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文化隔离墙”加剧社会断裂
越来越多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努力融入都市生活的同时，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强烈，他们“不仅要面包，也要玫瑰花”，但目前适合打工者的公共文化供给服务明显不足。在外来务工人员文化需求和供给存在落差的情况下，一些不健康文化生活方式乘虚而入。由于打工族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徘徊，在文化心理上并未真正融入城市，造成打工文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定隔膜。
健康文化服务供给明显不足
在广西南宁天池山工地做建筑工的湖南籍农民工邓进福告诉半月谈记者，闲下来一些年轻人的确也想看看书，却没有图书馆，只有去附近广场街边书摊转转，或者去书店里租书。他说：“地摊货大部分都是些档次不高的杂志，租的多半是武侠、言情类小说，一般也就花几块钱。”
天池山工人们反映，从工地去市中心搭公交车来回要两个小时，而且大书店的书太贵，动不动就要三四十元。下班后就更无聊了，饭后最经常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视、玩手机、打牌，纯属打发时间。“晚上如果能看看电影，或者组织参加一些唱歌、跳舞活动就很有意思。”邓进福说。
在青岛创办“小陈热线服务社”的陈明钰说，尽管社会上对有关城市务工人员文化生活状态的关注在逐渐升温，政府有关部门也对此做了大量努力，但从总体上来讲，城市务工人员的文化生活仍然处于“荒漠化”状态。
浙江省总工会宣教部部长杨谷人介绍，浙江省针对城市务工群体的县级以上文化团体有174个，虽然每年送演出1000多场，送电影10000多场，但是，供给和需要相比还是相差甚远，基本上属于“有点无面”。
在“虚拟世界”中宣泄生存压力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生代打工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渴望融入都市生活，然而，他们又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些人多数已经步入买房、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之年，现实却让很多年轻人的梦想无法实现。苦恼时，一些人就借助网络这个“虚拟世界”来宣泄生存的压力。
来自湖北的王立学出生于1980年，高中毕业后多年在外打工，目前在浙江杭州一家编织厂做工。他不远千里把电脑从湖北老家搬到工厂宿舍里，平均每天上网时间超过4小时。“聊天和玩游戏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想，可以把烦心的事先丢在一边。”
广西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亚非认为，现实生活的压力逼迫80后年轻人不得不立身社会，为自己的生活、家庭奋争。“但现实很残酷，让很多人找不到生活的出口，而手机、互联网的虚拟世界能暂时排遣一下苦闷彷徨的内心。”
“黄”“赌”侵入打工群体生活
人数庞大的打工群体在城市里日复一日地为生存打拼，精神文化生活严重匮乏，“黄”“赌”等不良、低俗文化生活乘虚而入。
３２岁的浙江某大学毕业生陈某最近被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抓获，警方查明他此前在天津市河北区建国道附近的庆安街市场入口处卖光盘、手机贴膜、数据线等。陈某的电脑里还存有大约１０段淫秽视频，每段２分钟左右。他把这些视频下载到客户手机，每段收费５元。
据了解，庆安街市场附近有很多建筑工地，每天晚上都会有不少城市务工人员来到市场闲逛。陈某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庆安街摆摊时生意又一直不好。一次，有路人问能否下载成人片，他这才想到了这个路子。
２０１０年广西南宁市明秀派出所端掉了安吉大道中段某工地一处露天性交易窝点，当场抓获正在交易的13名涉嫌卖淫嫖娼的男女。假扮女性、涉嫌“卖淫”的陈某直言不讳：“姐妹”们介绍说这里有个市场，可以找农民工做露天生意。
浙江省杭州市“草根之家”是一个专门服务务工人员的公益组织。当地一名打工者给《草根》杂志投稿时写道：厂里最流行的扑克牌玩法是“斗地主”，发工资那几天会玩“诈金花”，这才过瘾。有时候，一把牌能赢好几十甚至好几百。工友们上班时常常会说，累死累活还顶不上某某一把好牌……
文化隔膜易加剧社会断裂
３６岁的河南周口籍农民工徐光辉进城打工１４年，目前在杭州佑康集团旗下的一家服装厂打工。他说，和城市人的交往很少，工作上认识一部分，生活上也与一些人打交道，但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总觉得中间隔了层什么，到不了说心里话的程度。在他看来，进城打工者和城市人的关系，更多的是“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徐光辉的心理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打工族。很多时候，迷茫、彷徨、愤慨、无助、仇视、向往等多种思想情绪混合在一起，形成打工者复杂的人格和思维状态,对城市产生出一种“过客”心理，持冷漠的态度,甚至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视社会的心态。从长远来看，这将会是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一堵“文化隔离墙”，而且会比户籍等制度因素更加难以破除。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鲁仁说，新生代打工者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近乎“夹缝”中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的新动向，将影响打工文化走向。建议对这一新变化给予足够关注，并加强引导，防止加剧社会断裂。
陈明钰说，与老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打工者不仅看重工作的“钱途”，也看中“前途”与提高生活品质。他们消费意识强，并以此向世人、社会展示自我能力和价值。他们出外闯天下，向往能逐渐从打工仔转变为“创业者”；仅仅提高工资已经吸引不了他们，他们还会要求更多的闲暇时间以及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等。对用人单位来说，这些新的变化无疑对以往传统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
