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被称作“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人口之一”。在港人的观念中，慈善不仅仅是怜悯和施舍，他们是把服务社会当做自己应尽的责任，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社会氛围：拥有足够的财富并不代表成功，社会奉献和社会责任感是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准。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香港对慈善的观念成为许多企业家向慈善家转变的动力之一，不少富豪用在慈善事业上的精力比用在企业上还多，推动了香港慈善业的发展。
李嘉诚在1980年就成立了李嘉诚基金会，到现在对教育、医疗、文化等公益事业的捐款逾130亿港元，他将基金会视为“第三个儿子”，投入其1/3的资产。今年9月，李嘉诚宣布拨出3亿港元发起“香港仁 爱香港”公益活动。他曾说：“我的钱来自社会，也该用于社会，我已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是只为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
余彭年，香港知名商人、著名慈善家，主要从事地产建筑、酒店业。2007年，余彭年与李嘉诚一起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14大慈善家之一。2010年，88岁的余彭年宣布将其名下剩余的所有资产，共计32亿元人民币，全部投入“余彭年慈善基金会”，“余彭年慈善基金会”的资产价值达82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第一个超10亿美元的慈善基金会。余彭年在2004年辞去酒店董事长的职务，成为一名专职慈善家，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之中，他启动的“光明行动”在全国18个省做了15万多例白内障手术，帮助大批贫困患者重见光明。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香港慈善家李兆基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在事业稍有成就时，就开始热衷社会公益，早在1978年，李兆基斥资2000万港元重建香港培侨中学，从2005年到2007年，他仅向香港各大院校捐赠就达11亿港元。李兆基也为内地提供大量资助，近年为支持复旦大学教育建设捐赠了1亿元人民币，向北大、清华共捐赠4亿元人民币。对于一向低调的李兆基，曾有人评价：“求他自述难，求他捐款易。”
“满城尽怀慈善心”
富人群体的社会贡献率高，普通市民呢？
每年香港都会组织“公益金百万行”活动，“百万行”是香港众多筹款项目中历史最悠久的活动之一。港人不论什么身份，都乐意加入募捐队伍中，普通市民尽其所能参与其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慈善，已不是富人的专利。
“卖旗”也是香港募捐活动之一，义工在街道上向路人筹款，当人们把钱投入筹款袋后，义工便会将一张小贴纸贴在捐款者的衣服上。每逢周六“卖旗日”，许多由香港中小学生自发组成的“卖旗仔”会拿着透明的募捐箱，用“贴旗”的方式募款。
有些人身上已贴有“旗子”，再次经过募捐箱时，继续把钱投到里面，结果身上就会被贴上好多枚“旗子”。
在“卖旗”的过程中，难免会遭到拒绝，但这并没有打消“卖旗仔”的热情，多次参与过“卖旗”的黄同学说：“虽然有时会被拒绝，但不觉得尴尬，因为是在做善事嘛！”陈太太经常带着自己上四年级的女儿做义工，她与女儿互相比赛谁“卖旗”的数量多，她说这样不仅能锻炼孩子的沟通能力，更能让孩子从小懂得要帮助别人，培养爱心。
慈善何以蔚为风气
慈善公益风行港九，并非一蹴而就。形成这样的风气，有赖于当地政府、社会机构、热心人士的长期推动，使公益概念深入香港人心。
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发生暴乱，提供社会福利对当时的香港社会起到了安抚作用。香港政府与志愿福利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后，前者对慈善事业一直起到支持、鼓励和推动的作用，现在香港的许多非营利机构，不单在提供服务方面分担了政府的负担，还在财政上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已成为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强大力量。
香港作为一个多元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因此香港慈善组织在面对有多种需求的社会群体时，也提供多层次、多形式的服务，将服务拓展到各个角落，建立不同档次的福利设施，覆盖面大，受益人群广。众多的香港慈善组织，用多种形式帮助当地社会底层人群。
由于香港历史的特殊性，慈善事业经历了不寻常的发展，西方观念的逐渐渗入，使香港慈善“西化”色彩比较浓厚，尤其在制度层面上借鉴了海外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成功运作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制度的有机结合，成为香港慈善的一大特征。
港人还为内地提供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帮助。“谭兆基金慈善基金”创始人谭兆，祖籍在广东新会双水镇，他初期是在香港成立公司，借内地改革开放的东风，谭兆回到广东投资，赚钱后饮水思源，多年来累计在内地的公益捐资高达数亿元人民币。正因为许多港人在取得财富的同时怀着感恩的心，乐于助人，热心公益，香港慈善才会如此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