环保NGO，公布了《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向世界27家知名IT公司发出呼吁，要求其对供货商进行审查。
马军从近年来频发的重金属中毒事件中发现，全球众多知名IT品牌均采取外包生产模式，而中国相当一批污染企业是国际知名IT公司的上游供货商。
面对环保NGO公布的调研报告，一些世界知名IT公司始终保持沉默。于是，环保NGO动员了多名中国消费者致函那些不回复信件的公司，表示将以企业的环境表现作为购买的先决条件。苹果公司董事长史蒂芬·乔布斯就收到了1000封中国消费者的信件。
事实证明，马军利用消费者的绿色选择“倒逼”企业整改污染行为的方法是可行的。正是消费者拿起手中的“绿色选择权”，对环境违法企业制造“公众围观效果”，让这些公司做出了回应，并积极与中国环保NGO沟通，审核其供应链。
于晓刚
艰难推动银行比绿
绿色流域主任于晓刚是比较早关注绿色银行的环保人士。2010年，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绿色信贷上，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大银行总部。
2010年5月，绿色流域和国内9家环保NGO联合发布了《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NGO版》。这份民间报告从环保NGO的角度记录了2008年中国银行业绿色信贷表现，详细说明了中资上市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履行的现状。
如果要使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最小化，倡导“绿色银行”无疑是重要的解决方式之一。从目前14家中资上市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绿色信贷概念已被接受，大部分银行已经开始减少对“两高”项目的贷款，并逐渐增强了对节能环保项目的支持。
但是，“要想跟踪资金在污染项目中的流转，查到银行在污染项目中扮演的具体角色，仍然很难。由NGO、媒体和普通公众构成的第三方力量，仍被排斥在政府、企业和银行构成的三角之外。”于晓刚道出了其中的艰辛。
于晓刚试图在传统NGO自我定位之外有所突破，即通过倡导绿色信贷，让环保NGO角色真正变为“环境监护人”和“公众利益代表”，成为人大、政协监督及舆论监督之外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
常成
让上市公司感受到压力
2010年，在对上市公司的环境监督过程中，常成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对于进入环保NGO不过几年的他来说，迅速上升的知名度让他有些忐忑。
这一年，紫金矿业、中石油等重量级上市公司频频出现重大环境事故，让上市公司的环境监管问题浮出了水面。
如何发挥环保NGO的作用，敦促上市公司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对于工作没有几年、在自然之友负责研究环境公益诉讼问题的常成来说，极具挑战性。
7月，常成和环保NGO的同仁们一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发出了提示信，要求他们对紫金矿业的故意延迟披露环境信息进行曝光。
11月，在中石化上市再融资公示期间，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绿家园志愿者3家环保NGO对中石化26家下属企业存在排污超标等环境违规行为，联合致信相关部门，要求核查中石化的环境问题。中石化随即做出了相应回应。
这传递给公众一个信息，上市公司感受到了来自公众的强大压力，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
近年来，环保NGO发现，通过对相关监管部门公布的环境信息和重要决策做出“积极的呼应”，可以更好地发挥公众参与的力量。
王石
扛起企业绿色发展大旗
王石，是怎样一个人？他有个多重身份:房地产老板、探险家、环保主义者……在2010年，王石更青睐环保主义者的这一身份。
在这一年里，王石虽然卸任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二任会长的职务，仍活跃在环保舞台上。第五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号召登山者捡拾垃圾；在世博园万科馆，向媒体大谈万科“绿色建筑”节能实践；主持《王石绿色访谈录》，邀请一位名人嘉宾进行关于低碳环保的对话；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的边会上，阐述了中国企业的“绿色观”……
对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而言，气候变化与产业发展之间究竟做何联系，或许仍然蒙昧不明。王石带领万科集团却要做中国房地产业第一家明确碳减排计划的企业。用王石自己的话来形容，“对万科、对王石，都是转折点。”
2010年，万科集团高调塑造自己在“绿色建筑”领域的先驱形象。
这不是心血来潮。王石说:“企业要走绿色之路，不是道德考量，而是生存需要。”一个企业的成功，会引来众多企业的效仿。目前，越来越多有远见的中国企业家，将低碳作为未来发展方向。
黄小山
从对峙到协同共进
“我的人生规划中，从没有和垃圾联系在一起。但经历这一年，我感觉，是历史选择了我，那我也想试一下，看能不能改变(垃圾)历史。”黄小山说。
2010年2月，网民“驴屎蛋”的黄小山作为反对垃圾焚烧的居民代表，获邀参加北京市政市容委组织的垃圾考察团，一同赴日本、澳门考察垃圾处理。
从日本和澳门考察归来，黄小山成了媒体出镜率颇高的环保名人。他的生活渐渐被接受采访、参加论坛、参观垃圾处理设施所占据。随着对垃圾问题的深入，他的思想和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出国考察前不折不扣的反烧，变成“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
