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城中向东乘坐40分钟地铁，再在长途公交车上颠簸一个小时，才能看到默然伫立在路边稀疏的丛林里的那所学校。门口陈旧的木牌匾上写着“富平职业技术学校”，清冷的山风有时吹得它咣当作响。
这块牌匾已经挂了9年。在它身后，是一家由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牵头设立的社会企业。创设之初，富平学校的主业是给贫困地区的妇女提供家政服务培训，9年来已经让近万名来自安徽、甘肃等地的保姆走进大城市。
“我们要做不一样的公益。”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说。他比茅于轼、汤敏晚几个月加入富平，现在是这所学校的核心运营者。跟两个学者创始人不同，他做公益前在中信集团工作过，也创办过自己的互联网公司，有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
借助茅于轼、汤敏在学界和企业界的特殊声望，富平学校拥有家政同行们不可企及的明星股东阵容：汤敏、资中筠、张维迎、丁健等人是常务理事，在其理事名单上还有吴敬琏、林毅夫、柳传志、马云、任志强、潘石屹、吴鹰……
茅于轼对《中国企业家》说，自己对乡村建设的推行者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都不熟悉”：“我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问题，着眼于财富创造与分配。他们是从社会的角度，更多着眼在文化、教育。”
富平学校有股东出资，也按市场规则运作，但重视社会价值大过利润。企业的盈余也滚动投入到公益项目中去。
“刚开始的时候，富平定位两个作用。第一是跳板，让农民先进城里来有活儿能马上干个半年，适应了后可以干别的。第二是专业化。到今天，农民已经不太需要这块跳板了，我们就更多做专业化发展，培训更好的育婴师、养老护理员，着眼于中国未来更大的幼儿教育和老年护理市场。”沈东曙说。
9年间，富平学校也从单一的家政培训，延伸出农村小额贷款、低收入家庭儿童教育和生态农业等业务板块。
这所社会企业身上始终寄托着经济学家和其他参与者们的雄心：提供一种有别于政府力量的公益范本，推动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
源起
2002年，检查完山西永济县的小额贷款项目回京的路上，汤敏突然问同车的茅于轼：“还可以为农民们再做些什么？”
茅于轼眼睛一亮，这也是他在想的问题。
“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让他们进城来，对他们来说门槛最低的职业就是家政服务员。”汤敏接着说。在亚洲银行工作期间汤敏攒下很多各国的扶贫经验，1990年代初就向茅于轼介绍了尤努斯的穷人银行模式。
两人一拍即合。汽车行进到太原，二人就开始了解当地家庭服务员用工情况、工资水平与供给需求。等回到北京后，他们吃惊地发现，整个北京市居然没有一家家政培训机构。当年，茅于轼和汤敏联络了三四个朋友，共同出资30万元，办起了一所家政培训学校，为贫困地区的妇女提供家政培训。
茅于轼分两次给学校注资10万元，是大股东。他给学校取名“富平”，寓意“让平民富裕起来”。
2002年3月，富平学校开业，对每个从农村来的学员收600块钱（后来涨到800块），在北京包吃饭、住宿、服装、课本，21天的培训期满后又给他们介绍工作。
19岁的湘妹子、富平学校的学员王元佳听北京另一个家政公司里的同乡说，每月要从自己工资里抽出500块钱交给公司。这让王有点惊奇。她在给一个海归家庭的2岁半的小孩当早教老师。每个月，雇主除了发给她2000块钱工钱，还会另付给富平学校150块钱中介费，她不需要给富平交钱。
沈东曙把富平学校的模式称作“前店后校”：“富平对农民工的培训、对客户的后期服务算是成本，中介费、服务费、培训费合在一起算是总收入。每年算下来有一点微利。”
王元佳2010年从衡阳幼儿师范学校毕业，来北京给富平学校交了500块钱学费，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学习对0到3岁孩子的护理、亲子课等早教技能。吃饭、住宿和课本都是免费，500块钱是她获得现在这份工作的全部现金成本。
转折
一开始，茅于轼不打算借力于政府和其他力量。在头两期培训里，他靠做小额信贷攒下的关系，从熟悉的山西等地拉来了55个学员，做得很成功，大家也都很乐观。但从第三期开始，招生成了大难题。当时负责招生的是从北京通州文化馆退休过来的热心老汉陈祖培，他擅长搞群众活动，但发现自己的强项在农村里不灵光：“一个大男人想（用招生的理由）把一帮小姑娘带走？没人信。”
富平学校随后又赶上非典，30万元很快花完。招生受挫的陈祖培很快绝望了：“我觉得茅先生也办了点好事，热热闹闹一回，培训了这么点人就得了。”
