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8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外的雪邦，警察押送野生动物贩子黄景良上法庭。更多图片请浏览网易图集>>>>>
网易探索12月30日报道 今年夏天，吉隆坡国际机场某个手提箱上的一把锁坏掉了，原本并不稀奇的事故却引发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手提箱中藏有将近100条幼龄蟒蛇，两条毒蛇以及一只南美龟。这个手提箱显然是某个野生动物走私者用来藏匿赃物的工具，而它的主人正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野生动物贩子安森·黄景良。案发以后，黄景良以为警方只会进行象征性的惩戒，但他没想到这一次自己将要面对严厉的惩罚。
从马来西亚槟城岛一个比美甲店大不了多少的店面中，黄景良遥控指挥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交易组织。黄景良掌握的鹿江野生动物公司所从事的大部分勾当自他三十年前入行时就已经公开化了：他每年会合法批发数不清的野生爬行动物，很多美国宠物店中蛇类、蜥蜴类、龟类以及蛙类的交易源头都能追溯到黄景良身上。黄景良利用私人动物园作为掩护，同时出售一些令人震惊的走私物品，如雪豹皮、熊猫皮、犀牛角、稀有鸟类乃至科莫多龙。从南美栗鼠到大象，黄景良从澳洲、中国、马达加斯加、新西兰、南美以及其他地方走私来很多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然后将其贩卖到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市场上。对于一个能掌控此类交易的野生动物走私者来说，因为一个装满蟒蛇的手提箱而面临牢狱之灾，几乎等同于墨西哥毒枭因为口袋里揣着几根大麻香烟而遭到逮捕。
“对我来说，贩卖大熊猫简直易如反掌”
黄景良长期超越法律管束范围内的从业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使我们得以窥见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猖獗和与之抗衡的监管系统的残缺不全。执法部门缺少资金，政府腐败，非政府组织处于弱势，再加上国际法律框架的软弱无能，导致针对野生动物走私集团或类似于黄景良这样头脑人物的打击活动很少取得成功。但黄景良的这次被捕和十一月出台的判决结果为改变这种现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据相关媒体的数据表明，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价值总额为每年100至200亿美元，其规模仅次于非法药品和武器走私。但事实上，没有人真正知晓这种非法交易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少数几次动真格的量化努力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问题的关键也许出在对生物形式的界定上，木材、鱼类、奇异宠物、珊瑚、象牙、皮毛以及传统亚洲药物的辅材等等该如何归类？合法与非法之间就意味着每年数十亿美元的统计出入。例如，每年会有大量的濒危物种作为佳肴或药用被中国人消费掉，而其他国家的国民也会搜集野生生物当作宠物，或利用它们制作表带、围巾、香水、家具和墙壁装饰。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如此有利可图的原因在于其风险极低：被抓住的走私贩寥寥无几，受到指控的更是罕见，少数几个被定罪的最后通常是交点罚金就了事了，锒铛入狱的犯罪者近乎为零。结果，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迅速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跨国犯罪形式。
黄景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从事这种不法勾当，他专门将珍稀动物贩卖给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和交易商们。起初，他所公开交易的是一些明令禁止的动物，如犀牛、老虎等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再稀罕的动物都有。”（国际法和马来西亚法律的改变最终迫使黄景良将交易范围集中在爬行动物上，他认为爬行动物受保护的程度不如其他动物。）在贩卖过程中，黄景良借鉴了毒贩以及其他走私者的走私伎俩。他曾花钱雇人运送装有科莫多龙的手提箱，将濒临灭绝的马达加斯加乌龟藏在合法野生动物运输船的底部；黄景良还利用度假作为掩护，派人前往新西兰的繁育基地去偷猎珍稀野生动物。但黄景良和其他主要走私者所采用的最重要技巧却远不及以上方式来得奇特，它所涉及的主要是书面材料。
