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都江堰妈妈之家组织志愿者和社区儿童开展主题游戏。
傍晚六点左右，四川彭州市白水河社区的妇女儿童陆续来到社区活动中心，伴随音乐跳起“坝坝舞”。拥有20多间板房的活动中心，老年活动室、多媒体教室、网络学习室、图书室一应俱全。
赵建梅行走在板房间，和居民们寒暄。自2008年7月由四家NGO共同负责的“新家园计划”在此启动以来，不停地有志愿者来来去去，组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给居民的娱乐活动提供支持、做讲座、搞培训?目前，项目正等待基金会的终期评估，仅赵建梅和另一位当地的小伙子留守。
按政府“三年重建、两年完成”的预期，最迟今年9月，汶川地震灾区居民将全部搬进新居。
地震两周年时，在川服务的NGO就曾讨论过政府重建计划完成后NGO该何去何从。如今，在四川省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郭虹看来，这已经不是问题。“不管政府的完不完成，对NGO来讲，灾后重建是长期的。政府的力量确实很大，但不管是心理的重建还是社会关系的重构，包括生计的重建，不是政府能完全包揽的。”
“新家园计划”执行主任胡明称，当地政府已经承诺在村民搬进新居后继续提供办公场所。下一步，“新家园”会更贴近于社区组织的培育，老人和儿童的照顾，并做一些生计培训、资金也已在申请之中。
根据社会救灾信息中心的跟踪统计，参与汶川地震紧急救援的NGO达两百多家。前不久西南财大有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在四川灾区服务的NGO还有114家，约为地震初期的一半。做社区服务和特殊群体服务的居多，另有部分做心理援助和生态环保等类型的NGO。三年以来，这些NGO大多运作维艰。
新的课题摆在这些NGO面前：在传统体制壁垒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辅助灾区居民面对和解决重建中的新问题。这和NGO在紧急救援时期及过渡安置阶段参与的工作一样，没有任何经验可循。
在政府与百姓之间
NGO备灾中心主任张国远在谈及灾区三年工作时，用得最多的词语是“纠结”。“忙筹款，忙喝酒，忙应酬，都很纠结。”
相比于同行们，张国远的忙碌已见成效。NGO备灾中心什邡洛水镇的社区活动中心大楼让别的NGO羡慕不已。该楼属政府给地，托克国际出钱，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备灾中心。
张国远原攀枝花市官员的身份，给他在NGO的工作带来很多便利。“我们很多部里，一些领导跟我私人关系还不错，觉得我们事情做得还行，比较信任我们，每年都会给我们一些项目。”
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负责人高圭兹认为，NGO在一个地方开展工作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跟当地政府官员的视野和观念有关。但问题在于，政府官员之间想法也有差异，一旦出现个别关键官员不支持，NGO的工作就增加了难度。
四川海惠（小母牛）灾后重建项目主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项目赠送礼品牲畜给受灾社区的农户，帮助他们发展养殖。
“每一层都需要获得政府官员的支持。所以选择伙伴是个艰难的历程。有时候开始选得很好，但后来发生变化。”海惠灾后重建项目主任庞宗平说，在什邡的项目合作协议都签好了，当地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但后来政府管外资的一个官员说，由于海慧资金属外资，要得到省外资办的函。海慧只好撤走。“其实就是我们事先没有跟他打招呼。”
不少NGO对接受媒体采访十分谨慎。有NGO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灾区的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不能对媒体说，“说了，就没法在这边继续开展工作了。”
2009年，某灾区NGO接待了一家媒体，报道出来后，该组织受到严厉批评，其业务主管单位宣布不再做它的主管单位。没有主管单位就过不了年检。到现在，这家NGO还处于没有主管单位的状态。
“因为它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当地对它的评价还不错，民政部门也就没有做进一步处理。”内部人士称，如果不是这样，这家NGO很可能在各种压力下无奈撤出。
多家NGO工作人员都表示，灾区NGO形成一个共识，不参与涉及维权的事情，保持低调。