2002年5月，茅于轼夫人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一个年轻的男声说，我叫沈东曙，想跟茅先生谈一谈富平学校。
当时，沈东曙刚刚把自己的互联网公司卖掉，实现了财务自由，打算转行做公益。
“我想做个不一样的公益，但不知道做什么。”沈东曙回忆说。2002年4月，他碰巧从杂志上得知，茅于轼的富平学校因为想尽办法招不到学员，才开了三个月就面临倒闭。
“我有被投资和投资别人的经验，知道治理和团队对项目的重要性。”见到茅于轼、汤敏，沈东曙直白地说，“反正你们现在需要新人新办法，干脆一块来做吧。”
沈东曙的政商经验帮了他，他直接联系有劳务输出需要的安徽省政府，把安徽财政厅、扶贫办、妇联的官员请到富平学校考察，随后又跟妇联到农村去宣传招生。有政府信用作保，安徽来的第一批80个学员很快在北京站下了火车。
“我招8个人招了俩月，他安徽一个县就招了80人，我们应接不暇。”陈祖培不得不佩服。而沈东曙因为学校当时的财务情况，在学校会上宣布自己三年内不拿工资，也让陈惊奇：“当然人家都是衣食无忧的，但是之前真没见过这种人。”
招生之难解决后，沈东曙当之无愧地成为富平学校校长。
2004年，从美国来富平学校交流的NGO同行告诉他们：你们这种做法有个国际称谓，叫社会企业。
沈东曙一下明白了，这就是自己要做的“不一样的公益”：“一开始做我也很认真，但那只是出于职业化的态度，我也不知道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能走多远。但到了2004年，一方面我内 富平学校从2004年起进入了良性的商业化运作，三人的思路也活了起来。茅于轼带着沈东曙去邀请柳传志、吴敬琏等企业家和学者来担任理事。
“当时很多人第一觉得这是好事；第二有茅老的面子在；第三也是觉得姑且一试吧。”沈东曙说，“我们也要花一些时间让人家觉得真的有意思。”
这段时间，茅于轼把原来自己个人做的小额信贷也装进富平学校里来，方便组织化管理和扩张。沈东曙则有意识地用新加盟的企业家和学者力量完善富平的治理结构。
到2010年11月乐平公益基金会成立时，理事及监事数量已经达到21人，常务理事有9个。“3个企业家加5个学者，加一个执行长我，比较平衡。”沈东曙说。茅于轼、汤敏、沈东曙每个月开一两次例会，9个常务理事每年要出席2次理事会、4次常务理事会，普通理事则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学校活动，出席2次理事会议。校长沈东曙每年还向每个理事单独汇报工作。
“他们出了钱，关心他们的钱怎么用，需要来了解情况，偶尔也提些问题。”茅于轼说，企业家们会就小额信贷项目、基金会运作、富平学校走向进行讨论并作出决策。
乐平基金会的帽子底下是“一锅烩”的杂拌菜，在茅于轼看来，内容却一以贯之是为穷人服务。但社会企业如何克制资本的扩充冲动，把收益尽量纳入公益管道里，这位经济学家依然在求解。
“就拿小额贷款来说，要谋利就要提高利率，社会效益就差一些，但经济效益就高一些；要扶贫就要降低利率，社会效益就高，但经济效益就差。所以，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它对传统的经济学，提出了很多挑战。所谓的社会效益，它是没法衡量的。只能做事的人自己去平衡。他平衡的对不对？没个标准。”这是茅于轼的看法。
“我们觉得，学术试验还是次要的。”沈东曙的想法更务实。“开个店首要的是先把店开好。至于你想要研究出什么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沈东曙在富平工作满三年后开始拿薪水，茅于轼比他晚一点也开始拿薪水了。沈说，“我们希望让这个东西的成本慢慢靠近真实。”
目前，新设立的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已经募集了800万元到账现金，同时持有富平社会创业投资公司价值1200万元的股份，成为富平学校重要的“钱袋子”。
民办公助
茅于轼早年独立做小额贷款时，在山西省已经出了名。当时，这个业务虽然在监管上是盲区，但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山西省省长、银监会副主席都去考察过，世行行长专门致信希望合作，银监会官员还以个人身份给临县项目捐了2000块钱，在姿态上给予支持。
但成立富平学校前，自我证明的渴求和对市场力量的强调一度让经济学家们不想跟政府合作，直到沈东曙加盟。
在安徽省政府的帮助下理顺了招生管道后，沈东曙又在富平学校的管理层会议上提出：让政府帮富平学校招生、提供农民工培训的补助。
在沈东曙来之前，茅于轼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搞小额信贷时跟政府实际交道打得都很少，他觉得这不太可能。
