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用人单位使用智障人士作苦力的现象被媒体曝光后，就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在领导做出重要批示后，事件会得到迅速调查，在社会的高度关注下，最终得以解决。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每次此类事件，都需要先通过媒体曝光，才能引起人们足够重视？为什么当地监管部门没有事先进行调查？
用人单位曾诡辩称，让智障工有饭吃是行善行为。但智障人士不仅拥有基本生存的权利，还和其他所有智力正常的人一样，拥有包括追求幸福、尊严、休息、获得劳动报酬和安全劳动的权利。我曾多次强调，要让人活得有尊严，生命的价值和尊严高于一切。
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应该是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身体上具有缺陷的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妥善救助的体系。中国并不是没有针对智障人士的救助制度。1990年通过、2008年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就对包括智障人士在内的各种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各级民政部门、残联和各种慈善团体也对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即使是一种完美的制度也面临着落实的问题。在具体执行中，中国的救济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救济经费不足。总体而言，能够发放到智障人士身上的救济金金额过少，在一些西部省份或偏远地区，每位智障人士每月所能够领取的救济金，甚至只有几十元人民币。而相关研究显示，贫穷往往会导致新生儿的智力低下，因此这些生活在贫困家庭的智障人士，无法通过救济手段，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治疗费用；他们能够胜任的岗位很少，无法通过自身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此外，社会上也存在着对这一群体的歧视。因此，很多时候，智障人士所在的家庭因为经济上的困难，只得将其送往收养所、救助站等社会福利机构。但由于这些福利机构的资金也不充裕，同时监管上存在的漏洞，导致了极少数福利机构的负责人与不法分子相勾结，从而引发了此类事件的发生。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针对智力上有缺陷的人士建立了许多救助措施。例如，美国在林登·约翰逊总统在任期间（1963年11月—1969年1月），设立了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智障人士总统委员会(PCPID)，其宗旨是为全美国的智障人士提供“体面和有尊严的社会地位”，而在之前，美国也有类似的针对智障人士的总统专门委员会。此外，作为非政府组织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也有许多专门针对智障人士的NGO。成立于1950年的“美国之弧”(The Arc of United States)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目前该组织在美国全境有14万成员和730家分支机构，通过筹集民间资金和企业捐赠的形式，为智障人士特别是儿童提供援助。英国则在2001年通过公布“重视人的价值”(Valuing People)白皮书，该白皮书是英国政府21世纪对智障人士的指导性文件，从教育、医疗、居住条件、就业、生活质量等各个方面为智障人士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和救济。
我认为，除了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以外，目前中国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加大对智障人士的救济金援助力度。为了实现这一点，除了发挥政府和各级民政部门的作用以外，大力支持NGO的发展，是改善目前智障人士状况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民间已经有非常多的慈善组织在进行着类似的努力，这些组织的成员，是一群有着很强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他们也更愿意为包括智障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类弱势群体提供援助。此外，有关部门应该切实吸取教训，完善福利机构的组织架构，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监察部门也应该对用人单位，特别是私营小企业进行严格的用人审查制度，从而有效地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人们总是健忘的，特别是有些事件，虽然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的大量宣传后，可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人们就会停止对这件事的讨论。例如，我们现在很难通过媒体再了解到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受害者的近况。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他们是否因为这件事心灵上受到了永恒的创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应该保持对他们的长期关注，建立一种跟踪机制，在这些智障人士被解救返回原籍后，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否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救济？他们是否会得到充分的治疗，特别是心理上的治疗？他们的家庭成员会对他们的归来持一种怎么样的态度？我们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让他们更有尊严、有爱地活下去。
(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