这涉及到NGO对当地政务的微妙参与关系。“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给上面报的入学率是97%，但实际上可能只到50%或者60%，这时候，NGO去助学，当地的实际情况就会被暴露出来。还有一些特殊的，可能它本身有内幕，不希望你去把这个内幕揭出来。”高圭兹分析。
2009年5月，绵竹灾区“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几经变迁后无奈终结。紧急救援时期，该办公室集合了20余家的NGO的力量，很好地协调了社会资源，被视为NGO参与救灾的典范。
相关人士透露，2009年4月，遵道镇政府间接表达了即将取消“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的意向。随后，绵竹市团委下发了一份文件，主要根据市政法委维稳会议的精神，针对在绵竹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志愿者的旗号开展影响社会稳定的活动”，“决定规范志愿者管理”。
事实上，自2008年10月以后，“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已经变身“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改变了办公室设立的初衷，“更接近一个下属机构而非当初多方平等合作参与的志愿者平台。”
一份由该组织成员撰写的《2009年遵道志愿者工作思考》提出：“目前政府和老百姓就灾后重建问题矛盾较大，近期希望志愿者不要给政府添乱；中期希望志愿者给政府提供一些产业扶持思路及资源，必要的话政府可以进行考察；远期希望志愿者结合遵道人文地理实情帮助做一些招商引资的长期发展战略工作。”
村民们则希望志愿者为弱势群体维权，并帮助解决一些建房和基础设施资金。不同层面要求的某种错位，最终造就了“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的谢幕。
政府也在探索改进NGO的管理。刘猛正在申请非工商注册一个无主管单位的组织“一天公益”。成都市今年开始逐渐放开无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登记。512中心的合作伙伴中，四家在申请，两家已经得到批准。
据了解，四川多个市级政府已计划效仿成都，在无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登记方面做出探索，这无疑给灾区NGO的前景增加了亮色。
为生存做项目
2010年春节，各大媒体都在讨论老板该发多少红包给员工，高圭兹觉得这太奢侈了。当时，512中心发不出员工的工资，最困难的时候欠薪三个月，因为“上一期项目完成了，后面的项目没衔接上”。
512中心是在震后三天成立，建立平台支持省内外NGO参与救灾。第一个月，香港社区伙伴、友成企业家基金会总共给予了5万元人民币的资助，全部用于支撑中心最必要的物资和信息成本。此后512中心几经辗转，最终通过接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所委托做项目的形式，获得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
为方便工作开展，NGO备灾中心采取了在项目地注册分支机构的方式，形成了如今备灾中心下面有三家民非注册一家工商注册机构的结构框架。但NGO备灾中心本身的注册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当时，几乎所有震后成立的四川本地的NGO都面临着和512中心同样的问题。身份上的“先天不足”，使它们失去了直接获得大的基金会资助的可能。以项目申请经费，是很多NGO生存的主要方式。但这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一旦项目衔接不上，日子就难以为继。
三年之中，在512中心举办的专题研讨和联络座谈上，不断有曾经的NGO撤离或者停止工作，以及新的NGO加入的消息，总的趋势则是减少。“这是一个项目淘汰的过程。”能够根据灾区需要设计项目的NGO留了下来，前期项目结束又没有新的合适的项目的NGO，由于没有资金支持，自然就会离开。
这导致很多NGO为了生存而做项目的弊端。为了拿到获得资金支持，很多NGO把自己设计成一个多面手。但真正拿到钱后，又很难把项目做好。郭虹介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曾在早期投入2000万元支持草根NGO，但前不久由于执行不顺利，中止了一些项目。不少NGO疲于奔命，定位越来越不清晰，最终迷失了原有的使命。