管束国际野生动物交易的主要条例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该公约通过物种濒危的程度将野生动物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老虎和大猩猩这些接近灭绝的动物，其国际商业交易是被严令禁止的；第二类动物则可以在许可系统下进行交易；第三类是指该动物在某国受到保护，且要求他国对于这种保护予以支持。CITES使得书面材料成为野生动物运输的关键物证。于是，诸如黄景良这样的走私者就到处寻找相关法律不健全或执法部门腐败无能的国家，让他们在证明文件上盖印，对于野生动物交易者来说，这种书面材料几乎与珍稀动物本身一样抢手。这些国家几乎成为野生动物“漂白”的中转站：非法的野生动物运进来，离开时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槟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漂白”的野生动物数量冠绝全球。槟城岛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宽松的监管机制使它不仅成为诸如戴尔和英特尔这些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中心，而且也是世界珍稀动物最主要的交易黑市。这其中的大部分“功劳”要归功于黄景良，“在这里，我能搞到任何国家的珍稀玩意，”他曾对一位美国警察卧底这样夸海口说。“我无所不能。对我来说，贩卖大熊猫简直易如反掌。只要在这里，我就是安全的。”黄景良表示，其关键原因在于他贿赂了海关工作人员以及野生动物部门，野生动物部门专门负责给他出具CITES的书面材料。
“变色龙行动”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黄景良的走私活动终于引起了国际执法部门的注意，由美国鱼类及野生生物管理局精英卧底单元组成的特种行动分队将其列为调查对象，这次调查活动的代号为“变色龙行动”。该管理局通过在旧金山开设爬行动物进口公司以及在内华达州的里诺设立零售店，开始与黄景良做起了生意。不久以后，他们发现黄景良不仅走私珍稀和濒危爬行动物，而且还贩卖极度濒危的鸟类和哺乳动物，他的客户遍及全球。
为了逮捕黄景良，特工人员需要将其引出马来西亚，于是USFWS的特工乔治·莫里森便以熊胆作为诱饵设计诱捕他。传统的亚洲药物将熊胆视为万能药，因此在国际黑市上的熊胆交易非常赚钱。莫里森假意向黄景良提出一桩熊胆走私交易，但同时附带条件：两人必须见面交易。黄景良同意了，但因为被指控走私，他在美国已经被列为通缉对象，因此他拒绝在美国或加拿大举行会面。经过商议，两人将见面地点改为墨西哥。
1998年9月18日，黄景良乘坐日本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墨西哥城，他刚下飞机，就被莫里斯、特别助理美国律师罗伯特·安德森和一队墨西哥联邦探员团团围住，黄景良终于被捕了。变色龙行动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它是USFWS所执行过的最成功的卧底案例，且同时涉及四个国家的执法机构。（马来西亚并不在这四个国家之列；美国人怀疑黄景良在政府中有内线，其整个行动过程都对马来西亚的官方组织保密。）黄景良一直拒绝从墨西哥被引渡到美国，但两年之后他终于屈服了。
2001年6月，黄景良在美国加州被判处监禁71个月，罚款6万美元，并在他释放后的三年内禁止他的生意进入美国。但是这次审判并没能阻止他。当他在狱中时，他的妻子在经营他的野生动物走私生意，其中就包括将野生动物卖到美国。当他在2003年提前出狱时，黄景良回到了马来西亚，扎着马尾辫，又重操旧业。
黄景良在美国被定罪，对他在马来西亚经营走私生意的能力并没有明显的影响。相反，他建立一个老虎动物园的新计划——这个动物园可能是他非法交易大型猫科动物的前线——还得到了槟城政府提供的资金和土地。当记者于2008年1月份访问马来西亚野生动物与国家公园管理局设在首都吉隆坡的总部时，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直接负责监管黄景良的官员米莎莉告诉记者说，“他是我的好朋友。”这位官员认为黄景良是一名合法的商人，而且她认为是美国当局陷害了他。作为这一说辞的证据，她为黄景良的走私提供了内幕消息：“他从来不亲自处理动物，”她告诉我说。
后来，米莎莉从槟城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最高官员——这段时间正是黄景良在美国被监禁的时候——晋升为野生动物与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副局长，这使得她成为马来西亚野生动物管理官员中的二把手。事实上，自美国鱼类野生物保护部设法捉拿了黄景良之后的几年里，全球走私野生动物的核心人物都只是变得更加强大，而将黄景良绳之以法的人却过着艰难的日子。在黄景良受审之后的特殊行动都未能侦破下一个重大案件；今天最好的特工也放弃了从事这项秘密工作——而且人数从不超过5个人的精英专案组也已经名存实亡。在媒体上，黄景良1998年的被捕也遭遇了全球的抨击。在马来西亚运营的国际野生动物非政府组织（NGO）由于害怕马来西亚野生动物与国家公园管理局开除他们，而不去揭露野生动物贩卖者以及黄景良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关系。
