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11点，灯红酒绿的油麻地，人行道上绿灯发出“啪啪”的电子声，着急地催人通过。吴卫东快步疾走，几乎是跳在路面上。
一辆身上印有“HKPA”（社工组织“香港游乐场协会”的英文缩写）字样的面包车，与吴卫东擦身而过的瞬间，坐在副驾位置的年轻女孩，认出了有21年社工从业资历的吴卫东。
最近，吴卫东很红，他以组建香港露宿者足球队参加世界杯而闻名。
成就吴卫东名声的项目叫“曙光行动”，这也是香港社区组织协会里唯一一个得到政府资助的项目。启动于2005年，重在帮助露宿者、释囚重建信心，走向新生，已成功组织六届香港露宿者到世界各地参加足球世界杯比赛。
车里五六个年轻人微笑着一起摆手致意。吴卫东并没有放慢脚步，他飞快地向车里的同行们挥挥手，走到马路对面天桥下，这里是香港流浪者露宿的集中点之一，作为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社工，吴卫东这晚的工作是给油尖旺地区的露宿者们送上热乎乎的粽子。
社工就是志愿者？或者跟居委会红袖章大妈大爷似的？吴卫东解释，当然不是，社工在香港是一门职业，与律师、会计师和教师一样，都要经过严格的资格认证。在香港，每443人即有一位社工，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吴卫东所做的社工又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工种，它有个别名叫“压力团体”。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对压力团体作过这样的解读：“对于这类社会服务组织，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所以它们就利用比较低成本的方法推动，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跟媒体合作，通过媒体把他们的话讲出来。”
资源缺乏，却服务着释囚、流浪者这样的群体，“压力团体”的工作并不好做。
在香港，社工与社工的待遇和工作环境可以差别很大，刚刚偶遇的香港游乐场协会的社工们，通常晚上出动劝说网吧和游戏机室里的18岁以下青年回家，他们就有专门外出工作用车。
而吴卫东所在协会没车，一算租车四小时的费用就要六百港元，于是小组便由志愿者做义务司机，先将刚煮好的粽子送到集中点，再步行拉着平板车，一袋袋地分发到天桥脚下的露宿者手里。
吴卫东在天桥底停下脚步，开始将粽子分发给在此露宿的流浪者们。
因露宿者之名
吴卫东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名字和照片时不时出现在香港媒体上。
老人家们都会亲昵地称呼他“阿东”、“东仔”，当他乖孙子一样疼爱，叫他“得闲一起饮茶啊”。
吴卫东1990年开始服务社区长者，1999年做露宿者工作，2001年增加释囚服务，服务长者最高峰时，一年要面对500个长者甚至更多。21年前跟进的老人还有300多名旧人健在，年纪最大的已经有九十多岁。
21年的职业习惯打造了吴卫东对人说话都非常客气有礼，用词相当严谨。例如你说流浪汉，吴卫东总会纠正，“我们会称呼他们为露宿者，或者无家者”。走近一名露宿者的空间时，他先礼貌地问，“方不方便？”面对醉酒的露宿者要钱的要求，他又会温和地递上一张宣传单：“如果你需要食物或申请综援，可以打这个电话联系我们。”
服务露宿者的挑战跟服务老人们完全不同，有时只是一句话，都可能立刻引来露宿者张口就骂，他自己解围说：“对社工来讲也没什么不好，进步会快点嘛，因为他很快给反应喽。未必是我做错，不过他觉得我做错，我就想下有什么方法可以令他觉得我没做错呢？”
常常见到被人贴上懒惰、肮脏、自我放弃、嗜酒、赌博等负面标签的人，吴卫东并不喜欢这样粗暴地判断。他说细听每个人的故事时，他们在年幼成长时攒下了满身伤痕：“九成九的无家者在童年时经历父母离异，多数跟祖父母同住，在混着长大的人生里，学会认叻（‘逞强’的意思）和说谎两大绝招，事实上，如果要在这种环境下求存，也只有吹嘘得比其他人更厉害。”
按照政府要求，吴卫东每年至少要帮200个无家者个案。今年3月，香港政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做了调查，统计称香港只有414个露宿者。
吴卫东对此调查方式相当不满：“如果被调查者不肯透露姓名身份证号，就未必能被登记为露宿者。被介绍住进露宿者宿舍的，也不计入内。连流浪在麦当劳里睡觉的，也不算，那这个统计的数据当然少喽。”
根据香港社区组织协会2010年3月做的研究，香港长期存在的露宿者有1000个左右，露宿原因里有近四成是因为低收入，即使这些露宿者找到每月三四千元的工作，也因为交了房租水电就吃不起饭，而宁可睡在天桥底。
每年吴卫东的工作都有新增加，2003年开始每年需新服务露宿和释囚200个，这些人的需求主要是再就业，所以得为他们提供培训、找工作、安排宿舍。早上见老人，晚上见露宿者，“每天都在开OT（加班），一做就十几个小时。”
2011年5月，曾在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实习过的社工系学生陈倩儿进入内地一家报纸做记者，她把吴卫东组织露宿者踢世界杯的经历写了出来，这个故事吸引了不少内地媒体，吴卫东开始不断接受来自内地的媒体采访。
他略有好奇地反问南都周刊记者：“像我们这种压力团体的工作，内地媒体可以报道吗？”
