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是个有野心的谦谦君子。这野心,在壹基金成立3年之后,终于慢慢显露出来。
2010年10月8日晚上,李连杰在北师大敬文讲堂发表了一次面向大学生、专业学者和少数媒体的演讲。演讲对于李连杰来说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3年来,李连杰总共出席了超过40场公开论坛,并且在这些场合都发表过公开讲话。这些活动中,不乏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国际性场合,也有克林顿全球计划这样的名人明星荟萃之所,还有壹基金全球慈善论坛,这可是李连杰自己家办的活动——可是,没有哪一次讲话像这天晚上一样……坦诚。
实际上,和李连杰的现场言论比较起来,“坦诚”,这个词已经显得缺乏力度,不足以描摹这位慈善家的梦想、耐心、野心和控制力。这实在是壹基金短暂发展历史上一次里程碑意义的演讲。
或者,换句话说,这是李连杰有计划、有步骤、有愿景、并且充满探索精神的一次慈善宣言。很多年以后,在中国,如果壹基金有幸还继续存在的话,这次演讲必定曾经对它的存续产生重大影响。相反,如果壹基金已经不复存在,而只是一个曾经的标本,那么这次演讲也必定能够解释它消失的原因。
就像所有出生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实业家一样,李连杰习惯以战争中的谋略家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事业。这天晚上,他第一次承认说,从壹基金成立的第一天起,作为创始人,他心里就有一个早已酝酿完成的10年规划。
这个“10年规划”由三项三年计划组成。第一个三年计划,成立一家专业化、去李连杰化的公募慈善基金组织,并配套成立公募委员会。第二个三年计划,成立一家公益研究院,为解决中国慈善的产业链条问题提供学术指导。简单来说,这个链条又分为五个步骤:捐钱给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谁拿这个钱去解决问题?以及最后的结果,还有社会的信息回馈。第三个三年计划,成立一家公益医院。
很少人知道,李连杰是个深谋远虑的人。2007年4月19日,当他在北京东单一家饭店的多功能厅里举办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多数人觉得这不过是个一腔热血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就像曾经捐款做慈善的那些明星一样,就像当天下午到场祝贺的那些明星一样,李连杰不过是又一个呼吁慈善的明星,只不过他忽悠得更大点儿罢了。
2008年4月19日,壹基金在中华世纪坛举办成立一周年的发布会。这个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李连杰可能要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这一次,没有明星。李连杰请了中国公益界的几十位学者和NGO领导人出席,并且宣布调整壹基金的慈善宗旨——从救助自闭症儿童到救助大型自然灾害,以及协助培育中国整体慈善环境。一位前资深房地产经理人担任壹基金的执行主席,开始帮助李连杰建立自己的专业慈善团队。在这个团队的领导下,壹基金开始建立北京、上海和成都办公室,并且开始主办一项一年一度的公益奖金评选活动。凡是当选的草根NGO都将从壹基金得到100万人民币的资助。
“5.12”汶川地震是壹基金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转折点。灾难发生一周之后,李连杰带领工作人员几次前往灾区探访。除了带去矿泉水、食物、帐篷和眼泪,李连杰还身怀忧虑之心。这远非他第一次身处灾难现场。早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13岁的李连杰就曾经作为国家志愿者前往灾区慰问。多年来,从1993年华南水灾到蒙古雪灾,从台湾1989年地震到他亲身经历的印尼海啸,李连杰简直成了个灾害专家。
他发现,几乎所有的自然灾害都是一个重复发生的过程——灾难发生了,媒体报道了,伤亡越大,媒体报道越大,媒体报道加大以后,社会感动了,捐的钱就多了,等钱到账了,也就赶上灾后重建了,过了两三个月以后,人们恢复了常态的生活,灾难被迅速遗忘,然而灾区百姓将要用后半生的时间来重建自己的世界。
“5.12”地震之后,壹基金成立了自己的专业应灾部门,确保此后每一次大型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壹基金都能够第一时间作出专业的救助反应。不过,对于李连杰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前面已经说过了,李连杰是个有野心的人,他想要的不止这些。他在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灾后重建机制,以弥补人类的健忘和廉价的同情心。
李连杰来到了四川羌族山区。这是一片风景优美的山林,盛产木耳、花生和小麦。多年来,数千名羌族百姓就在这里生活。地震之后,男人们出门打工养家,公路坏了,农田被毁,如果彻底修复起码要3~5年的时间。8000名羌族妇女在大山的最顶端生活,每个月领取国家350元人民币的灾后生活补助。这笔费用只能提供3个月之久,此后的生活费用和生活重建,国家也难以顾及。
就在2008年初,李连杰结识了小额信贷之父、有“穷人银行家”之称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李连杰从尤努斯那里获得了知识、启发和灵感。他从壹基金的灾后捐款中拿出400万人民币,在羌族山区当地启动了一个带有企业色彩的公益项目。由壹基金出面,召集一些工艺美术学院的老师做志愿者,他们设计图形,购置针线,教授羌族妇女绣花,并且制作简单独特的生活用品。接下来,再由壹基金出钱,把制成的绣品从农民们手中买下来,并且负责在其他的地区销售这些产品。这个项目在第一年解决了8000名当地妇女的就业问题。第二年,羌绣项目获得了1000万人民币的盈利。2010年海地地震的时候,这 8000名妇女每人捐赠了10元人民币。不仅如此,这个公益项目解决了灾民的安心持久问题,不用再靠国家救济生活,还可以持续造血。
