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一场罕见的大雨袭击了北京。而在北新桥的九道弯中巷1号“胡同”，一个“很中国”的四合院，将大雨和雷声阻隔。对于27岁的美国女孩魏可欣来说，持续了4年的梦想，此时将在这里最终实现。
作为中国P2P（个人对个人）小额扶贫贷款模式首倡者、美国民间公益组织“我开”机构，选择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成立“我开基金”，并正式开通人民币捐款业务。至此，这家注册于美国，却一直致力于中国减贫小额贷款的民间公益组织，终于落地中国，获得在中国募款的资格。 “我开”CEO魏可欣一名ardy小额信贷客户在街边制作炸食来补给家用美国姑娘授人以渔
四合院的正房里已经坐满了人，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文庄也安静地坐在其中，一旁的美国姑娘魏可欣和他相视一笑，两人的相识是在半年前。
当时，由魏可欣和另一位美国女孩孟康妮一起创立的“我开”(www.wokai.org)组织，已经成立将近四年。
这个组织通过网站在线募集来自全球的不限数额善款，通过与中国本土NGO组织合作发放和回收小额贷款，已发放的1107笔小额贷款在全世界范围内筹集了逾215万元人民币的信贷本金，成功帮助内蒙古、四川农村749名贫困的贷款人获取生产资料、开展生产并逐渐摆脱贫困。
2006年大学刚毕业，魏可欣就带着满腔热情来到中国。她花了两个夏天和大学的一年学中文，她希望通过在中国的经验去了解对一个国家发展而言，究竟哪些方式是有用的。于是，当不少美国人依然在金融危机中挣扎、努力摆脱债务的时候，25岁的魏可欣和同学孟康妮却创立了小额贷款机构号召美国人把自己的闲钱捐献出来，专门为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中国贫困人口提供贷款。
魏可欣和朋友把“我开”作为这项事业的名字，汉语全拼“Wokai”是网址。“我要开始自己的小产业，意思很好。”当初，为了尽可能地不受干扰，也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对于外资进行农村小额信贷的限制，魏可欣把自己的网站注册在了她自己的家乡奥克兰。“我开”的北京办事处作为外国组织的代表机构，不需要中国政府许可。
从两个人开始，到现在拥有全球数千志愿者，4个国际分部和数百万捐款的正式机构，从22岁来北京到现在，5年过去，忙碌在中国的魏可欣最终没能成为北京CBD里那些拎公文包西装革履的外国白领，而是潜进了光鲜中国的里层。
在这个以诺奖得主尤努斯为榜样的美国姑娘看来，她和同事们正在中国做的事，类似于中国成语“授人以渔”——给想发展的穷人提供必须的资金、培训和支持，让他们自己成全自己。这样的帮助才是最有价值的——它比给予单纯的金钱与物质更让人自尊自信自立。到中国筹款去
早在认识杨文庄之前，魏可欣就开始思考着“我开”的未来走向。作为在美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一直无法在中国境内募款，而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美国的筹款越来越不那么容易，还需不需要给中国捐款在美国被越来越多的人争论。而据知情人透露，今天5月曾被曝光停止在华援助的全球基金就曾出现过类似问题。
事实上，此前，在“我开”的600多名捐款人中，大概90%是美国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和中国有所联系或者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比如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领养了中国孩子的美国夫妇或者在中国学习生活过的美国人，余下10%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魏可欣对中国有很敏感的观察：“当我们想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不断膨胀的经济体，北京上海到处都是写字楼。可是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另一个中国，在那里有超过一亿两千万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相当于美国人口的40%。”
也因此，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获得公募资格成了魏可欣的头等大事。大约半年前，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找到了合作伙伴。“我认为有一个"我开的神"存在着，保佑着我们。”魏可欣和她的朋友们什么都敢想，也什么都敢做，再加上那么一点点庇佑，他们想做的几乎都做成了，比如找到如今租金便宜的办公室，比如在大巴上遭遇李开复得到帮助，再比如和人口福利基金会的相识。
其实很巧，就是在英国半边天基金会一个朋友的介绍下，魏可欣和杨文庄相识了。而此时，作为大型公募基金会的操盘手，杨文庄正带领着团队酝酿转型，由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幸福工程”项目已经走过了15年的时间，但是无论是帮助人群还是名气上，显然不能和几乎同时期的“希望工程”相比。突破、改变、树品牌，处在探索中的人口福利基金会同样幸运地遇上了“我开”，几次商谈，并最终决定合作成立“我开基金”。
对这些人、这些事，魏可欣的回答非常地道：缘分。 “我开基金”沿用美国式透明
对于基金会，魏可欣可一点都不陌生。
