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晨是个把一辈子活成两辈子的人。
刚刚过去的7月，她一直在探访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惊悸”于它污染状况的惨烈，在交通不便的路段，她租了一辆“蹦蹦”，坐在车上沿路考察，结果三轮摩托车的尾气和永定河散发出来的臭气纠缠在一块，把她熏晕了，同行的人慌不迭地把她送进医院，一通折腾才终于回过神来。
到了8月，她急着动身前往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区，这是长江、黄河、澜沧江3条河流的源头，但近年来草地退化、沙化和水土流失等问题正困扰着这片土地，野生动物的生存现状也面临着挑战。而最让人担忧的是，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可能决定着这三大水系的命运。
这些都是白天忙活的事情，到了夜里，她要给媒体写稿，写书，一本名为《我们的野性生活》的书就要交给出版社了。书中记述了走在中国环境保护战线上冲在最前沿的人们，以及与汪永晨一起为环境而战的朋友们之间的情谊。
现在，她又多了一个任务——为网络版的“江河信息”供稿。她的最新记录是，在海拔4300米的玛多县写完了当天在黄河源的采访。凌晨三四点钟睡觉，对她来说成了“家常便饭”。
她常说，自己有两重身份，既是一个记者，也是环保NGO人士。这个1954年出生的中年人，经历了大跃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后以发展为主导思维的改革开放年代。现在，她和她的朋友们正在努力让社会接受一种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就像她说的，用记者的身份关注环境，更敏锐，更及时。以NGO的方式参与环保，那是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同时用两个身份来做这个事情，这注定了她要把一辈子当成两辈子来过。
江河十年行
2007年8月3日，汪永晨和一帮朋友在商量新一年的“江河十年行”计划。在场的有这个活动的总管家萧远；有中国的水问题专家马军；还有一些多年来陪伴着“绿家园”组织成长的朋友们。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决定分开10月和12月两趟完成今年的“江河十年行”活动。
去年的行程始于初冬，队伍主要由各媒体的记者组成，也有独立影视制作人。经费是由大家自理，一切从俭——这是“绿家园”组织的一贯风格——从这一年开始，汪永晨
计划用10年的时间，每年走一遍川西、滇西北地区的主要河流，认识这些河流的自然生态、风土民情，了解这些江河水能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河流沿岸的经济状况、百姓生活。
行程中经过的河流主要有: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一路上涛声不断，村庄连绵，而汪永晨则大喜大悲，起伏不定。喜的是，杨柳湖水库、木格措水坝等工程已经确定停建，悲的是许多河流还在日夜兼程建设水利工程，而怒江、虎跳峡等牵动众人心弦的项目仍然悬而未决。
2006年11月20日，一行人从成都前往康定木格措，沿青衣江到了雅安地界，中午翻过二郎山，山这边阴雨绵绵，那边却见着了太阳。直到天色渐暗，才到了海拔近4000米的木格措景区。夜里，他们借宿在一户藏族人家里，顺便确定了这户人家作为追踪10年中的一户。那天，汪永晨问了同行的每一个人，小时候家乡的河和现在一样吗？很遗憾，她听到的回答是无一例外的，小时候家乡河流的清澈不见了，空剩干涸的河床或河里的污水。她坐在笔记本电脑前给各媒体发稿，直到夜里3点多才忙碌停当。
第二天，6点刚过，大家陆续起床，发觉夜里天降大雪，直到早晨还有雪片纷飞。汪永晨穿着一身红色风衣，在雪地里梳头，兴奋得大叫摄影师给她拍照，一点没有整夜赶稿的倦意。之后众人吃过自己亲手参与打出来的酥油茶、糌粑，出发前往海拔更高的木格措湖泊。
绑着铁链的汽车在山路上爬行，一度几乎滑出路面，最后，终于在午后到达了木格措湖边。这时湖面云雾蒸腾，刚露出头的阳光打在一座木桥上，差不多就是原来设想修水坝的地方，而已经有确切的消息说，工程停建。众人被眼前美景震撼也为好消息振奋，大呼小叫起来。
突然，听见了汪永晨的哭声。
2003年6月，汪永晨第一次去木格措，从此开始了对木格措修水坝的关注和呼吁，其间经历了太多挫折、委屈、痛苦，虽保住木格措非她一人之功，但终究比局外人感受要深切得多。
马军对汪永晨说:“我们努力了，也留住了，应当高兴才是！”
汪永晨不管，搂着萧远放声大哭。15分钟之后，才逐渐平息，破涕为笑，对大家说:“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我是高兴的！”
