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的“成长动力”的导师在为义工上课。符超军 摄
广州市癌症患儿家长会的一平方米小格子间。曾强 林满开 摄
□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已吸纳19家社会组织进驻，已助多家草根组织拿到“身份证”
□“专业批发”社会组织服务，这是全新的理念，但是路该如何走仍在探索
撰文(除署名外)南方日报记者 李强 通讯员 文燕媚
统筹 徐林
“经过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的‘孵化’，我们家长会终于拿到了民政部门发的‘身份证’，”广州市癌症患儿家长会会长崔伟雄兴奋地说。
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就像是公益社会组织的“保姆”，经过两年多的运作，培育基地已经吸纳19家社会组织进驻，其中2家草根公益组织经过培育后拿到合法“身份证”，并由广州市民政局担任指导单位，另外还有多家草根社会组织在两三个月内便可以成功注册；就连有着较雄厚实力的中山大学社工服务中心也慕名而来，准备进驻基地。
然而，广州市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邓世献却喜忧参半。他所负责的“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致力于打造“提供社会组织服务的专业批发市场”，这是全国少见的全新理念，但目标的实现却面临着不少困难。
“打铁还需自身硬”，仅仅解决社会组织办公场所和后勤服务等问题，还不能称之为“培育”。资源的缺乏、制度的缺位，让培育基地进一步“帮助社会组织提高能力”不是那么容易。
伯乐相马 马挑伯乐
“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么多，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在广州市社区服务中心办公大楼，邓世献一边领着笔者参观，一边说起两年多来的经历。
眼前的这栋大楼共有9层高，2年前只启用了2层，现在9层全部用上。为了给社会组织进驻创造条件，大楼分两期工程进行装修改造，计划容纳约60家社会组织进驻。目前，一期工程为社会组织提供了2000平方米办公场地；二期工程还在建设中，完工后连同一期将可提供40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
“我们的建设目标是让社会组织‘拎包入住’，不用再为办公场地耗费精力，一心一意发展实力，”邓世献说。
邓世献说，广州市社区服务中心最初的考虑是如何在民政业务领域内做些事情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社会管理，没想到后来引起广州市领导的高度关切。于是，社区服务中心“逼”自己，一定要做出一个社会组织的“孵化器”。
依托社区服务中心现有场地和人力资源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也一改以往“增设机构”的传统做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在广州市民政局的支持下，2009年底，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作为社区服务中心的一项业务开始试运营。2010年10月，国家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到基地考察，并要求广州市“把培育基地建设成社会组织之家”。目前，培育基地可谓初具规模，有19家社会组织进驻，因为场地在建等原因，还有6家社会组织排队轮候进驻。
由于社会组织种类较多、数量庞大，而培育的资源尚且有限，必须设立进驻的“门槛”。
培育基地在创立之初就“约法三章”：一方面，基于社会管理服务改革创新的现实需要，培育基地着重引进一些具有典型示范性、公益性、面向社区开展公益服务并且具有培育价值的社会组织进行培育；另一方面，规定进驻基地的社会组织的培育时限原则上不超过两年，以此增强社会组织自我提升的压力和动力，同时加快场地资源的周转率，为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培育机会。
因此，每一家社会组织在进驻之前都要接受培育基地的综合评估。符合条件的才能进驻，并无偿或低偿享受各种资源。
有意思的是，培育基地如同“相马的伯乐”，对宗旨、使命、服务内容等都符合条件的草根社会组织抛出“橄榄枝”，希望它们进驻基地。不仅是伯乐在挑选千里马，千里马其实也在挑选伯乐。社会组织看到这么大一块“蛋糕”后，并没有一窝蜂地提出进驻的申请。很多社会组织也在观察培育基地，是不是真的能得到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邓世献介绍，培育基地重点为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法律咨询、交流培训、项目策划、资源链接、财务托管、人事托管、网站托管等培育服务，期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育，使社会组织提升自主运作和发展的能力。
1平方米格子间也能成孵化窝
培育基地已帮两家草根组织拿到“身份证”
目前，在19家进驻培育基地的社会组织中，有2家草根组织已经通过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批准，拿到了“身份证”。广州市癌症患儿家长会就是之一，即将在月底办理完全部的手续，届时也将改名为广州市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广州市癌症患儿家长会最早由几个癌症患儿家长发起组织，从2006年就开始在广州两家医院开展面向癌症患儿家长的公益活动，现在的活动范围已达8家医院。它组织家长们参加经验分享会，与境遇相似的“同路人”共同努力树立医治和生活的信心。还开展“重症儿童愿望成真”爱心项目，发动各种社会资源满足重病中的儿童实现一个心愿。
