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努斯，正遭受着孟加拉国司法体系的滋扰，来自该国女总理的政治压力令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面临严峻的风险。
孟加拉央行3月2日向尤努斯发出“解聘书”，要求70岁的尤努斯自行离职，理由是“超龄服役”，12年前孟加拉乡村银行再次聘任尤努斯时，并无央行授权。对此，尤努斯上诉未果，法院仍维持原判。
30多年前，政府通过特别法案给予了格莱珉银行合法地位，尤努斯消灭贫困、救助穷人的小额贷款事业始有发端，在2006年之后，此扶贫模式开始在全球薪火相传、惠人无数。
多年来，尤努斯几乎像“神”一般地存在，虽屡被质疑，但从未像现今这般猛烈。来自政府、媒体、金融机构等多方的批判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今年3月，将尤努斯推到了风口浪尖，尤努斯不得不直面公众对他的怀疑、对小额贷款的困惑。
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政治维度，小额贷款的高利率都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特别是在选举政治中，任何政治力量若想争取穷人的选票，只要攻击小额信贷的高利率就能大获全胜。传统金融机构若想和小额贷款争夺穷人市场，也可以攻击其高利率。处于夹缝中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则将面临道德的批判和生存的困境。
“不做白白送钱的好事，不做纯粹的慈善，而是想方设法为穷人造血。也不像金融机构那般按市场规律，利润最大化地赚钱。既不是慈善，也不是纯商业，尤努斯两头不讨好。”杜晓山，这位在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领域耕耘了20多年的社科院教授，特别理解尤努斯小额贷款事业的境遇，他希望公众能客观理性对待小额贷款所面临的质疑。
何以成为众矢之的？
《南风窗》：为何尤努斯遭受了来自政府、媒体和金融机构的多重质疑？
杜晓山：尤努斯鼓励穷人创造财富、自我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是一个趋向于善的资本创新模式，这一模式的理念是：人人都可以做企业家，不论富贵、不论大小。但政府、媒体和金融机构对这一事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们有自己的立场。尤努斯的模式是否违背了帮助穷人的慈善原则？人们往往从是否最大程度地维护穷人利益这个立场来讨论问题，其核心内容就是利率。
政府一般认为，既然是维护穷人利益，就不要收利息了，即便收利息，按照商业利率收3%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收比商业贷款利率还要高的17%~20%，甚至比20%还要高？
金融机构则是从经济和市场规律的角度来攻击尤努斯模式。他们认为金融行为应该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律，怎么能够对穷人施以援助，怎么还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怀疑尤努斯模式是否可持续发展，以及投资者是否能得到适当的资本回报。
国际金融机构实际是以拉美派为主，他们主张按照市场利率浮动来确定小额贷款的利率。世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就不主张尤努斯管利率，说让市场定，但尤努斯不同意。国际金融界对尤努斯的怀疑也在这里。
这也就造成了尤努斯两头不讨好的局面。他原本是想将两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鼓励穷人创造财富、自我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
面对外界对乡村银行非慈善的攻击，尤努斯曾回应说，“我不赞成纯粹的慈善，对穷人应该鼓励他们的积极面，肯定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穷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人人都可以做企业家。”他认为造血比输血更重要。
而面对金融机构的攻击，尤努斯则表示，金融机构应该赚中产阶级以上的钱，但不要赚穷人的钱，在为穷人服务的过程中自负盈亏，不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就已经达到了商业化运作的目的。
至于媒体对尤努斯的质疑，我认为金融媒体和金融机构的立场往往是一致的，而社会媒体基本上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上。因此媒体对尤努斯在非商业性和非慈善性两方面都有攻击，这和政府和金融机构的立场是相关联的。
做慈善为何要赚钱？
《南风窗》：既然是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为什么格莱珉银行的利率比一般的商业利率还要高呢？这不是在赚穷人的钱吗？
杜晓山：尤努斯一直是很重视商业化运作的，他将商业利率分成绿区、黄区和红区，机构成本加10%的利润是绿区，10%~20%则为黄区，20%以上就是红区。利率处于黄区的金融机构应该受到警告，这个利润已经属偏高。而处于红区的机构应该被叫停，这个利率已经等同于高利贷，是对穷人赤裸裸的剥削。按照尤努斯的这个划分标准，全球几乎60%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都是处于黄区以上范围。
帮助穷人，这是一个社会化的使命，商业化是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手段，也是一种比较高效的方法。机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帮助更多的穷人，帮助更穷的人们，这样的金融机构数量越多，发展规模越大，穷人收益就会越大。尤努斯小额信贷的模式正是一种处于慈善和商业中间地带的模式。