这是值得记述的一幕，而这一幕也很能表露汪永晨的特质——即使在做一件艰难的事情，她也仍然以文艺气息很浓烈、感情很饱满的方式去完成。
一路上，汪永晨既是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别人，又是以NGO专家的身份接受其他媒体采访，在两重身份之间来回转换，忙得晕头转向。但每到一处，她必定记得要到邮局为明信片盖一个邮戳，开始时大家觉得麻烦，但慢慢地所有人都把她的个人偏好当成了公共事务，抢着帮她去盖邮戳——她就是这样，用坚定的态度去感染别人。这个态度，让同行的人都相信，这个活动必然能持续10年，而不会是一年，或者两年。
第一年的“江河十年行”记录了大量对江河以及民众考察的素材，也向外界做了很多的报道，如若10年连缀起来，则可能为这一段中国江河被快速开发与
利用的历史留下记载。一行人看到，有些地方的民众，对于正在规划甚至勘探的水电工程，有非常好的参与意识，而更多的沿河民众却茫然无措，不知道将来的命运将走向何方。
细数来时路
汪永晨的“绿家园”组织成立于1996年，但她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则要早得多。1988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汪永晨制作了广播节目《救救香山的红叶》和《还昆明湖一池清水》，在听众中引起了反响。1994年，她因在节目中介绍了江苏一所农村小学的师生爱护小鸟的故事而获得了中国环境新闻一等奖。
1994年，她到美国采访，一位外国友人问她，是否认识刚刚在中国创办了第一个环保NGO的梁孔杰(音)，回国后，她终于找到了，原来是“自然之友”的梁从诫先生。于是，她加入了“自然之友”，再后来，她发起了“绿家园志愿者”。她希望用一种松散的形式，让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听众都可以参与进来，而不是严格地实行会员制度。
从此之后，她带着一批志愿者浩浩荡荡地做环保。她常对大家说:“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这其实也是一种玩！”
就这样，她和一大群男女老少奔向大自然。他们到内蒙古的恩格贝大沙漠种树；去山东蓉城天鹅湖观鸟；在江苏盐城和黑龙江扎龙与丹顶鹤过冬度夏；在武汉和当时世界上仅存的一头人工饲养的白鳍豚“淇淇”一块度过了它豚生的最后时光；镜头里装下了新疆南北江的风情、内蒙古额尔古纳大兴安岭最后的原始森林及五颜六色的湿地；当年柳宗元笔下《永州八记》中的小桥流水、永定河源头的神头泉都留下了志愿者欣赏的目光和带不走的生态足迹。因为快乐，更多的人加入。连北京的一群外国专家，也都成为“绿家园”的追随者。
作为拥有几万名志愿者参与环保行动的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只有两三个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负责联络每月一次的“记者沙龙”，每一个长假中的“生态游”和其他一些活动，参加活动的人员是相对松散和灵活的，“园长”汪永晨的“家规”是:一切随意，来去自由。
至今，“绿家园”仍然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走进自然和分享知识是他们最为基本的理念。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的环保NGO从起步到发展，参与了越来越多的环保议题，而“绿家园”始终以自己的步履在前行，始终保持着快乐而松散的氛围，既不急躁，也不放弃。
2006年，在“绿家园”发起10周年的这一天，汪永晨带着“志愿者”来到了一所小学，在那里为“绿家园”过“生日”。老朋友、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说:“10周年，你们在小学；希望15周年的时候，你们该在中学了。”
是的，这些年正是“绿家园”从小学走向中学的成长阶段，但从“绿家园”成立时起，它就一直没有正规地注册。1999年，汪永晨获得了“地球奖”。她将两万元奖金捐给了中华环保基金会，设立了“绿家园志愿者”教育基金，算是在环保基金会下有了一个名分。但因为没有在民政部进行注册登记，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账户和钱，所以每次做活动都靠大家临时凑钱，这多多少少给组织向前发展带来了障碍。
2007年8月3日这一天，汪永晨决定成立一个“绿家园传媒工作室”，用商业注册的方式来运作，支撑“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江河十年行”以及“绿色记者沙龙网”等项目的开展。一个运作了