受制于项目，灾区NGO分布严重不均。在经济较发达的绵竹、都江堰、彭州，分别有10多家NGO常驻或布点，而恰恰是急需NGO帮助的边远地区缺乏项目资源。极重灾区青川县只有一家NGO山东爱艺在做因震伤残的青少年服务，青川所在的整个广元市，NGO都非常少。
与基金会的艰难合作
2009年3月，苏欧洋单枪匹马来到什邡市洛水镇，成立阳光家庭教育中心，针对大中华板房区的安置灾民做家庭教育的服务。
2008年夏，在灾区做心理服务志愿者期间，他发现农村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普遍不够重视或者方法不对。这年底，他建立在大量调研基础上的关于灾区儿童家庭教育的计划获得托克国际小额资助计划资助。机构从无到有，之后又获得恩派公益孵化器项目的支持。在众多震后成长起来的NGO当中，阳光家庭教育中心已算幸运。
但眼下苏欧洋已经有了转型的打算。明年这个时候，他打算去做商业了。恩派支持的两个项目，时间均为一年，共6万元经费。在苏欧洋看来，这点经费远远不够。因为在家教领域做得好的人，收费都相当高。“如果我去跟基金会说，我要找一个人，一年要20万才能来做这个事情，基金会可能想，你疯啦！”
“如果继续做下去，我就会整天想着去找钱，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要编很多理由去跟他们沟通。”苏欧洋说，跟基金会沟通费时费力又不能保证效果。他之前获得的两次支持，皆因和资助项目执行人有长期的合作，对方比较了解自己的项目。而基金会人员流动特别快，往往是NGO刚刚跟一个项目官员搞好关系，又换了一个项目官员。
截至目前，香港乐施会在川的8个项目官员已经换了4个。乐施会成都办公室经理翟凡称，这个流动比例在基金会中还不算高。
“像壹基金，人员变动就特别快。基金会怎样来做项目管理，自身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郭虹说。
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曾与壹基金合作，开始双方的磨合非常困难。“现在看来，其实是一些行政管理的细节。很多东西都是他们需要上报审批，这样绕一圈下来，项目就只能等着。农村项目又讲时节，项目审批下来以后，时节又过去了。”绿十字四川灾区办公室灾后重建人员王玲认为，基金会很多工作人员并不是做项目出身，只能用行政的手段来管理NGO，而这，恰恰是NGO从业人员最不适应的。
基金会方面也在不断调整。壹基金最早不允许在执行中与项目书有出入，包括每笔资金的用途，但项目执行中往往会遇到一些变化需要灵活处理。后来壹基金换了项目官员后，逐渐形成了变更申请的整套制度。
“基金会与NGO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双方的不信任。我们跟某些项目官员合作时，感觉很没有尊严。觉得他是出钱的一方。”有NGO从业人员说。
高圭兹对一些基金会的动机存疑：“真正投入到公益的时间比较少，很多基金会没有真的想做公益，尤其是那些非公募的基金会，更多想的是怎样让自己的基金增值。公募的基金会就是怎么混的问题。国家财政让他们交钱，他们就把募集来的钱交上去。”
一些想做事的基金会选择自己在灾区开展项目。香港福幼基金会震后共募集3000万港元，设立了“社区综合重建”和“伤员社区康复”两大项目。香港红十字基金会出资和德阳市残联联合办的地震伤员康复及假肢中心，也基本由基金会人员在负责运转。
基金会在选择资金投放的时候，也多倾向于和政府部门合作。香港乐施会是重建阶段国务院扶贫办指定的独家从事灾后重建的国际机构合作伙伴。按照与国务院扶贫办签订的框架协议，乐施会在四川、甘肃、陕西三个省80个受灾害影响的贫困村投放项目，其中四川40个，投资共4000万元，都由县级扶贫部门负责。
翟凡介绍，乐施会参与重建的核心是跟政府合作，整个团队和人都是在跟扶贫办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跟草根NGO合作。因为这些NGO自身能力建设上存在问题，很难保证项目质量。乐施会的资金投向NGO的比例不到20%，而且几乎全与比较成型的NGO，比如北京绿十字、北京地球村等合作。
赤贫志愿者
备灾中心招聘工作人员时，一位应聘者的应聘理由让张国远颇感无奈。“她说她男朋友在什邡，所以想在什邡随便找个什么工作。”
这种情形他已有预料。草根NGO从业人员中，有相当部分是考虑到当前就业竞争激烈，将准入门槛较低的NGO当作了就业的一个跳板。
待遇自然也不会高。四川NGO从业人员月收入不到1000元，普遍没有任何五险一金。高圭兹说，把行政费用压到最低，是一些大的基金会或者国际机构在资助草根NGO提出的硬性要求。这也导致NGO过于“抠”的倾向：将行政费用压缩到近于零。
晓文从江苏来到“都江堰妈妈之家”当志愿者已经两年多，每月除400块生活补贴，无任何其他收入。父母打电话问，他便说每月能拿两三千。“他们要知道我每个月只拿400块，肯定会让我回去。”此前，他在老家，每月收入可达三四千元。
