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专家说，5.12汶川地震后，基金会和草根NGO进入合作时代，是中国公益产业的重大变革。在公益产业的产业链中，基金会是资金提供者，各类专业型的公益服务机构是公益服务的终端。
但对于本土的非公募基金会和本土的NGO而言，双方的合作都还处于摸索的初期阶段，困惑、矛盾不可避免……
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最近有点着急。机构与国内某著名企业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合作了一个公益项目，该公益项目的实施周期为一年半，从2009年7月至2010年12月。但是，项目的资金一直没有落实到位。
“原本说好，基金会将这个项目的资金会分三批划拨给我们，如今时间过去都半年了，第二批的钱却一直还没给。”宋庆华说，“这其中除了双方的误会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成立基金会的企业出面干预基金会的项目运作，另外，基金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在不停地换表格，比如项目申请表、项目清款表等等，已经换了四次了。总之是各种原因导致了资金迟迟不能下拨。”
背后企业“伸手”
如果出现企业插手基金会运作项目的情况，那说明基金会的独立性不够，企业和基金会之间分的不清楚，这是不好的现象，基金会应该是独立的，企业应该做企业该做的事情，那就是挣钱，然后捐给基金会。
社区参与行动与这家非公募基金会合作的项目，主要是通过建立参与式的社区治理机制，使社区居民和社区发展的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积极参与到社区生态自净水景、雨水回收、社区农业、垃圾分类处理及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的活动中来，并取得可持续的社区生态改善成效。
“这个项目我们觉得很好，我们主要是给居民做能力建设，而能力建设是看不见的东西，可是他们(资助的基金会)非要安装一些硬性的设备，因为这个是可以看见的成果。”宋庆华说。
宋庆华认为，企业出面干预所资助的项目的实施，这并不是基金会的意愿，而是基金会受到了它的上级的压力，“企业是有自己的慈善理念，可是你既然都已经捐赠成立基金会了，你就不要干预基金会的发展，如今基金会夹在中间很难做，因为企业非要看到基金会的钱是怎么花的，成果怎么样。”
宋庆华与基金会合作的项目，第二批的项目资金到现在还没给，“基金会要听董事会的想法。”当然，宋庆华也认为机构自身也拖延了时间，由于是与政府部门合作，延缓了该项目的开展。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发现，企业发起成立的基金会与企业自身的形象没有分开，“国外的很多基金会，比如福特基金会，是由福特公司出资建立的，但是在多年前，福特基金会就成立了独立的理事会，和福特公司完全分离了，基金会与福特公司没有任何瓜葛，基金会的任何决策都不会受到企业的影响。”
让中国的私募基金会马上做到像福特公司和福特基金会那样的分明，李波认为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但是长期目标是这样的。”
基金会应该有独立的社会公益的视角，“基金会与企业分开，能增强社会的公信力，私募基金会应该与民间组织互动。”
一位业内专家表示，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不过才五年而已，在现阶段，非公募基金会，尤其是企业发起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难免要受到企业的干预和影响，而资助型的非公募基金会还要与自己的合作伙伴即草根组织处理好项目合作关系，因此，基金会必然会夹在企业和合作伙伴之间，难以作出让双方都满意的选择。
也并不是所有的非公募基金会都受出资方的牵制。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告诉记者，南都基金会与企业完全是独立的。“如果出现企业插手基金会运作项目的情况，那说明基金会的独立性不够，企业和基金会之间分的不清楚，这是不好的现象，基金会应该是独立的，企业应该做企业该做的事情，那就是挣钱，然后捐给基金会。”
刘洲鸿认为，企业尤其是企业的主要出资人，要有让基金会独立发展的意识，要让基金会走专业化的道路。另外，基金会成立后，基金会在资源上依旧依赖企业，但是基金会在工作上应该是独立的，企业和基金会不要有关联交易，更不要插手基金会的项目。企业和企业家建立的基金会，应该有高瞻远瞩的意识，应该把基金会当做专业的机构而不要当成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部门，尽量让基金会独立的发展，基金会应该由理事会来领导，而不应该由企业领导。“很多企业建立基金会后，没太认真搭建基金会的发展战略，包括聘请专业的人士执行，目前有些企业成立基金会后，是由企业的人来运作基金会，这很不规范。”
“能力”之辩
一些NGO是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NGO也有个成长的过程，NGO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比较短，但不能因为能力不足就不资助它，基金会也可以资助NGO进行能力建设。
除了基金会本身难以真正独立的问题，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认为，在与NGO合作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能力建设的问题，一个是财务不规范的问题。
但似乎宋庆华并不同意。她承认NGO在能力大小方面层次不齐，但是，“私募基金会总是认为NGO没有能力，我不能认同这种看法，我只能说基金会没有“发现有能力的NGO”的能力。”宋庆华说，“比如我们与一个基金会合作八年了，基金会对机构的资助额度却一年比一年多，每次都是一两百万的项目，如果说本土NGO没有能力，人家为什么还要继续资助呢?”