10多年的环保组织，在活动上已经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其结果最终还是要以这样一种商业注册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合法身份。
推动媒体和NGO的良性互动
走进环境保护领域的时候，汪永晨是个记者，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阅读绿色”，接听环保热线，带领听众和她一起“走进自然保护区”，加之她喜欢在媒体上写文章，所以不少环保议题都很早就由她报道出来。比如1996年云南德钦县砍伐天然林事件，就是她和同事们在媒体上曝光，最终推动了国家出台禁止天然林砍伐的法律。
1998年，保护藏羚羊的呼声很高，汪永晨的一部广播特写《走向正在消失的冰川》，讲述了全球气候变暖给青藏高原带来的影响，也讲述了藏羚羊在长江源的境遇。这个节目最终获得了亚广联广播新闻大奖。
到了2003年，汪永晨和中国青年报张可佳等赶到即将建水库的木格措采访，她们的报道，及在“绿色记者沙龙”上的信息发布，带动了上百家媒体跟进。甚至一时间，国内外的舆论聚焦在那里，使得工程暂缓以及重新讨论，从那时开始，汪永晨意识到了媒体影响环境领域决策的可能。
于是，人们开始讨论:中国的NGO走上了政治舞台。
北京大学研究志愿者的专家丁元竹说:“‘绿家园’不仅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迈出了一步，对人和人之间也在探索一个新的方式。”著名学者杨东平在总结“绿家园”10年历程时认为，无论是“自然之友”还是“绿家园”都应该在公众参与上有所作为。在这方面“绿家园”是走在前面的，有非常优秀、非常出色的表现。如在水电开发的公众参与方面，而且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对整个国家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汪永晨至今记得，她第一次前往怒江之后感到的焦虑。在她们接触的怒江民众中，初问，99％的人都赞成修筑水坝，对绝大多数的怒江人来说，水坝意味着脱贫致富，奔小康。至于修筑水坝带来的种种后果，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甚至没意识到，一旦修好水坝，他们将可能永远从这片世代居住的地方迁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知情权，更不知道什么是公众参与。
一个水电站投资几百亿，由于破坏了一些团体的利益，汪永晨和她的一些朋友们都曾被冠以反对现代化、伪环保的恶名。
汪永晨常说，环保NGO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太悬殊，虽然有时能取得暂时的胜利，到最后往往还是无能为力。“不要高估了中国的NGO，我们和这些利益团体较量，感觉就是业余队和专业队在一个赛场上比赛，不是一个层次的。”
正因为这样，汪永晨非常珍惜现在每月一次举办的“绿色记者沙龙”。这个沙龙经常就当前最热门的环保议题，请专家跟各媒体记者交流。这不仅提高了记者的环保知识，往往也能让很多记者产生对同一个议题的关注，并形成大规模媒体报道的效应。在中国环保NGO逐渐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对众多决策发出自己声音的过程中，类似这样的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汪永晨说，记者沙龙不仅仅是一个课堂，也是一个信息交流的场所和不同观点对话的平台。
2006年，汪永晨和她的朋友们在全国11个省会城市举办过绿色记者沙龙。
活动过后，一些城市就保留了这个形式，定期举办；她还和朋友们一起做成了绿色记者沙龙网，请各地记者帮忙，监控15个城市的环境状况。媒体和NGO的良性互动越来越广泛。
汪永晨自己也感慨，为什么记者和NGO人士相互转换的情况会在中国形成趋势，她明白媒体和NGO有时候有着不同的立场，“只是目前NGO的力量太弱小，而所做的事情又很迫切，所以才赢得媒体这么多的关注。”
“我非常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记者的本行”，汪永晨说。
困难与希望
从事环保多年，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压力也都体会过，但汪永晨自认，她所承受过的最大一次压力来自于媒体。
在2003年、2004年媒体几番报道江河建坝之后，恰逢印尼海啸暴发。汪永晨在《新京报》上撰写文章，呼吁人类应该敬畏自然。很快，一位院士在另一个媒体上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文章——《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之后汪永晨又写了《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一场围绕科学和自然的大讨论在媒体上拉开了序幕。