李连杰管它叫做“社会企业”。这是李连杰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深入谈论社会企业的话题。这是一个国际化、尖端的学术的时髦话题。社会企业是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在欧洲发起的一种新型的模式。所谓社会企业,就是用企业的经营手法为社会创造财富,创造了财富以后扣除成本,不能分红,全部投入社会。在英国和新加坡,已经有相关的社会企业法,国家在调研之后对相关企业提供税收和土地上的优惠,鼓励社会企业为社会提供可持续的慈善造血功能。
李连杰解释说:“假如我们要解决社会的自闭症,一个自闭症的企业不断地创造财富以后就复制,就做成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行为,但是股东不分红,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带动公益事业自己的造血功能,可以持续做。”
但是,李连杰仍然表现得很谨慎。他选择在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里发表这样的讲话,实际上是想把这个话题限制在学术探讨的范围,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道德争议。“中国的慈善和公益,就像最基本的语文课。现在语文课都还没有上好,社会企业这样的话题在社会上更加不能提。我们做了一些社会企业的尝试,一分钱利润不要,赚多少回去多少,听起来跟公益差不多,这样大家才勉强接受了这件事情。”
很少有人了解真正的李连杰。他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用意。他在大学里讨论社会企业,是希望学术机构抓紧研究,推动国家立法。未来,如果国家出台《社会企业法》,在税收和土地上给予社会企业优惠,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到社会企业中,慈善财富的滚动力度就会更大。
“在中国,公募基金在获得捐款的当年就要花70%出去。这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今年捐一亿,明年剩三千万。第二年,三千万再花上70%……基本上在五年之内子弹就消耗光了。反观美国,同样是一亿,法律规定5%就可以了,所以可以把大量的钱进行风险投资,滚动创造10%到15%的利润出来,拿出 15%或者10%,继续投资滚动,所以五年后的结果是本金还在扩大,帮助社会的力度越来越大。你想想盖茨几百亿的资本,每一个10%的盈利给社会,这个滚动的力度非常大。我们目前的结构是五年就滚不下去了,就要等待下一个裸捐的英雄出现。”
一样的道理,2010年夏天,关于壹基金存亡的那场风波也未必不在李连杰的控制当中。其实,李连杰从头到尾不过说了4个字。央视主持人问他,壹基金是否有中断的可能性。他说:“有可能。”主持人又问,有吗?他说:“有。”要不是这场关于存亡的风波,已经成立3年的壹基金也不见得能够在这个时间点上获得这么多的公众关注。
壹基金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是发展前景上的,也是体制上的。众所周知,壹基金从一开始就是挂靠在中国红十字总会下的一个公募基金计划,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在壹基金成立之前,李连杰委托一家大型的国际咨询公司、律师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做过调研,他明白,在现存的法律框架下,这个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身份和体制上的掣肘已经越来越大。李连杰承认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企业想要给壹基金捐款,但是发生壹基金并无法人资格,连公章都没有,从而撤消了捐款的承诺。不仅如此,就连壹基金在租用办公室的时候,因为没有法人资格也曾经大费周章。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壹基金的每一笔灾后捐款必须经过红会复杂繁琐的审批才能使用——往往一瓶矿泉水要一个礼拜之后才能到达灾区。
从一开始,壹基金寻找精确定位,组织公关,以一个社会企业型的慈善机构的身份主动进入市场劝募。经过3年发育,它要独立,要发展,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李连杰不能再等了。他要突破瓶颈,让自己的梦想迅速前进。李连杰就像当年的柳传志一样,选择提速,他要“拐大弯”。
李连杰有他的世界野心,然而他也是个饱经世故的中国人。回想李连杰最近的一系列动作,公开壹基金的体制困境、成立北师大公益研究院、探讨社会企业话题,这对于李连杰来说都是“拐大弯”动作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黄灯的状况就是,它既不能说是非法的,也不能说是合法的。黄灯不表明两边的任何一边,是可以选择前进和等待。我可以等待法律清晰了再走,但是,我是喜欢在黄灯中已经走了就不踩刹车的人。”
李连杰十足是个冒险家。这种冒险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走下讲台之前,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邓爷爷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