刘洲鸿则表示，现在有些NGO是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NGO也有个成长的过程，NGO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比较短，但不能因为能力不足就不资助他，基金会也可以资助NGO进行能力建设。
另外，本土NGO也发现，基金会本身也存在并不能够尊重合作双方所达成的一些协议的问题。北京爱思创新信息咨询中心主任李利亚在与某私募基金会合作过程中发现，在项目申请书中，已经将项目的目标说的很清楚了，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基金会指手画脚，将目标改来改去。
“如果基金会认可了我们的项目申请书，那么我们根据申请书具体执行就好了，可是基金会在项目实施点看了之后，提意见，改做法，而且他们提的一些要求，我们不认为是合适的。”李利亚说。
李劲则认为，基金会在投入之后希望看到具体的成果，但是他发现有些NGO倾向于做活动，“而参与式的成果是难以预料的。”
其实，在基金会认同目标的情况下，如果NGO做事的方法是对的，就应该支持NGO，“如果你总是要求‘可见’的东西，是有问题的，像能力建设这种东西是不可见的。”李利亚说，“与NGO合作的过程，其实对基金会来讲也是一个成长过程。”
对于有些NGO能力不足的原因，李波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原因，一个是当前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基本没有社会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和动手能力比较有限，求职的压力更是让学生们难以追求社会理想。“公益组织对员工的综合能力要求更强的，因为他们面对的问题更复杂，特别要求新人理解社会问题和需求，具备主动工作，主动创造的能力，而现在的大学在学科设置上，专门为民间组织培养人才的学科设置仍然凤毛麟角。”
李波认为，大学要创造宽松的环境让大学生在学校期间有更多的机会在民间组织学习，了解民间组织，树立到民间组织服务的择业观。
另外一个原因，在李波看来，是由于基金会对NGO的资助更注重解决具体的问题，通常不愿意在项目设计中关注组织建设，机构能力建设等组织的内部需求。同时，对国内草根组织的人力、行政等管理费的标准也尽量压到最低。甚至有不愿意支付人员工资的基金会。
因此，职场的人有生存的压力，他们很难选择民间组织，特别是对接近成家立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来说，国内NGO的福利待遇没有什么吸引力。这与公司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NGO的人力成本是很低的，多家北京的草根组织职工的工资只是微微高于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水平，而且多家组织只能向员工提供较低标准的‘三险’，对住房公积金只能望洋兴叹。而年轻的员工也通理解组织困难。这样的局面怎么能保证有一定社会经验和专业素质的人员的稳定性。实际上，国内组织吸纳中高层人力资源方面正遇到很严重的障碍，以此同时，经过一段时间培养的人才还要面对来自福利更好的国际组织或者多边组织的‘挖墙脚’”
双方都有难言苦衷
一些基金会要转变观念，既然让人干活就要出人力成本，另外，公众也需要教育，光把钱用于项目，那么执行机构的钱从哪里来?所以还需要有一个社会教育的过程。
财务问题，从来就是NGO之间合作过程中比较敏感的问题。非公募基金会对于“财务方面”的问题更慎重一些。一些私募基金会在在与NGO合作过程中发现，好多机构甚至没有专业的财务人员。
“财务不规范，民间组织的确要针对问题，积极学习和改善，细心听取财基金会务方面的帮助，在财务管理的大原则上应该和基金会达成共识，努力在系统的建立和操作上经得起审计和财务的检查，对捐款人和受益人负责。”李波说。
可是，李波认为，财务问题还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李劲告诉记者，NGO向基金会申请项目，然后招聘项目的工作人员，项目结束了之后，机构要么解聘项目人员，要么寻找新的项目资助，辞退项目人员或者完全避免两个项目之间青黄不接的时段都是不容易做到的。基金会审批项目的时间有时也会比预计承诺的要长几个月，或者在一个项目的中期审批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两个月的等待，而基金会有可能不负责这段时间的员工工资，这些情况都需要NGO自己来面对。在机构注册、年检、税务等程序上，不同组织还有一些难言之隐需要自己去“创造性”的解决。
李劲所在的万通公益基金会在资助项目时，约定人员费用占整个项目费用的10%。在听了合作伙伴的意见后，李劲打算在今年将这个比例改一下，但具体多少没有一个定数，“摊在阳光下和伙伴们商量。”李劲说。
李劲认为，在资助项目的过程中，有些项目中有不合适的一些费用，比如吃饭、志愿者的补贴等，“这些是与项目无关的费用，”李劲说，“基金会作为财团法人，受公众的信托管理公共财产，因此钱的安全性十分重要。由于种种原因本土NGO的财务不发达，本身的财务构建和财务公信存在一定的问题，基金会是基于信任才支持NGO，那么NGO如何回报这种信任?”