目前，小额贷款分为福利主义、公益性制度主义和商业性制度主义三种模式。白给穷人钱，不需要利息，甚至不需要还钱的这种补贴式公益模式属于福利主义范畴。这种模式在大灾大难之时，在穷人没有能力维持生计的时候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益性制度主义和商业性制度主义，其共性是遵循商业化的规律，其差异在于利率和商业目的。像尤努斯这样的公益性小额贷款模式，主要目的是帮助穷人，但其财务必须平衡，为了维持企业的日常运作，并扩大规模帮助更多的穷人，一定的利率是必须的。
格莱珉银行采用了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却又拿了大量补贴，这是尤努斯饱受质疑的一个主要原因。格莱珉银行创办初期，确实拿了大量的补贴，但那个时候谁愿意做小额信贷？孟加拉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贫困国，基本处于“等靠要”的状态，而尤努斯的小额贷款模式运作得非常出色，国际上的各种慈善机构和金融组织，甚至是企业家们，愿意把钱捐给尤努斯，支持他所从事的扶贫事业。
不像现在，小额贷款成了一个时髦的玩意，谁都想做，因此资源的供给是很有限的。而那个时候，国际援助机构资本丰厚，但没有这么好的机构在运作小额信贷，而且理念又如此超前。孟加拉是个穷国，把大量国际援助投入格莱珉银行，用于扩大规模帮助更多的穷人，这有什么可质疑的呢？
传统的国际援助模式有其一定的弊端，尤努斯曾公开指责外国援助70%用在了外国专家和购买西方设备方面，至于剩下的30%又面临着本国官员的腐败盘剥，究竟有多少真正用在了穷人身上？这一指责无疑得罪了国际国内的多方人士，也为格莱珉银行现今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在原有的慈善体系下，1块钱就是1块钱，只能办1块钱的事，甚至还办不了。但在尤努斯的模式下，效率无限扩大，1块钱的周转率持续提高、不断滚动，100块钱能变成160块钱，同时还帮助了穷人。从1976年到现在，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帮助了800多万的贫穷人口，其中还有10多万是处于赤贫状态的乞丐，敢问哪个机构能做到格莱珉银行这样的效果？
尤努斯模式在帮助穷人的同时，还获得了自身的大发展，这就是社会发展项目和金融活动项目相结合的一个混合体，既不是纯粹的社会发展项目，也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必须兼顾两者的特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双底线标准，正得到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的认可。
为什么利率这么高？
《南风窗》：虽然格莱珉银行的利率是偏低的，但孟加拉女总理仍然抨击尤努斯的银行利率过高，在“吸穷人的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小额贷款的高利率问题？
杜晓山：在2006年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人攻击尤努斯，即便有些人表达了对他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也主要表现在利率上。孟加拉的一些政府官员，谈起格莱珉银行的时候说：“格莱珉银行的利率太高了吧？”就这一条，别的什么都不说。官员们普遍认为，在和穷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应该有商业利益，应该是补贴。
但我认为补贴式的资本援助容易造成穷人“等靠要”的思想，并且容易成为权贵阶层与穷人争利的情况。低息甚至无息的贷款，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如果没有商业化的运作，很难避免官员和商人相互勾结，抢占穷人贷款的情况。所以补贴式的贷款，真正能用在穷人身上的概率非常小，效果很差。
在从事小额贷款多年的实践中，我发现扶贫资金的渗漏和挪用现象极其突出，而尤努斯模式通过商业化利率杠杆解决了我们想解决又不能解决的问题。
让穷人承担商业利率，从感情上和道义上来说都是不合理的，也不容易让人接受。
茅于轼先生的大胆试验
《南风窗》：您能否比较一下茅于轼的山西富平学校模式与尤努斯模式的差异？同尤努斯接受大量无偿援助资金一样，茅于轼接受银行业从业人员“投钱”，与当地企业家合作的形式是否合适？
杜晓山：茅于轼老师在山西的小额贷款是通过山西富平学校来运作的，通过和当地企业家的合作，双方共同出资注册了一个公司，利率大概在20%左右，单笔贷款的额度也不大，基本控制在2万、3万以内。
外界对茅老师的质疑也在这，利率这么高，按照尤努斯对利率的划分，处于黄区到红区之间，穷人怎么能负担得起这么高的利率呢？
从理念上看，茅老师是否将公益性小额贷款转换成商业性小额贷款，这个不好评判，但从现象上看，已经有此趋势，通过商业回报吸引更多的投资，使股东、高管及工作人员有比较好的收益。虽然在形式上有这种变动，但仍不足以下定论，说富平模式已经脱离了公益性小额贷款的轨道。
20%的利率，在中国能不能被接受？这个涉及中国的国情，中国人的观念太传统，认为做公益怎么能定这么高的利率呢？如果说按照商业小额贷款的标准，20%的利率是很可以接受的。如果说按公益小额贷款的标准，这个利率确实是偏高了。我认为，政府补贴是解决利率问题的一个办法，政府补贴一点，利率不就低了吗？
政府不给支持，又要求低利率，这个对从事小额贷款的公益事业来说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选择。
茅老师的富平学校模式如果获得成功，仍然将自己定位为公益性小额贷款，那茅老师就解决了公益性事业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并不断扩大规模的难题。茅老师的富平学校模式，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工作人员的待遇问题。富平学校的员工要有比较高的工资，定位在本地比较高的水平上，起码不低于当地银行公务人员的收入。