沈东曙认为：“茅先生搞天则所是研究制度改革的，跟制度冲撞可能多一些，但富平是做社会服务、扶贫的，这跟政府的实际需求很贴切。”他又一次展现了行动力：从相对开明的安徽省政府入手，谈好了一个合作：每培训一个安徽农民工，安徽省扶贫办就给富平学校300块钱的学费补助，妇联给500元路费、体检费等招生补贴。
“他们（政府）把这叫民办公助。”沈东曙说。
这个项目随后引起了国务院扶贫办的兴趣，中央政府开始探讨能不能在其它省份也尝试做这类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合作。随后，甘肃、湖南省政府也跟富平开始了合作。
“茅先生和我都特别信仰市场的力量，但我们还都能理解市场缺陷。理论上尽量让市场解决问题，但如果我们和政府目标一致，可以让政府来购买我们的服务。”沈东曙说。
富平还正在成为低端人群与政府对话的管道。陈祖培在政府座谈会上听到官员抱怨保姆工资过高时，会直言不讳地反驳：“您看到的就是哄哄孩子、打扫卫生这点活，但她有很多付出你没看见：她抱您的孩子，她就不能抱自己的孩子。她妈生病没人管，她得搀着您妈。30多岁妇女，一年都不能跟丈夫团聚。光这些，就值2000块！”
富平学校有豪华理事阵容和因此获得的资源倾斜，时常让同行感到不平。北京金助友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强说：“富平学校凭借股东背景，能享受更多的政府便利。”
王志强没有意识到的是，富平学校争取到的政府便利，也在惠及整个行业。
2008年的金融危机里，汤敏依据富平民办公助实践给国务院写了份报告，建议从政府层面支持家政服务行业以解决就业,得到了高层的直接批示。2009年8月，商务部联合财政部、全国总工会启动“家政服务工程”，富平学校从这项政策中拿到了130万元补助，进而干脆取消了向农民工收取的培训费。
汤敏给国务院写的信最后变成一项国家政策，让富平团队很有成就感。“现在中央财政对家政女工的补助每年有十几个亿。在政策层面上推动规模化的影响，是我们的一个追求。”沈东曙说。
“另外，经济学家们也是想通过经济学实践来证明民间机构的效率与作用。”汤敏则说。
架构再造
“2002年到现在，就我们这几个人投资的民办学校，投资了30多万，解决了两万人的就业问题。政府投资300万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应该大力扶持我们。家政服务员一人一年挣两万，我们创造的GDP是4个亿。”茅于轼笑起来，皱纹里溢出朴素的满足。
但他也发现，中西部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现在就算政府帮着反复动员，富平再也达不到以前每年3000多人的培训规模。“现在一年能来2000人就已经不错。”
招生情况在今年春节后更是恶化，陈祖培察觉到家政培训市场的冷清：往年过完正月十五，大拨农民工就开始涌进富平学校，但今年过完元宵节，学校才来了不到20人。到3月初，学员规模也就在50人左右。“一个是火车票难买。另外，我感觉农民工今年好像不是很积极来挣钱。家门口能挣1300的话，北京给1800，他们就不来。”
沈东曙清楚，富平的家政培训业务寿命可能到了。“新一代农民工开始考虑比较长久的职业发展。上一代旧农民工出来时就40多岁了，觉得做保姆就很好。新的农民工现在才20岁，她会想我5年以后干什么。”
早教老师王元佳就已经给自己做好了三年规划：读北师大的成人自考课程；上新东方的雅思培训班；攒够6万块钱。三年后，去加拿大读书。
社会企业家们的试验还在继续。
2010年，组织者们重新调整了架构，成立一个2000万元规模的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现在基金会右手是富平学校，左手是一个投资公司。投资公司负责办社会企业、办小额贷款公司。如果办的过程扶助的是低端人口，需要动用其它资源来帮助他，就可以一方面通过基金会来筹资，一方面通过富平学校来运作项目来帮助它。”沈东曙说。他又添了一个新的身份，乐平基金会秘书长。
纳入基金会整体架构后，富平学校自身也面临转型。2010年，学校已经从湖南、甘肃招收了50多个幼师毕业的学生，给她们讲授婴幼儿智力开发的早教课程。富平还在申报养老护理培训的资质，跟日本对应NGO在生态农业上的项目合作，也马上要开始。
沈东曙不希望富平学校过快壮大、跨区域扩张，这既缺乏国际参照，又有风险。拿富平跟以前沈从事的互联网行业相比，发展速度慢到不行，但他认为这就是富平应有的速度。“不论人才、资源、社会理解，都需要我们比较多的时间来摸索。”
“可能再过20年，中国第三部门都发展起来了，就不需要我们这样的机构了。但我们毕竟潇洒地走了一回。”汤敏说，“不谦虚地讲，富平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了。”
心确认能走下去了，另一方面发现，这事还有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