因此，李波认为，财务清明的问题一方面要有制度的保证，另一方面是基金会和被资助者在价值和相互尊重方面的共识与合作程度。基金会的财务管理和民间组织的财务管理在终极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但相互的理解和在具体问题上的开放、灵活和彼此尊重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国外也有特别严格的，不给人员工资的也有，我不认为不给人员工资是国内基金会独有的，但是基本上，国外的基金会理解特殊现状，愿意灵活处理的情况比国内基金会稍微多一些”李波说。
“南都公益基金会在与NGO合作过程中必须考虑NGO人员的费用问题，包括一些工商注册的机构，因为他们还有缴税，我们连税费也是会给的。”刘洲鸿说，南都公益基金会与NGO合作的很多项目，其中人员的费用占用了很大一部分。比如南都和某个基金会合作，这个基金会主要资助项目本身的费用，而项目的执行费用、人员的费用全部由南都来资助。
“民间组织做事情是靠人去做，如果人力成本不保证那么项目怎么可能执行?机构如何可持续发展?这种情况谁愿意去民间组织工作?而且，与社会服务类的NGO合作，费用主要是人员的费用，项目的费用没多少，比如社工、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类的项目，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人员费用，这个东西我们是接受的，没有任何问题。”刘洲鸿认为，一些基金会要转变观念，既然让人干活就要出人力成本，另外，公众也需要教育，光把钱用于项目，那么执行机构的钱从哪里来?所以还需要有一个社会教育的过程。
可依赖的希望
基金会和本土NGO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应该倡导这么一种理念，民间组织有人力优势，基金会有钱，基金会应该出钱支持他们，双方的结合实现双赢。
从2004年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到现在，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已经经过了6年的时间，非公募基金会从无到有是革命性的。而中国的民间组织更是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面临着从注册，到募款等各种问题，中国的民间组织创办人都不是有钱人，绝大多数民间组织掏不出钱做事情。
南都基金会副秘书长兼理事长徐永光曾经指出，基金会与公益服务类组织之间并未形成清晰地分工模式，各自的比较优势没有形成，也缺乏合作，各自为战，不能收获优势互补的系统效应。其结果是，公募基金会与民间公益服务组织很难资源对接，草根NGO几乎无法获取本土资源的支持，不得不依赖外援。
依赖海外资金的本土NGO的日子并不好过。“目前，民间组织面临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一些部门怀疑民间组织的钱来路不明，另外，由于中国富起来，海外基金会打算撤出中国去更贫穷的国家资助，而政府购买服务刚刚起步，中国的民间组织面临很尴尬境地。”李波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量私募基金会的出现是个革命性的突破，有了这些基金会，草根组织就有了依赖的对象。“如何互信，互学与合作是基金会和NGO要学习的一个工程，一方面，企业家有很高的姿态，他们做善事，具有光辉高大的形象，另外，他们在从商的效率和盘活社会资源的方法，值得民间组织去参考学习。”李波说。
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企业家也需要向公益组织学习。“商业的目的是利益最大化，而公益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可变的因素比商业复杂得多，这两种组织之间的互动是需要时间，需要彼此的谅解，”李波说。
刘洲鸿认为，基金会和本土NGO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应该倡导这么一种理念，民间组织有人力优势，基金会有钱，基金会应该出钱支持他们，双方的结合实现双赢。
相互学习和问责
基金会与NGO的合作还处于磨合期，从相互抱怨到彼此完善的过程中，双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宋庆华认为，基金会和NGO两边都需要想办法向对方学习，同时看到短处和不足，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有些东西短期内不可能解决。
自2007年5月11日成立之日起，南都基金会就将自己定位为“资助型基金会”：在整个公益产业的产业链中，是一个资金和资源的提供者，通过资金的支持来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的发展，实现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
“在公益行业的发展生态中，只有你活得好，我才能活得更好。”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曾说过，公募、非公募基金会和草根NGO的资源对接，合作发展，是解决公益产业的产业链断裂、改善行业生态环境的理性之举。当然，徐永光也认识到，基金会面向草根NGO开放资源，还面临许多障碍。“草根NGO数量少、能力弱、人力成本高(与政府相比)是不争的事实;企业捐款普遍重硬件、轻软件，见物不见人，不愿为服务项目捐赠款项支付必要的项目管理成本，都是基金会与草根NGO合作的制约因素。”
李波认为，企业可能偏向于短期看到成绩，证明善举有善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项目短期内看不到明确的成果，如果由于短期内看不到成绩而不支持，这对企业自身也是不利的。“就像只关注应用型的学科而忽视基础学科的建设一样，民间组织在公民素质教育方面的努力是不容易马上用清晰的指标体系来描述成绩的，但是长期来说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否稳固将影响到社会的理性发展、当然，民间组织也不能躺在这样的理由上搪塞项目成绩不明确的所有问题。”
基金会与NGO的合作还处于磨合期，从相互抱怨到彼此完善的过程中，双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宋庆华认为，基金会和NGO两边都需要想办法向对方学习，同时看到短处和不足，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有些东西短期内不可能解决。
“基金会与NGO应该加强交流，可以开类似圆桌会议这样的交流会，相互学习，相互提升。毕竟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也不长，存在一些问题，也处于成长期，基金会和NGO应该加强交流，相互提升。”刘洲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