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论坛由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作为轮值主席，由13家非公募基金会共同主办。论坛年会围绕非公募基金会的内部治理、信息披露和项目成效等三个主题，展开广泛而深入地交流与探讨。据了解，2004年底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目前数量已接近1000家。
论坛年会发布了《2009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非公募基金会的内部管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指南》和《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项目案例研究》三大系列报告。
论坛声音
●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在论坛上就曹德旺的股捐问题发表评论。
●在年会上，冯仑作为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在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做发言时称，中国企业家对于“裸捐”的问题，应持审慎的态度。
●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作为嘉宾参与了10月29日下午的主题圆桌对话，就亲身经历的巴菲特盖茨晚宴和壹基金转型等当下公益领域热点话题发表了独特的看法。
●10月28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论坛期间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表示：1900家基金会里只有400家定时更新网站，1200多家基金会居然连网站都没有。
政府官员声音>>>
杨岳
称曹德旺股捐已经获准
会议期间，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很快，为了给非公募基金会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民政部积极鼓励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同时，民间局也将出台一系列及时的措施，在非公募基金会规范化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强对非公募基金会的监督，为他们发展提供正确、良好的导向。
杨岳透露，日前，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承诺捐赠70%股票的事情，民间局已经原则上通过，并拟定一系列股捐细则对此事进行规范。
据悉，曹德旺发起成立的河仁基金会已经获得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由此，其70%股权（折合40多亿人民币）历经两年时间有望近期落地。曹德旺股捐落地，也将在很大程度以上鼓舞民间捐赠热情。
企业家声音>>>
冯仑炮轰“裸捐”
称捐赠更应注重持续性
冯仑认为“裸捐”鼓励企业家一次性将财产捐完，这样不利于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冯仑称：每个人都拥有对于财富的支配权，如果作为整体的社会，期待、要求、甚至诱导企业家采取“裸捐”的姿态，是非常不幸的。
“对于公益和慈善事业的进步，应以不妨碍民间财富的基本创造制度为前提，也就是不影响正常的市场经济以及企业正常的经营，如果我们的公益和慈善伤害到财产所有制，伤害到私人企业继续的发展，伤害到民间财富的既有格局，伤害到财富创造的动力，那么我们的源泉没有了。”
随后，《公益时报》记者就冯仑在年会上的发言对其进行了采访。他坚持强调国内的企业家在做慈善的时候应该“小步快进”：每年走一点，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少事情，更应该倾向于持续性，而不是某件事情刺激一下，就把财产都捐出来。
发表这番言论的前一个月，冯仑刚受邀参加了巴菲特盖茨的在华慈善晚宴。问及晚宴带给他的影响，冯仑称最主要就是了解了这两个美国人的真实想法：“以前总是听媒体说，晚宴时和他们面对面的聊，他们也非常诚恳，比如巴菲特就说自己是在不改变家人现有的生活条件的情况下来做慈善。”
刘洲鸿（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草根组织公益资源意识不足”
从草根组织层面上讲，他们存在一些问题。我上星期在云南和一些草根组织座谈，我问他们对基金会的了解有多少，当时大概有10几个人参会，他们能说出来的基金会不到10家。这从一方面反映了草根组织对于公益资源的意识不足，这样当然会在筹款上带来一些困扰，另一方面我也在反思是不是我们基金会的传播工作做的不好。导致走出去时，很多组织都说不知道你们在资助这个。
