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3日，周日，张北川没有休息，在青岛的工作室里通过电话为一名同性恋者母亲解惑。
在艾滋病学界，张北川与高耀洁齐名。在性学界，他与李银河齐名。他从研究同性恋问题转而最先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获得过首届贝利马丁奖和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特别贡献奖。凡20余年，他面见了上万名同性恋者、尽可能向社会普及同性恋不是疾病、艾滋病不必恐慌等知识，呼吁公平对待这两个边缘群体，即使被剥夺行医资格、门上被泼粪也从未放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于知识界而言，坚持科研和科普，此所谓社会良心。
“我老了”
2011年10月23日，周日，青岛小雨。早上9点，张北川拎着把长柄雨伞，出现在城区某繁华商业区背后的一栋居民楼——这里一套30来平米的一居室，被租来作他的工作室。
办公室没有标牌，对面就是居家住户。如果不是之前电话沟通，就是走到门口，也不会发现这里是张北川的工作室。
“没有特别的情况，我周末都要上班的，这是我这几十年的习惯。今天礼拜天，我偷了个懒，来得晚了点。”气温相比前几天有点下降，张北川穿着那件多年前就在媒体镜头中出现过的棉质灰上衣，头发大部分已经花白。
很难想象，从上世纪80年代末研究同性恋群体开始，20多年他都是这种工作节奏。他说，今年他的休息时间比往年多——往年他每年也就休息三五个半天，今年，他已休息了3天半。
“可能是工作稍微少了些吧？”他总结今年“休息多”的原因：2010年，办了13年、在同性恋群体中影响巨大的刊物《朋友通信》停刊。当时他说，这会让他结束常年的过劳状态。
他总结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老了，身体不行了。”
在说话的间隙，他会时不时撩一撩花白的头发，每撩一次，都会把手伸到字纸篓或纸片上甩一甩。指缝里，有发丝飘落。
“我现在烟也抽得少了。怕身体撑不住。”上午9点到12点半，他抽了3支烟。如果站在他面前，你可能觉得他比一般60来岁的学者要苍老些：他皮肤暗沉，大部分时候表情严肃，背有些佝偻，走路步履已不太轻快。有些保养较好的70来岁的人，看起来还比他年轻些。
可是他依旧让自己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当天他打算校稿：他是多家核心医学期刊的编委，有一期刊物3万多字的论文稿要审阅；还有一篇他给某期刊写的论文，几千字，也要再次修改斟酌。这两份文稿，被他标满了注释，放在办公桌正中。
办公桌旁和窗台角落的首届贝利马丁奖和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的奖牌，以及大摞的著作提醒来访者：保持如此工作状态的，不是为求出成绩而奋进的新人，而是位早已功成名就的学界权威。
“救一个是一个”
23日一上午，张北川也没有机会翻动一下要审核的论文。刚跟记者对谈不到半小时，电话就响了。
打电话的是一名母亲，头天晚上，她29岁的儿子哭着告诉她：自己是名同性恋。她哭了一夜，之后拨通了儿子从网上找到的张北川的电话，希望教授能见见她，给她儿子“治治病。”
“这不是病啊，这是本能啊，这怎么是病呢？这是些先天的、少数人的情况。”
“他太累了，千万别逼着他找姑娘了，这样又害了他，又坑了别人家姑娘啊！”
“我们包容他就是了，我们应该祝福他，他们快乐了，我们做父母的才会快乐。”
“让他好好找个固定的男友，帮自己多带回个儿子来，那样多好啊？”
母亲是带着儿子一起来的。母亲掉泪，儿子也掉泪。张北川从科学知识谈到社会心态，让他们看哪些媒体的报道，教两人获取正确知识的途径和方法。近一小时后，两人离开，母亲和儿子都笑着致谢。
“他们是哭着来的，至少现在是看到笑脸走的。虽然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正确认识这事，但至少没哭着来再哭着走。”张北川说，很多人劝他不要再过多接触个案，那样会花去太多的时间，而多关注群体问题更有机会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他一直没办法答应。“我是学临床的，这样的情况找过来，你说我能不解释不接待吗？我救一个是一个。”
他说，当一个国家落后时，她的人民倒霉，她的人民痛苦。中国的同性爱者被国外学者形容为“一半在天堂，一半在地狱”：一方面，很多城市同性爱者酒吧的开放程度比台湾和欧美高很多，但另一方面因为社会认可度极低，同性爱者饱受歧视，内心倍受煎熬，生活极端压抑。
正是出于救一个是一个的初衷，在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的理论学术专著《同性爱》3年后的1997年，张北川创办了《朋友通信》这本主要针对同性恋者和学界赠阅的刊物，由于封面上“朋友”两字很大而“通信”两字很小，这本每期送出1.5万册的双月刊通常被叫做《朋友》。
