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2日，达科他石油管线项目的开发商Energy Transfer Partners（ETP）将绿色和平、地球第一（Earth First!）等环境组织以“有组织的勒索和诽谤”罪名告上了美国北达科他联邦地区法院，指称他们带着一个“公认的非营利组织和无赖的生态恐怖主义群体的网络，针对合法的公司和行业，采用犯罪活动的模式和误导性运动，用编造的环境指控和其他谣传的不当行为，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害”。
事情的起因是，ETP认为绿色和平等组织就其建设中的管线项目对环境及斯坦丁洛克苏族印第安部落（Standing Rock Sioux）的不利影响传播了大量虚假信息。这个项目自构想之初就多有争议，并导致奥巴马在下台前几个月否决了管线建设的路线，但特朗普上台后立即推翻了前任的决定，最终这个造价38亿美元的管线工程于今年夏天终于投入运营。虽然该管线长度超过了1900公里，但问题焦点是其路过的密苏里河流域的部落保留地，ETP认为管线与保留地尚有距离，而环境组织和部落认为管线会危及水源和部落圣地。于是，ETP与绿色和平等组织慢慢从管线沿线的各种“武斗”终于发展到了法庭上的“文斗”。
ETP起诉绿色和平的指控依据是美国的“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或可称之为美国的“反黑法”，该法通常针对的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体如黑帮。此外，ETP还援用了美国爱国者法案（U.S.Patriot Act），指控对方蓄意破坏石油管线的行为无异于“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这当然不是企业对绿色和平等重量级环境组织的第一次“打脸”行动（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 (SLAPP)）——2016年5月，全球最大的新闻纸生产商Resolute Forest Products也以类似诉由在佐治亚州的联邦法院把绿色和平告上了法庭——但是，绿色和平对这两个诉讼的反应却充满了意料之中的震惊和“意外”。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代理ETP控告绿色和平的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Marc Kasowitz正是特朗普总统的御用金牌律师，而且该所也是去年Resolute Forest Products控告绿色和平的代理人。面对美式的“政商勾结”，绿色和平回应中的多数文字都没有针对问题本身和原告本身，而是狠批这个拿钱办事的律所，“他们显然把自己推销为企业的雇佣兵，滥用司法体系以压制合法的倡导工作。这一包藏祸心的控告……是另一起典型的‘反公众参与战略诉讼’（SLAPP），其意不在于寻求公正，而是意在通过昂贵耗时的诉讼压制言论自由。这已变成了霸道企业的骚扰模式，而特朗普的律师们正引领此风。”
撇开这一案件背后浓重的“纸牌屋”桥段，它也对企业社会责任从业者提出了一个值得费点脑筋的牌局，因为无论此案的走向和最终结果如何，这一诉讼可能都在兆示典型的社会责任管理路径“利益相关方对话和参与”的脆弱和局限。必要而成功的利益相关方对话和参与有两个基本假定：双方的诉求没有（坚实的）法律依据（如要求耐克公司的供应链上不要有童工），以及双方的行动没有（明显的）法律违背（比如在耐克门店前抗议而不是打砸其门店）。因为只有在这两个假定之下，双方才会专注于社会责任领域的“真问题”并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如果以上两个条件中有一个没有满足（如耐克公司自己用童工），那么后面的情节必然会走向法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都是对任何一方而言最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责任”问题或者已不存在，或者已经严重偏题。比如，ETP的发言人在起诉之后就说了，“我们有义务为我们的股东、合作方、利益相关方以及其他遭受不利影响的所有各方就被告所故意引起的暴力和破坏画一界限”。实际上，他所要画的也是“违法”和“社会责任挑战”之间的界限。
诉讼不幸地取代“利益相关方对话和参与”还可能使得有关各方未来的行为模式更不具有建设性。比如，无论在法庭上输赢如何，庭下的绿色和平可能都要暂时走下道德高地，思考一下自己与黑帮的异同，而思考的结果包括它会更像黑帮。另一边厢，ETP从此会更多精力和资源用在“唱绿打黑”上，而可能无暇为动人的“利益相关方对话和参与”铺好桌子。
在企业责任问题面前，有些时候法律鞭长莫及，有些时候又必须对簿公堂，这之间似乎存在一个很难把握的界限。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特朗普的律师发起的这个诉讼和特朗普废除“1502条款”与巴黎协定的把式，大概就会知道：其实，能在法庭前捯饬清楚是非和责任的，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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