从南都基金会这几年的预算执行情况上来看，确实年底的支出和预算会有一些差距。比如2008年我们的预算是支出1800万，最后只花了1500万，2009年我们的预算是2200万，但是只花了2000万左右。当然这个不能说明我们基金会“不差钱”，年底给理事会写报告的时候，解释这个原因通常是八个字“严格把关、宁缺毋滥”。基金会在选择对象时都会特别强调被资助的组织要优秀，项目要特别好，这样当然会导致选择公益组织的困难性。结果就是很多基金会资助来资助去就是那几家。
后来我们也有一些调整，觉得我们不能只盯着这几家好的机构来资助，相对现在能力弱一点的我们也应该支持，通过我们项目的支持来提升他们的能力。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年完成预算应该没有问题。
基金会也有困难，我们人比较少，管理的项目又很多。我们只有7、8个人，但是我们支持了200多个项目。
宋庆华（社区参与行动主任）
“基金会没有能力去找有能力的草根”
我们机构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不差钱”，但也“差钱”。差的是什么钱呢？差的是我们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的钱。我们大部分的钱来自国际基金会，拿着国际基金会的钱跟政府合作，这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困扰。所以当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起来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按道理讲，非公募基金会和我们草根NGO应该是真正的战略伙伴。
但事实上，草根组织跟基金会的合作很难。我参加过一个研讨会，基金会的人又说我们乐意给钱但就是找不到有能力的草根NGO，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是你们没有能力去找有能力的草根NGO。后来，我也跟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合作，合作中我一直在反思，就是合作难是现状，那么问题出在哪？原因肯定是两方面的，我上周到长沙做了一个NGO的培训，结果有40多家草根都不知道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是做什么的。他们就问我该怎么筹钱，我就给他们宣传，宣传了南都、宣传了光华、友成、壹基金等等，我说你写报告给他们，你们做的这些事情他们都支持。这一方面说明草根组织的专业性还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可能基金会的宣传不是很充分。
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基金会要在态度上把自己降下来，别以为给钱就是爷，草根也别认为我们是讨饭的，是弱小的。我们应该在一起平等的做事，在一起共同成长，这才是我们共同的愿景。
王石：巴菲特比李连杰聪明
“巴菲特非常聪明。”王石认为无论从生意上还是公益上讲，巴菲特都运作得非常巧妙。“他这次来华打着慈善的名义，但其实他的商业行为也丝毫没受到影响，他为自己投资的比亚迪做了很好的广告宣传。”
而在做慈善方面，王石认为巴菲特则很好地利用了与比尔盖茨的合作。“巴菲特把钱捐给了一个二富，因为他建立巴菲特基金会显然没办法跟盖茨基金会比，你拿出再多的钱也是第二，谁愿意当第二？那怎么办，他把钱捐给比尔盖茨，咱第一第二联合起来。”
王石说巴菲特的更高明之处是运用了比尔盖茨夫妇俩的精力和时间：我把钱给了你，你夫妇俩还帮我打理，这多聪明。
而谈及与自己私交甚好的李连杰，王石则觉得在媒体上接受采访表示壹基金想要公募“方法论上不是好方法”。
“这有一个制度因素，如果你这样一说政府就给你办了，那当然好，但有时候这也有个面子的问题，你那一曝光、网上一讲，我能批也不批了。”王石建议针对政策问题，要理解，有耐心，还要智慧：“我相信政府对于基金会的控制还会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以我经验来讲，耐心、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某天你失去耐心，借助媒体的力量、网络的力量和政府对抗是不明智的。”
王石笑称自己是“老运动员”，论坛上，他拿做企业的经验来对照当下公益领域的发展：“我们搞企业的知道，改革开放到现在政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开一下松一下。我1984年到深圳，84年整个非常蓬勃，85年就开始说要资本主义，要改企业，要调整。原来是鼓励你用外汇的，转身又说你是倒外汇的。”
总结自己做企业的经验，王石送给公益界的人士两个字是“坚持”：“持续是最可怕的，每年都持续往前，哪怕持续一小步，只要持续下去，这个进步力量总会成功。”
“草根只知提问题”VS“基金会政府面孔”
窦瑞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草根组织呈现问题多，解决方案少”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肯定现在是“不差钱”时代。但是为什么很多草根都觉得自己缺钱？这还是基金会和草根之间的话语系统问题。