《朋友》每期80页，分为资讯(国内信息)、艾滋病教育、认识同性爱、天下(国际要闻)和生命(同性爱者自己的声音)5部分。写稿、组稿、选稿甚至校对，都主要由张北川完成。别人的稿件会支付稿费，校对也会付费，唯独张北川既不要稿费，也不要校对费。
这本刊物，被学界认为在反对社会歧视等方面起到了领头羊和破冰的作用，也成了影响同性恋者最多的健康教育读物。直到去年，由于赞助方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重心转向青少年性教育，不再提供资金支持，坚持了13年的《朋友》失去资金才不得不停刊。
现在，《朋友》没了，他依旧在坚持延续了几十年的习惯：自己给大部分来信者回信。“只要是（同性爱者）家长、妻子、未成年人、有自杀倾向的、比较特殊的，我都亲自回信，简单的就让同事回信。”他说。
这占去了他大部分工作时间，有来访者，他还要尽心接待，“他们那个样子，我能拒绝吗？”他说，他一直坚持一点，就是“怎样能让他们笑起来。”
“你能让狗不叫唤了吗？”
张北川的工作室搬到居民楼里是在2007年。那也得益于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此前，他和同事在青岛大学医学院一间冬天连暖气都没有的半地下室里搞了8年研究。
1999年，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撤销了性健康中心门诊，实际上剥夺了其行医资格，他不得不搬离医院，搬到地下室搞研究。
医院领导反对他搞同性恋和艾滋病研究，尽管他此时已成为这个领域的学术权威，医院某主要领导仍认为他是在“不务正业”。2002年，接受《南方周末》和《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医院院长仍称张北川“成天和妓女和变态打交道，影响不好。”“他有精神障碍，是个典型的政客。”
那个半地下室的铁门上，甚至被人泼上了粪便。
“同事们都不敢告诉我，其实无所谓的，我才不在乎呢。你能让狗不叫唤吗？”张北川说，对某些人和某些言论，这是他的态度。
这句话来源于一则寓言：两名旅人在深夜里走路，一只狗叫了起来，一群狗接着叫了起来，有的狗还走近了。年轻的旅人想打狗，年长的旅人阻止了年轻人，说：“你能让狗不叫唤了吗？我们走我们的路。”
有人指责张北川的研究资金很多来自福特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说这些资金有什么什么样的背景，张北川说，他没有必要回应，做好研究就好了。在他的博客里，除了大部分支持者的声音，稀奇古怪的骂声也很多，张北川没有删掉或关闭评论。“李银河受不了，后来把博客的评论关了，我说我要留着它，我要让人们看一面镜子，看我们如何走过一个落后的时代。那些人以后有一天也会反省的。”
他当年写“常将冷眼读腐恶，每把热血话悲凉”的对联，就是这种思路。
当然他也会反击，比如有一次学院述职，他说“我不用述职，这一年我干了什么，不光你们知道，整个社会都知道。”他当着上百人的面指斥打压他的领导腐败，让总结陈词的这名领导颜面无光。
这些年，除了接过卫生部一个80万元的科研项目，张北川和团队的主要科研资金来源于福特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的资助。现在，这两个基金会在华资助重点转变，张北川失去了主要资金来源。
他的项目遇到了困境。他现在最想做的同妻（男同性恋者的妻子）项目尽管只需要十几万元资金，但目前也没找到好的募集渠道而难以展开。
他讲了多个同妻的案例，这些女人生活悲惨。有一名同妻结婚7年，丈夫换衣服都躲着她，她连丈夫的身体都见不到，更不用说性生活。更让她们难以忍受的，是因为性取向不合，丈夫对她们数年甚至数十年不理不睬的冷暴力——男同性恋者天生对女性没有任何感觉，与女性发生性关系更会让他们十分恶心，他们没有办法。
张北川掌握了多起这样的案例：因为传宗接代的社会压力，多名男同性恋者酝酿多时方能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但生理上的恶心感，让他们之后都会躲到一边强烈呕吐。有的人甚至会呕吐得瘫倒在卫生间里。
“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侵害的不是个例而是全社会。”张北川说，同妻们希望同性恋者能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样他们就不会结婚，就不会产生同妻的恶劣社会问题了。
一个好的社会不是一个英雄的社会，而应该是人民群舞的社会。把过多的责任集中在过少的人身上，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张北川说，这是他的看法。他有时候不理解，为什么能花那么多钱做一些大场面，可是十几万元的研究经费却没有着落。
“你能帮我找到这笔研究经费吗？要是有可能，我把项目书发给你。”张北川撩了撩花白的头发，手甩一甩指缝间的发丝，对记者的语气很真诚。
谁能帮帮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