在中国，从事公益性小额信贷的机构规模都太小了，员工的待遇普遍偏低，这样不利于员工能力的提高和更新。
我这样理解茅于轼老师的实验，他可能试图通过富平学校模式解决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在中国的两难问题。利率偏高，外界质疑，利率偏低，机构又无法吸引更专业的员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引入资金就可能面临资金坏账和周转率过低的问题，因此企业也做不大。为了解决从业人员的待遇问题，在现有的情况下采用20%的利率也未尝不可。只有企业发展了，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年轻人的网络实验田
《南风窗》：中国的小额信贷，尤其是公益性的小额信贷有了创新性发展，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宜农贷、贷帮、拍拍贷等，改造了P2P的直贷模式，并利用互联网的透明性尝试建立信用体系。您看好这种模式的发展前景么？
杜晓山：这种模式并非中国原创，而是由国外的P2P模式复制而来。最早在我国展开此项业务的是两个美国女孩子，她们创立了一个叫“我开”的网站，号召美国人把自己的闲钱捐献出来，专门为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中国贫困人口提供贷款。从2008年创办至今，“我开”已经为200多名中国农民募集了将近10万美元资金。
这两个美国女孩最初的想法是，将中国贫困妇女的资金需求放在网上，然后吸引美国的投资人和中国的爱心人士共同资助受助对象，主要模式是认捐。但是“我开”为什么没有做大做强呢？因为在中国，“我开”面临外汇管制问题，外国人不能向中国人提供贷款，所以只能从国外募集捐款，然后在国内周转，最后变成了赈款。
宜农贷、贷帮等P2P模式，也就是说个人对个人的借贷模式，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小额信贷模式的一个创新，这种创新是社会进步的一种结果。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府资金支持不够，我们当初认为P2P模式能够起到一个填补资金缺口的作用，但这几年运作下来，我们发现难度比较大，一个借贷需求可能在网上公布了3个月都无法筹集到资金，借贷效率太低也不利于资金的流转，无法将商业效益扩大。
宜农贷公益性很强，因为借贷的利率低，只有3%左右，比商业利率还要低，但在农村市场资金的供给比较少，就宜农贷运作的情况来看，因为利率过低，资金缺口比较大，借贷需求不容易得到满足。而贷帮主要是靠机构线下运作，通过信贷员投放信贷，线下运作成本高，尤其是在农村，从事商业的农民还能够承受高利率的贷款，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无力承担，主要还是靠补贴式的公益性贷款。
在全球小额信贷市场上，中国的P2P模式是唯一可被称道的。美国的kiva等小额信贷网站主要是小额捐赠，还做不到线上的P2P信贷，真正有规模，能够从技术角度解决问题的P2P模式还是在中国。P2P在中国发展很快，诞生了像宜农贷、贷帮、拍拍贷等各具特色的P2P机构。虽然刚刚起步，面临的问题很多，但创新值得肯定。
《南风窗》：在小额信贷的探索中，政府应如何发挥监管作用？
杜晓山：首先，在小额信贷没有发展壮大之前没必要制订一部完整的法律，除非有国外成熟的经验借鉴。小额信贷目前才发展了30多年，全球暂无公认完备的法规，而且各国差异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给些指导性的意见，营造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但是对于吸储类的小额信贷应严格监管。
其次，政府基本的态度应该是稳步推进和对风险的系统性防范，不要把门槛定得过高，尤其在起步阶段。对于公益性制度主义和商业性小额信贷模式，政府应该均衡鼓励；对于公益性福利主义小额信贷，NGO组织可以做，但政府不必鼓励这种模式扩展。既不要完全强调社会目标，也不要只强调商业指标，必须均衡看待。不要一味肯定一种模式，反对另一种模式，也不要因为印度出了问题就否定商业模式，也不要因为补贴式小额信贷模式有弱点，就完全取消。
政府和社会的资源应该多多向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倾斜。无论是资金规模还是政策支持，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机构的力量有限、动力不足。政府资源丰富，方向正确的支持能产生令人惊喜的效果。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监管层面应注意小额信贷的均衡分配。以印度小额信贷的发展为例，印度共有28个邦，但全国30%的小额信贷资源都集中在安德拉邦，印度小额信贷危机正是从这个邦开始爆发的。其根源就在于小额信贷资源高度集中，大量的私人小额信贷和转轨的小额信贷不需要艰苦开辟市场，大家都抢着进来，导致恶性竞争。从客户的角度来看，过去是没人给贷款，现在是求着给贷款，这样就造成了客户过度负债。
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也有过度集中倾向，整体上都处于低端水平。国内的商业小额信贷机构有2600多家，主要集中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江浙沪一带。因为内蒙古的政策倾斜，内蒙古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全国最高，2010年已达286家，几乎占全国小额贷款机构的1/10，这个集中度还是比较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