所有的基金会在资助时都是带有自己意识的，如果你没有办法体现基金会意志的时候肯定钱不会给你。尤其是有企业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会，他们有自己的话语权，比如他们很注重有效性，要看到你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方案在哪里。而实际上呢？很多组织都说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需要多少钱来解决。让基金会痛苦的是只能看到你呈现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基金会还是草根，都是在对话中成长的，你不能拒绝对话。我把钱给你肯定会提出一些要求，你可以说出我要求的不合理性，但不能说我把钱给你了你要求我不要管你，说你资助我钱我一定会负责任地花好，基金会不要再指手画脚。基金会和草根组织与企业和供应商一样，永远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话机制，互相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才能共同成长。我们说企业有纵向一体化，如果没有办法实现愉快的对话，我完全可以不要供应商，直接纵向一体化，所有的东西我都自己做，这是完全可以的。
孟维娜（慧灵智障人士服务工作站创始人）
“基金会摆出政府一样的面孔”
我对非公募基金会都是非常尊重的，但有时他们的一些申请和评比条件确实很苛刻，得到资助很难。比如有一个基金会，我去申请典范，但他在提问的过程中有几个题目我听了之后觉得他们是僵化的思想。
他说我的审计报告中有一个报销的东西有点问题，我说审计报告中存在一点缺点才是符合事实的，而他们的意思好像必须100分才是典范，但实际上100分很有可能是假的。还有他们说我干了20多年了，年龄比较大，对于机构继承人这个问题怎么看？他们的意思就是你该退休了，创新就是应该让很多年轻人上来。我们机构是不缺年轻人，但老家伙在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就是不创新啊？这些苛刻的条件就会背离实事求是，机构发展到什么程度，自然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但他们就会按照他们的条条款款来论证，觉得我们治理结构不安全。
我一直在和基金会沟通，什么是好项目？他们认为创新是好项目，而我们就是做传统服务的就会被认为不创新。智障人士的权益本来是应该纳入法律保障，政府提供的政策很少，而基金会又摆出政府一样的面孔，这就是我们“差钱”的根本原因。
“草根应市场细分”VS“基金会应敢冒风险”
王维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创办者及副会长）
“草根组织应该在细分的市场里做大”
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就是阿拉善中国企业家生态协会，我们专门资助民间环保组织。
在工作中我发现很多草根组织为了拿到基金会的钱，按照基金会的资助方向去写项目申请书。给这个基金会写一个这样的项目申请，给那个基金会写一个那样的项目申请，其实申请的都是不一样的事儿，只有两三个人的组织，不可能干很多方面的事情，长期这样下去，不但很难得到基金会的资助，实际上自己也得不到发展。公益组织是跟公司一样的，你只能在一个细分的市场里面逐渐壮大，做大，在一个细分市场里积累经验和团队才能成熟。
很多草根组织说非公募基金会的钱难拿，但实际上，一些台湾企业家总觉得我们给钱给的太松了，他们说我们资助的组织太弱小。我就跟他们讲，中国现在公益领域的状况就很像十年前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时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根本看不清楚谁能起来，那就每家都给钱。当然，如果我给你钱，你半年或一年以后中断了或者胡来，顶多是浪费了些钱，但这些浪费是我们在与草根组织共同成长中应该付的学费。
王益（我们的自由天空秘书长）
“非公募基金会应该干些有风险的事情”
我描述一个现象。如果按全国有3000个所谓的草根NGO来算，那么得到过非公募基金会两次以上资助的机构不会超过200家，这就说明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草根都没有从非公募基金会的手里拿到过钱，这必然形成一个“差钱”与“不差钱”的矛盾。
很多草根组织的年龄都不大，他们在建立初期一定是不完善的，那么基金会就对它提出各种严格的要求，创新啊、机构设置啊、执行能力啊，这是非常不实际的。所以很多草根为了机构能够活下去，为了筹钱就会变得很盲目，他们不停地去申请项目，去招标，而不考虑这个方面究竟擅长与否。