魏可欣成长在一个大家族里，她的父亲从员工做起，后来买下了自己工作的公司，再后来，这个只有3人的地图公司在父亲的经营下成为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地图公司，员工超过200人。在公司发展之余，魏可欣的父亲还自觉帮助社会，时常给请不起律师的穷人提供法律援助。在79岁那年，他将公司卖掉，把所有收入都投入奥克兰的一个贫困青年扶助基金会。
魏可欣显然继承了父亲的企业家精神和爱心，以至于她在大学时候学习的专业就是“经济发展与扶贫”。如何能最好地减贫和促进发展，是魏可欣来中国时带着的问题，要么收入鸿沟越拉越大把数千万人永远抛弃在贫困中，要么是通过小额贷款等方式让最穷的农村经济发展起来。
为此，她去到内蒙古、四川、甘肃的田埂山坳里，寻找中国贫困线下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们，联络世界各地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她到过大半个中国，光在宁夏、河北、内蒙和四川等省份的小额信贷机构调研就有12次。为见借款人，她胆战心惊地搭乘过为了逃过检查而四处绕路的非法营运长途车，也曾亲眼看到获得帮助的农户真的脱贫了。
自然，对于善款的使用和透明，魏可欣着实谨慎。在选择合作伙伴作为实地合作机构时，她和伙伴们通过严格评估，选择了中国最好的3家NGO小额信贷组织中的2家：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ARDY）和内蒙古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CZWS－DA）。在钱到达农户手中后，每三个月“我开”的实地合作机构都会派出专人前往借款人家中跟踪钱的使用状况，“我开”借鉴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发明的信用方式，以5个借款人组成1个小组的方式，相互督促和担保还款，利用由中国特色的“人情纽带”，确保了本金和利息的回收。
这些原本日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贫困农民竟然百分之百的还上了借款，同时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缺乏生产资料的农民用在“我开”获得的贷款，或是养鹅养猪，或是开办小杂货铺，开始有能力让生活走上持续发展的正轨。
谈起和人口福利基金会的合作，魏可欣底气十足：小额贷款这种可持续的援助模型，是她所知唯一靠得住的消除贫困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让从出生就弱势的人群获得再一次拉平差距的机会，对贫困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尤其适用。
而随着“我开基金”的成立，来自中国捐款者可以选择通过“我开”现有的中英文网站（www.wokai.org）或者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我开基金”的专属捐赠通道来进行任意数额的善款捐赠。现在，通过“我开”网站全透明的管理平台，捐款者可以自行选择受助对象，并全程跟踪本人捐款的流向和回收，每一笔捐款流转于哪位贷款人，贷款人的生产状况都全透明地在“我开”网站上公布和实时更新，“我开基金”也将按照年度发表财务执行报告，接受社会监督，捐赠者可以看见自己一笔几百元的捐款和其他人的捐款加在一起，兑现成农妇抱回家的新猪仔或是嫩黄的小鸭子。为了20年后的改变魏可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负责中国区发展事务的张圣，是自己辞职应聘来的，他在CBS工作的姐姐正好是魏可欣的朋友。1983年生的张圣，比魏可欣大了不到1岁，学习工商管理专业的他，毕业之后却在广告圈里做创意和文案工作，职位越来越高，满足感却越来越少。与魏可欣的见面，让他认识到了“我开”是未来10年最理想的事业发展平台。现在，张圣需要西装革履地去参加筹款晚会或者慈善活动，也需要穿着冲锋衣扛起背包走进连话都听不懂一句的边远山区。
而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副秘书长王丹看来，小额信贷是帮助贫困人口脱贫的有效方式，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广泛推广，但由于我国在金融方面的政策限制，资金只能进不能出，所以大部分的境外组织的资金都是以“捐赠款”的方式转入我国地方的非政府组织再贷给贷款人，并最终留给地方组织作为滚动资金，“我开”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成熟的方式进行操作。
去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在全国开展小型贷款试点。我国的小额信贷大多借鉴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形式，由非政府组织来从事，一年多时间，我国商业性的小额信贷公司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而在魏可欣的概念里，“我开基金”打造的具有变革性的扶贫，要等到猪仔长大，蘑菇成熟。贷款人的后代能骄傲地说起父母如何改变命运的时候，才算是功德圆满。这样的收获，需要5年，10年，甚至20年。
对今年27岁的魏可欣来说，“我开基金”的成立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步，未来的目标是要在10年内逐步覆盖中国中西部省区有需要的贫困地区，使10万贫困人口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