直到2010年1月，当《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黄景良的深入报道，详述了他与马来西亚政府的关系以及他旨在开发老虎的新计划之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有了转机。马来西亚的大众以及新闻机构的记者们立即进行强烈的抗议（马来西亚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国家控制的，这使得记者很难直接地批评政府——但是他们可以自由地向国外的媒体揭露马来西亚的黑幕）。在去年，天然资源及环境部宣布了对其下属的野生动物局的整改计划，许诺每三年更换一次野生动物局的最高领导人。天然资源及环境部剥夺了野生动物局的核心权力，并且正处于更换米莎莉的过程中，她现在也处于马来西亚反腐委员会的调查之中。虽然国际野生动物非政府组织对于在马来西亚制造麻烦保持谨慎的态度，但是他们已经向马来西亚政府，包括国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建议，今年夏天国会通过法案对其近四十年以来的野生动物立法进行了第一次的彻底检查。
结果，当黄景良因为携带装有蟒蛇的手提箱而被捕时，他没能侥幸逃脱。马来西亚政府吊销了他的营业执照，关闭了他的动物园，并且查封了他收藏的所有动物，包括他的孟加拉虎。在11月份，法官判他监禁5年，在马来西亚5年刑期对于一个野生动物贩子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刑期，而且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目前的标准相比，野生动物走私者被判监禁5年都是一种严厉的审判。
治标不治本
捉拿黄景良的努力——整个过程历时17年——为采取什么措施能够阻击一个野生动物走私头子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有两个原则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凡是存在长期的、高容量的国际野生动物非法交易，肯定存在一个或多个政府官员要么与走私贩串通一气，要么就如此自得，以至于被合理地认为是走私贩的同谋。这就是“变色龙打击行动”的问题，对于这次行动的那些天才而言——任何没有重视国内管理问题的执法努力都将无法取得长久的战果。只要一些国家还想曲解规则并捏造某些书面材料，那么其他人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就真的没什么关系了：一个国家，甚至一个野生动物部门的执法官员就能够破坏全球整个控制非法交易的“体系”。
其次，走私头子祖国的公众是对付他的最佳武器。今年马来西亚史无前例的司法与行政改革中没有一个措施能比来自马来西亚有关公民的抗议更重要。许多文章——其中很多刊登在马来西亚报纸的头条——最终讲述了“变色龙行动”的故事，黄景良在槟城的走私生意以及政府野生动物局管理不善的历史，揭露了多年来糟糕的政策以及官员的贿赂。
曝光黑幕是带来转机的一个关键要素。一旦大众知道了事实，执法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力量将会发现他们的工作产生了放大效应并能持续下去。媒体需要讲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在美国，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被捣毁经常被当作幽默新闻条目来对待，这意味着记者不得不意识到因为在衣服下藏有珍稀动物而在机场被拦下的那些人背后，常常隐藏着一些犯罪组织。就像今年夏天黄景良的例子证明的那样，因为在飞机上携带蟒蛇而被抓住的人，可能阻碍了当局阻止老虎、犀牛以及更多野生动物的全球非法交易的需要。
当然，这种严查不是永远的。野生动物走私者，就像任何其他类型的非法交易一样，他们遵循供应与需求间的规则：只要珍稀濒危动物买卖的市场还存在，某些人肯定就将找到如何将野生动物输入市场的办法。中国、印度，甚至东南亚国家收入的上升意味着濒危野生动物出现了更多的消费者。2009年，仅在东南亚，就有超过1.8万头活的野生动物以及超过267吨死亡的动物及其衍生的产品被执法行动所查封——而且这个胃口还不会被打消，因为黄景良仅仅只是暂时被判刑入狱。马来西亚今年的改革是否能够扎下根来还有待观察，而且黄景良出狱之后会发生什么还尚未可知。但是，在马来西亚的某个地方或者另一个国家肯定有人会故意视而不见，也肯定有野心勃勃的走私头子正在暗中操作以接管黄景良的走私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