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三周年之际，官方民间聚集成都，对过去救灾经验教训进行总结。4月1日至5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主办救灾管理高级研修班，其间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政策研究部主任祝明指出，官方救灾体系力量有限，希望众多民间组织能够弥补缺陷。
为着双方的进一步沟通，民政部正通过多个场合调研了解民间救灾力量、能力及所掌握的资源，希望推进救灾体系的官民合作。
这得到了与会多家NGO组织的积极响应。眼下，这些组织正在筹划建立民间救灾网络，期望增加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推进与官方体系的对接及互补。
官民救灾体系可互补
官方体系“重大灾轻小灾；重政府轻社会、社区；重灾后救援轻灾前预防……”
总结过往防灾减灾经验，祝明及与会NGO相关负责人都指出，尽管政府的紧急动员和救援能力成效突出，但在一些救灾减灾的细化方面，缺陷显然。
“广大农村减灾能力弱，国家减灾措施无法有效抵达每一个农村地区。”祝指出。
对于当前官方救灾体系的不足，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促进会秘书长甘泉一口气说了8个，诸如“重大灾轻小灾；重自然灾害，轻人为、农业灾害；重政府轻社会、社区；重灾后救援轻灾前预防；重生命财产等直接损失，轻生产和社会损失”等等。
他的总结，被面对面交流的祝明点评为到位，并承诺反馈给单位领导参考。与此同时，祝明也试图分析存在缺陷的原因。
“政府的触角缺失有限。比如民政部救灾司将近20个人，国家减灾中心近100个人，每个省民政厅救灾处平均10个人左右，绝不可能有精力去做太细的工作，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而剩下的，也被认为是民间力量的空间所在。祝明直言，甘泉总结的八大特点当中“轻”的方面，恰恰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填充。
“但到底怎么做才能促进民间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我们还不是很清楚。目前可以参与减灾救灾的民间组织到底有哪些，都掌握哪些资源，能够为救灾减灾提供什么具体帮助，我们很迫切需要知道。”祝明说。
反过来，很多NGO也不清楚政府在救灾行动中掌握的具体资源，期望加强沟通。
搭建共享网络
若有限的民间资源继续流入政府财政，无异于对民间善意的伤害
在民间力量整合和发动方面，相关举措也在酝酿。据祝明透露，“中华志愿者协会”预计将于本月底成立，该协会的“防灾减灾志愿者分会”将设在国家减灾中心，并将在该中心设立若干社工岗位，和官方力量一起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若干民间NGO也在尝试梳理此前与政府互动的经验，意图构建民间NGO减灾救灾的网络平台。
此倡议直接受到盈江地震等前线救灾经验的启发。
据友成基金会救灾中心主任乔栋介绍，在盈江地震中，包括友成等多家基金会或公益组织到盈江县救灾时，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语言不通，加之政府急于救灾，抽不出人手，当地又缺乏本土NGO组织，信息沟通极为不便，故他们求助于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益行工作组负责人杨振美。
杨同时作为当地救灾志愿工作站的负责人，负责将若干家民间组织及志愿者的资源、需求汇集起来，再统筹转往具体的受灾点。
在此过程中，杨也会与官方保持沟通。杨介绍，当资源梳理清楚后及时向政府讲清可以马上着手的“一二三四”，政府立即就给他们“派活”。
眼下，友成基金会意图将类似的经验推广，打造更大范围的救灾资源共享网络。其常务副理事长汤敏介绍，大致的思路是，在全国各省找出一个较有威信的本地NGO，作为枢纽机构和信息资源沟通的节点，并同时负责防灾减灾培训等；再招标选出若干执行机构，具体承担项目执行。
“在民间组织救灾网络搭建后，通过梳理各自人财物资源，提出各自能力范围及项目需求后，再去和官方救灾平台对接。”汤敏介绍。
这当中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与政府达成及时的信息沟通，不至于导致救灾资源的盲目、重复、浪费；另一方面，也希望政府及时告知救灾信息并分配官方资源，提高救灾效率。
保持民间网络平台的相对独立性也被提及，“民间资源梳理后并非一定要上报政府统一管理，若有限的民间资源继续流入政府财政，无异于对民间善意的伤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系主任高天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