压力团体的另类工作
香港的社工里有九成都在从事个案辅导和小组工作这两类工作，分别帮助老人、青少年、妇女儿童或智障人群等社会各个群体。
吴卫东做的是第三类，叫做社区工作，服务的对象也是最底层的香港居民：老人、精神病康复者、露宿者、释囚等。在香港做社区工作的只有几十家机构而已，这些被称为“压力团体”的民间组织，会为了民生问题，例如福利、房屋、医疗问题针对政府有关政策行动，例如游行、请愿，甚至将政府部门告上法庭，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改善政策，推动社会更进步。”
组织露宿者、释囚踢世界杯，都只是吴卫东工作中极小的部分。社区探访、个案跟进、打官司、游行、示威，是组成一个压力团体社工工作的各部分。“我们是另类一点的社工。”吴卫东笑着给自己定位。20多年前，他听过一位大学教授形容社区工作是“夕阳行业”，没什么人愿意做。
在吴卫东看来，压力团体是很难发展壮大的，也很难容下更多人。首先机构不会发展得很大，“乖一点的机构，才有机会发展大，像我们这种不乖的组织，政府是不愿意给钱的。”香港社区组织协会11个职员、4个办事处，一年的所有开支才不过500万港元左右，而香港某大的慈善组织聘请了3000名员工，一年的开支能达到1亿。
连社工系学生实习时也很少做社区工作，一般都去大机构，因为能多获得些经验。经验越多越有机会升职。吴卫东看到自己职业这条路挺窄的，“做社工没什么前途，我也没想过有什么前途。做过压力团体的，别人会怕我们，因为人家不是太喜欢我们。有的机构会怕，怕你进去会搞事。”
有时他帮助的人也不理解，像近半年来，吴卫东在为正在服刑的人争取投票权，那些人却不领情，“我们都不投票的啦，干吗要帮我们争取？”也有少数人明白：这是在帮我们争取权益，能够向社会表达。
有时见到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常常听到别人就说，“从来都系甘的啦（从来都是这样子的啦）。”吴卫东觉得不是，“可以做些事情，不用这样子。”
一年多来，他在跟进一个回流港人跟政府打的官司，因为香港社会福利署规定香港市民申领综援前一年居港时间必须满309日，如果这宗官司赢了，代表这批人都赢了。
“不同人的权利都要被尊重，这个信息我们想透过这些传出去。有时看到表面只是为了钱，但其实给他们的是信心。他们面对架构很无助，有时去找政府办事，政府会用架构、规则挡他们，制度和社会是冷冰冰的。帮他们争取回公道，让他们感觉这社会还有希望。”
两次短暂服刑的Allen曾参加过2007年的世界杯，这次比赛改变了他参与社会的方式，虽然他依然居无定所，但开始不断地帮助吴卫东义务工作，“一分钱都没有的哦”。
傻人
有什么工作做21年也不会看到升职机会？吴卫东面前的路似乎已经一望到头，协会是个小机构，小到只有一个主任，辖下10名社工。
连父亲每次见到他都会这么开场：“你打算几时换工作？”
吴卫东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的是经济学，按照常理，进银行工作，有机会挨到做社会精英。不过，毕业那会儿他却一心只想做社工。
吴卫东的父亲一直做工会工作，小时候的吴卫东在家里读过一本外国工会出版的书，书里有句话击中了他：穷人是没什么人理睬的，社会上的人不怎么理，政府也不怎么理。他就想，一定得有人去理这些穷人啊。
在香港，非社工系毕业的大学生找社工工作还比较难，1990年，他到处投简历，只有一家愿意聘请他，就是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得偿心愿，吴卫东觉得“好幸福”，尽管薪水只有社工系毕业生的八成，起薪是9000港元，那年头连街上的清洁工收入也是这个水准。
跟同届的社工比较，人家都升到地区总监了，压力团体社工吴卫东的年薪是别人的六七成。曾经想过做二十年后，转行做教师。但是吴卫乐发现很难，做教师要考资格证，要重新读课程，他不确定能不能考取，而且太太最近辞了工，全心照顾两个孩子，吴卫东一个养四个，“手停口停，现在有压力啊。”
父亲一辈子做工会，被同事称为“傻人”，因为在香港组织工会工作，必须要不断出头代表工人向老板争取权益，所以老板不可能喜欢，也就没机会上位，断了自己升职的路。
吴卫东也选择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傻人”，远离精英，代表香港最底层的声音。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10年10月的分析推算说，香港贫穷人数达126万，占了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行政会肯定没有六分之一是穷人代表，香港政府的架构主要是精英，代表老人、露宿者和释囚的低收入代表能有几个？如果我们不去争取，政府就一直是这样。我觉得社会的进步需要一些傻人，不断提出些声音，给社会能听到，而社会一直以来都习惯忽视这些声音。”
有时吴卫东也觉得很孤独，“外面的人觉得你针对他们，政府觉得你针对他们，一般的人觉得你搞事，连家人也让你换工作。”
吴卫东的同事施小姐评价他有点固执，她又补充说，“做这行如果不固执也很难坚持下来吧。”
因为露宿者参加世界杯跟吴卫东合作六年的香港企业家陈永柏说，现在他们正在努力申请2014年香港承办露宿者世界杯，希望可以在中环繁华地段举行比赛。
吴卫东憧憬那天：“希望所有市民都可以去巡游，这样整个城市都可以感受到进步，不只是露宿者在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