白米饭加一碗简单的炒土豆片，“都江堰妈妈之家”总干事刘猛和晓文等几位志愿者的中餐多半这样对付过去。刘猛介绍，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办公室租金和志愿者的补贴都是他自己出的，也从一些相信自己的朋友那里得到过一些支持。
三年来，“都江堰妈妈之家”在灾区帮助丧子母亲再生育，以及适应新的家庭关系。刘猛强调这件事很专业，“妈妈之家”从事的心理援助要求志愿者至少连续服务三个月以上。目前这一点却做不到，低收入留不住人。
“你不能排除有这么一种人，他们的确是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只要有一口吃的，就可以干事。”刘猛说，“但这样的人不多。”
由于收入太低，NGO无法吸收到足够专业的从业人员。反过来，不专业又成为基金会不相信草根NGO，不提供给草根NGO资金支持的原因。
“有几个热血青年，地震发生后开始接触NGO，就打出要成立一个草根NGO的旗号。但他们本身对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是茫然的。”翟凡说，“他们四处跟不同的基金会申请资金，说自己是做农业合作社的，结果可想而知。”
一些草根NGO几经挑选，经过几年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人才，又可能被基金会以比草根NGO丰厚得多的待遇挖走。
生计问题和“摇钱树”
地震发生第二天，17岁的孟红梅被推出手术室，右小腿和左腿的大腿以下被截除。
她失落、彷徨。在四川省医院，她认识了同样双腿截肢的黄莉。为了帮助截肢病人打发时间，黄莉和爱人邓泽宏购买了一批十字绣教大家。
2010年3月9日，黄莉和爱人邓泽宏创立“心启程”爱心服务站，孟红梅加入其中，2010年9月，她被送入同济大学，学习色彩构成、材料与装饰等课程。3个月后，她成为心启程的绣艺设计师。
“心启程”已经培养出合格的绣娘十多位，计划今年再培养出100位。他们将羌绣等工艺融入实用的产品中，如手袋、钱包、手提包、电脑包，甚至生产了IPAD保护套。
虽然产品已经远销上海、广州、香港、马来西亚等地，但只是靠黄莉在外演讲时带上产品，接收订单，辅以网店销售及其他NGO组织合作销售。要成规模地生产，解决更多残疾人的生计，还需突破瓶颈。“地震已经过去三年了，不能老打公益牌。一年两年有人买，三年五年怎么办？”
贵州省意气风发红十字会原会长曾去找一家企业洽谈，希望对方购买他们组织村民制作的帆布书包捐给贫困山区的学生，遭到拒绝，一个原因是工作室的生产水平和工厂毕竟有差距。有的企业还疑惑地说：“地震不是重建完毕了吗？”
通过意气风发红十字会组织的缝纫技术培训和提供的设备，彭州市通济镇崇德村建起了妇女创业工作室。目前，工作室培训的妇女已经全部被引进的服装厂聘用，每月能领到800元工资加超额任务提成。但由于该村农耕土地几乎消失，企业厂矿地震后被关闭，没有特产更没有旅游资源，村民生计几乎全靠打工维持，工作室的妇女也眼巴巴地等着订单来挣收入，这给了NGO工作人员极大压力。
“NGO毕竟不是企业，项目人员没有企业营销人员的功底，加上工作室人员的技术还不成熟，接订单很难。”严培文说。“从社区层面来看，我们发现村民在搬进永久性住房后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也在下降，在板房时时间较充裕，住进了新房立刻开始考虑怎么生活和挣钱。”
生计问题刻不容缓。几乎所有留下来做社区服务的NGO谈及下一步计划时，都提到了技能培训。但在NGO备灾中心主任张国远看来，很多NGO项目可持续性差，就在于NGO只管培训，不管能否用到这个技术。出路是做大订单。NGO备灾中心的手工艺品做了两年了，每年都要接商务部和外交部的出口项目。
当生计问题成为灾民迁入新居后的首要课题时，生态环保型NGO的工作无疑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北京地球村位于彭州同济大坪村的乐和家园项目启动以来，因其秉承的生态文明理念，受到各方关注。但基于庭院经济基础上的乐和家园模式，并不能很好满足村民迅速改善生计的需求。地球村为探索适合大坪村民种植的农作物，在村里租了十多亩地，亲自尝试。但这在当地的一位村干部看来，全是“小打小闹”。该村干部介绍，他们已经和一所高校相关专家联系，请他们来规划大坪村的旅游项目，“尽快解决村民的生计问题”。
“政府推动之下，很多东西着眼于当下效益。整个社会环境也是如此。村民不愿意等，增加了NGO工作的难度。NGO的职责不是包揽，是支持村民自身能力的增长。而眼下NGO似乎都摆脱不了充当‘摇钱树’的困惑。”郭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