鲁仁、陈明钰等人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强有关新生代打工者的社会文化心理调研，引导、规范、重塑他们的价值观，使其自觉摒弃、清除思想观念中的负面因素，铸就一种符合时代发展和改革精神的价值观念。
走出“文化苦旅”，政府与公益组织要携手给力
为了满足城市打工群体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许多地方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送文化”活动，受到欢迎。然而，由于一些活动规模偏小，内容偏散，没有深层次地走进打工者的心中。专家建议，唯有政府与社会公益组织两方面携手给力，才能真正破解城市打工者的“文化苦旅”难题。
“送文化”作用有限，主体参与意识欠缺
近年来，城市打工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状况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宣部、文化部专门制定了《丰富活跃农民工文化生活活动方案》，举办了“请民工进剧场”、“送戏上工地”、“送音像制品上工地”、“扶植打工者艺术团”等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有计划地组织了专门针对打工群体的文化活动。
2010年9月上海启动“同在阳光下”假日农民工免费电影专场放映活动，选择了43家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作为首批放映点，在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中秋、十一等节日期间，为农民工免费放映专场电影。在广西南宁市，农民工文化艺术节已连续举办了五届，在为期一个月时间里组织文艺演出团队开展送戏演出活动，同时还有送知识、送电影、送健康、送卫生、送图书等系列活动，几十万农民工参与其中。
政府组织的演出、电影、图书进工地、进社区活动深受打工群体欢迎，但是有限的活动愈发激起打工者的文化渴望。在南宁仙葫打工的贵州籍农民工王利明说：“现在感觉这些活动就像在完成任务一样。有活动时我们感觉很热闹，活动一结束我们又回到原来的老样子，闲下来的时候特别闷。”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仝志辉认为，打工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改善打工阶层的生存环境，进而提高打工者的地位，通过文化的宣教，倡导自尊、平等、有为、互爱等主流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需要打工者作为社会的主体才能发育。
仝志辉说，打工群体有着特殊的精神文化需求，却长期处于一种隔离、放任状态，感觉当前政府还缺乏对打工文化加以引导的有效抓手，特别是在我国文化体系建设中，专门针对打工群体文化建设的内容比较缺乏。
浙江省总工会宣教部部长杨谷人认为，当前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中职工文化生活这一块基本还是让企业来管，但职工文化活动开展往往受制于企业老板的理念和喜好，整体来看，这方面做的还不是很好。
“随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来城市打工就业的群体越来越庞大，应该把打工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建设体系，明确打工文化的地位，进行统筹规划考虑和制度设计，各地方政府及文化部门能够负责贯彻落实。”杨谷人说。
山东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雪燕建议，建立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关心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制度，依托用工企业、社区平台、社会各方有效资源、打工群体的文化组织，形成共同推进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的制度和机制。
随着打工群体主体文化意识的觉醒，我国部分城市出现了一批以打工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民间公益文化组织。这些民间组织通过为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文化娱乐服务和教育培训等方式维护打工群体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职能的不足，也为数亿人打工群体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介绍，迄今为止全国关注打工群体的ＮＧＯ组织约有３０至５０个。这些民间组织中已经出现了一批偏重于精神文化服务的公益组织，他们相互交流活跃，通过不定期地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目标和主张，主要致力于打工者群体的社会、文化、教育、权益维护及其生活状况的促进与改善。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打工文化类公益组织，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开展系列特色服务，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力量尤其是打工群体的广泛认可。
“工友之家”工会２００９年注册，大约有５０人，工会组织办夜校，每月一次，给工友讲授法律、文艺、电脑、英语等知识。“工友之家”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开设课堂，已经对３０００余名流动儿童家长进行了培训。“工友之家”的授课老师都来自高校志愿者或者公益律师，与“工友之家”结成帮扶关系的高校包括北大、清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大学生志愿者有上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