我很同意吕朝（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分享的一个观点，事实上非公募基金会就应该干些有风险的事，寻求突破和创新永远都是需要浪费的，需要冒风险的。非公募基金会应该舍得拿出一些钱，投给那些还不是很成熟但有潜力的机构或个人，帮助他们成长。这也是一种能力，你怎么样通过资助把这个机构培养出来。
业内人士声音>>>
本报讯 （记者 陈江宏 张木兰） “今年年底，基金会中心网计划完成全国1900余家基金会的信息收集，但现在仅仅完成了700多家，任务艰巨”，徐永光说，1900多家基金会里只有400家有定时更新的网站,1200多家基金会居然连网站都没有，严重缺乏信息披露渠道，信息化水平相当低。
9%完整披露核心信息
论坛上公布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指南》（下称《指南》）印证着徐永光的说法——通过对65家非公募基金会的信息披露状况进行调研后显示，9%的非公募基金会发起方或管理者能遵循机构透明和公信力，对运营行为及核心信息进行客观完整地披露；5%的非公募基金会发起方或管理者认为公益行为应该低调，宁愿选择不披露信息，也不愿因为披露过多信息而被公众过分关注；86%的发起方或管理者选择中间状态，只按照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披露，既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并没有对所在机构的信息披露有严格的要求。
《指南》显示，为了通过政府年检，获取捐赠资金，几乎所有机构对政府和捐赠者的信息披露都是及时和完备的。但对其他利益相关方，如公众、媒体等，88%的机构选择有所保留的披露或不披露，同时，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程度参差不齐，信息披露的渠道分散，一些机构的信息缺乏途径被公众获知，沦为形式主义。
非公募基金会年底将超千家
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介绍，目前共有非公募基金会846家，预计年底将超过1000家，大量涌现的非公募基金会改变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格局和生态。
去年7月，首届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在北京举办后，一批非公募基金会共同发起《非公募基金会自律宣言》，号召建立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的非公募基金会，并在今年搭建起“基金会中心网”。但调查显示，目前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渠道较为分散。在65家机构中，政府主管机构的网站披露信息的有39家，占60%。其余40%中，除了4家国有企业发起的、在民政部注册的基金会之外，全部属于在地方民政部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但在民政部信息网站和地方民政信息网站全无其年检信息、年度报告信息或其他信息。
《指南》强调，非公募基金会发起方、管理者和从业者需要对此有更积极的意识和更坦诚的心态，只要披露的信息符合非公募基金会的公益宗旨，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不涉及个人隐私，都应该且需要毫无隐瞒地披露。对于披露的信息，只要有合理的解读和说明，对公众进行正确的引导，机构的运营也不会因此受影响，相反会进一步增强机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建议分级披露，分级监管
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秘书长潘江雪以真爱梦想为例讲述了基金会年报该如何披露：基金会作为公益财产的受托机构，有义务建立制度化的自我约束机制。体现在信息披露方面，就是在相对固定的格式框架内，不以管理层自身意愿和得失为取舍，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基金会运营管理的核心信息及监管要点。在这个意义上，严格的报表内容格式化可以保障披露内容的基本质量和完备性，避免报喜不报忧、避重就轻的情况发生——今年4月，真爱梦想以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格式准则为模板，结合自身运作的特点加以调整，形成了真爱梦想2009年报的披露结构，试水“裸报”。
潘江雪表示，基于中国目前现状，她建议创建一个与目前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相匹配的基于分级信息披露的分级监管体系。在分级披露与监管的体制下，呼吁监管部门针对不同披露标准的基金会给予不同的考核等级与政策扶植措施，在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投资管理、人员薪酬限制等方面给与达到高级披露标准的基金会以更多的政策支持，以此推动整个行业向更透明更高效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