一开始，这场论辩似乎只是观点之争，但不久论争转入对于国内民间NGO的立场清算，某些学者认为民间NGO组织接受了国外的捐款，可能有并不纯良的居心，于是连NGO所做的项目也是值得怀疑的。双方的讨论迅速朝意识形态化的方向滑落，甚至成了对民间NGO的口诛笔伐。
“真的没有想到，从民间NGO起步开始，虽然时常有与利益集团的斗争，但意料不到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也站出来指责我们。”时隔两年，汪永晨对这场讨论仍然有很多感慨。但现在的汪永晨更愿意把这场论辩当作另一种力量对于环保组织的监督，“原来我们热情有余而专业
性不够，因为有了监督，现在我们正变得更加科学、更加专业，所以还是要感谢他们的批评。”汪永晨说。
通过这个事情，汪永晨也更加体会到，推动环保事业与利益格局或者与不同观念立场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所以面临各种各样的障碍都是可以预见的。让她感到高兴的是，近来民间NGO和一些政府部门有了越来越多的沟通和接触，甚至还能相互支持。现在，她和朋友们还会在一些外交场合出现，向国外的友人，甚至是国家元首介绍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发展。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人，尤其是缺少领军人物，这是我对环保NGO事业发展最大的担忧。”汪永晨说。
今年是让人焦虑的年份，各地的环境灾难频发。汪永晨正和媒体与NGO的朋友们商量，可以集合在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偶尔闲下来的时候，她也会想，“为什么这么多年的努力，大自然却没有变得更好呢？”
然而她也会转念想，“木格措、都江堰的水库已经停建，怒江和虎跳峡的工程也缓建下来了。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并影响到决策中的事例越来越多。北京六里屯垃圾发电暂停、厦门PX项目暂停、上海磁悬浮列车要进一步论证，公众关注环境，关注自然，关注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切的努力总算还是有所回报的。民众已经觉醒，更多人还在继续参与进来了，总会一点点好转的吧。”她这样宽慰自己说。
采访札记
做志愿者是快乐的
□曾繁旭
“我一直有这样的观点，NGO是一个能给你带来快乐的群体；NGO是一片实现个人理想的天地；NGO是一伙志同道合人的组合；NGO是一个追求自我价值多于追求名利的集体。10年来，我尽情地体味着其中的快乐，发挥着自己的特长，实现着自己的人生理想，感悟着不是世外桃源的桃源生活。”汪永晨说。
在过去的10年间，汪永晨几乎见证和参与了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环保事件，有一位杂志记者曾称她为“狂热的环保主义者”。她对朋友说，还用什么狂热呀，直接说疯狂不就行了嘛。她说自己的观念其实很简单，“就像一位朋友说的，我们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不光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地球的明天，干明天的事，使的劲儿当然要加倍。为明天付出的热情和干劲儿，在今天看来是狂热，对明天来说就是不可或缺。”
除了快乐，汪永晨的另外一个关键词语是分享。“绿色记者沙龙”就是在这样一种分享的心态之下办成的，因为她宁可让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也不愿只做独家新闻，而一群热情的环保志愿者能聚集在“绿家园”，也是因为她的感召力和分享精神。
当然，有时候汪永晨非常较真甚至非常拧。2004年，她和马军等一行人到四川西部贡嘎山做考察，当日天色渐晚，正在下雨，河水开始涨起，他们还要沿崎岖的山路返回，考虑到这些，大家都说，走到这里就行了。可汪永晨说:“不行，前面还有一个湖，一定要去看看。”因为她的坚持，大家只好同去。回来时，他们在大雨和石缝中穿行。而汪永晨的腰病几乎让她寸步难行。
汪永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这条快乐、分享与较真的环保路上，她越走越远，越做越好。她说:“快乐，不花钱也办事，贴现率，是我对NGO的全部理解。快乐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不花钱也办事，是NGO直面生存的方式之一；贴现率，如果借用狂热来说，则是对未来的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