经过一系列的摩擦和对峙后，政府意识到公众并不是一味反对焚烧，公众也发现，政府是尊重民意的。于是，双方站到了一起，积极寻求解决垃圾围城之道。
2010年底，黄小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准备放弃操持多年的律所，策划成立一家环保公司，把跟垃圾打交道当成主业。
“我要让政府看到，我们不光会指手画脚，还会用脚蹚一条路。”黄小山说。
霍岱珊
关注基层问题才有活力
耕耘就有收获，对于霍岱珊来说，2010年，既很风光又很无奈。
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的菲律宾麦格赛赛奖2010年度7名获奖者名单，其中3位为中国环保人士，“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名列其中。
麦格赛赛奖在获奖词中这样描述他:“霍岱珊是‘淮河卫士’发起人。尽管有着强大阻力，他仍然坚持着努力，以挽救中国的主要河流之一——淮河以及沿淮的众多社区。”
霍岱珊原是当地一家媒体的摄影记者，由于对淮河受到工业和有毒物质污染深感震惊，遂以镜头和纸笔记录淮河污染情况，同时组成环保NGO“淮河卫士”，揭露当地的环境污染活动。
在荣誉光环背后，“淮河卫士”和其他环保NGO一样有个绕不开的结——缺钱。由于缺乏经费，吸引不来人才，所有的事情都得霍岱珊亲力亲为。这一年，近60岁的霍岱珊，被逼着学会了做PPT。
霍岱珊说，这还不是最难的，难的是用最少的资金做最多的事。为了给淮河沿岸的农户安装生物净水设备，他与研究人员一道反复研究技术方案，发明了一款投资少、过滤效果好的滤水器。为了沿河疾病高发村募集了100多万元的治疗药物器，他一次次修改项目申请书。
霍岱珊想用自己的经验告诉环保NGO同行一个道理:“环保NGO要发挥作用，一定要解决基层问题，这不仅需要激情，还需要理性、策略和行动。”
卢为薇 范涛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2010年，北京某公司白领卢为薇和自由摄影师范涛被贴上了环保标签。原因是他们共同拍摄了《北京蓝天视觉日记》。
从2009年6月5日开始至2010年6月，两人每天都会端起胶片相机，将镜头对准天空按下快门。在他们所拍摄的365张照片中，北京有180天的天空呈现蔚蓝色，这一数字比很多人想象得要多。
拍摄蓝天的创意，萌生于卢为薇和范涛一次关于堵车的闲聊。在谈到空气质量时，两人迸发了一个念头，何不用自己最直观的感受来数一数北京的蓝天。
卢为薇和范涛说，拍蓝天的初衷并不是质疑官方的数据，而是想通过拍摄的过程，传递出一个信息，保护环境不需要高新的设备、独到的见解与感悟，只须起而行之。
其实，与卢为薇和范涛一样怀着环保梦的年轻人有很多，他们有想法、有激情、有梦想，并有意愿将之付诸行动。只要稍加留意，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环保诉求表达方式。
卢为薇和范涛近日决定，和一家NGO——打工子弟爱心会合作，把相机交给农民工子女，让他们继续蓝天的拍摄。
卢思骋
国际舞台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这是中国NGO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规模最大、最密集、形式最多样的一次活动。”卢思骋在2010年10月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上向媒体宣布。
2010年，对于曾任某国际环保NGO中国区项目总监卢思骋来说，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让他重新找到了忙到脚不着地的感觉。
作为中国环保NGO“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系列活动总协调人，他积极促成60家中国环保NGO联合起来，在“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的主题下，举办了数十场活动。
环保NGO在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现，促使政府更加认可NGO在减缓全球变暖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卢思骋说，对于很多环保NGO来说，接触气候变化和气候谈判的时间并不长，必须先学习、了解这一课题的复杂性，再开展自己的行动。
目前，卢思骋正忙于策划成立一个工作室，专门为NGO做培训、能力建设和战略规划。
郭霞
致力培育NGO领导力
2010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NGO合作部主任郭霞一直在忙，她在忙着考察了基层环保NGO的青年领导人。
最终，自然之友的张伯驹、绿色昆明的梅念蜀、绿驼铃的赵忠……24名来自环保NGO的青年机构负责人、大型环保机构的中层青年管理人员加入了“绿色领导力伙伴”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培育环保领域NGO青年领袖领导力。
近30年来，中国环保NGO蓬勃发展，更多社会资源进入生态环保公益事业，使得环保NGO在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上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机遇。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优秀青年在环保圈子里面很难持续成长。
“我们接收环保NGO申报‘SEE·TNC生态奖’的过程中，发现了NGO青年领导人普遍缺乏环保战略视野、民间环保行动能力弱与团队带领能力不强等问题，有必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郭霞说。
“绿色领导力”培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项目旨在为环保NGO培养未来的高层管理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