然而，“黑户口”一直是广州市癌症患儿家长会一块心病。若要在民间组织管理部门登记，就必须找到主管单位，但实际上却怎么也找不到愿意担当的单位。
由于没有对公账户、固定场地、专职工作人员，广州市癌症患儿家长会经过几年的发展还是停留在小规模的志愿行动上，活动资金也十分紧缺。它向一些基金会和爱心企业申请善款，然而对方有规定必须与合法登记的团体合作，不能向未注册的“草根”提供资金。就算有基金会愿意提供捐助，也只能将资金存进对公账户，仍然帮不了它。
培育基地为癌症患儿家长会提供了一平方米大小的办公格子间，作为孵化的窝；帮助它制订组织章程，制作规范的申请登记材料和项目策划书等。在正式拿到“身份证”前，培育基地还为癌症患儿家长会提供资金托管服务，可以通过对公账号接受基金会和企业捐赠。培育基地使用广州市义工联会员单位的资源，帮助癌症患儿家长会获得壹基金的资助。
由于2009年我省已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规定》，将原来登记注册时所必需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只要有“业务指导单位”即可。广州市民政部门于是担任了癌症患儿家长会的指导单位，依法进行登记管理。
在癌症患儿家长会之后，广州市萤火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即将在两三个月内正式获得社会组织的“身份证”。它在培育基地也拥有一个办公格子间。
广州市萤火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王雪明说，这一组织的使命是为社区弱势群体、山区留守儿童以及山区学校提供援助服务。从2001年以来，他们就先后与广州的30多个社区合作，推行《社区服务指南》公益宣传活动，使30万户居民受益。
10年多的时间里，王雪明和义工、志愿者虽然做了很多公益活动，但缺少一个社会组织的“外壳”。由于找不到主管单位，王雪明为了做社会服务，不得不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了一家公司———“广州市通用互动数据中心”。这让王雪明感到非常别扭，但也非常无奈。他去申请基金会和企业资助时，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解释，因为对方怀疑他根本不是做社会服务的。
“好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地提供了政策的指引，一步一步推动萤火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完成登记所需要走的程序，”王雪明说，“像以前那样因为身份问题，而造成别人对我们诚信度有所怀疑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最近，培育基地为“萤火虫”找到了美国500强企业艾利丹尼森的资助，让“萤火虫”做关心山区留守儿童的公益项目。
除了对社区草根组织的培育扶持外，培育基地也不拒绝较为成熟的社会组织进驻，以便带动弱小的组织发展。不同的是，较为成熟的社会组织要支付适当的场地管理费。
广州市星空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培育基地拥有五六十平方米的办公室。该中心总干事何维说，2010年秋天，因为与前房东租约到期，“星空”在天河岗顶商业旺地租用的办公室被收回。就在这个时候，她想到了向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求助。当年11月申请，今年2月，“星空”就成为培育基地的一员。
“相比于岗顶办公室每月四五千元的租金，培育基地向已成熟的社会组织收取的管理费每月才2000元，减轻了社会组织的成本负担，”何维说，“在社会组织扎堆的地方发展，各家组织能够互相沟通信息，互相学习经验。”
人、财、物及制度设计方面均有障碍需突破
2006年成立的上海恩派(NPI)是全国较早的“公益孵化器”。它是在政府主管部门、国内外资助型机构、企业界、学界等关键“拥护群”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公益支持性组织集合体，为初创期和中小型民间公益组织提供支持。
与NPI相比，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带有本质性的不同，它是全国第一家由政府主导、依托民政事业单位来运作的社会组织“孵化器”，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中扮演引领、示范的角色，并形成广州的特色。
和NPI相同的是，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也看到，随着政府公共服务政策的改革、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公益资源垄断的打破、民间志愿精神的发扬、社会组织就业功能的凸显等因素的发展，尤其是建设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大环境，充分拓展“增量”，孵化更多的新组织，吸纳更多的新资源，培养更多的新人才，同时也将促进“存量”的改革。
“把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做成社会组织服务的专业批发市场，成行成市，批发提供社会组织服务，以规模化、专业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带动社会组织更好地发展，”在谈到对下一步发展的构想时，邓世献提出了全国少见的社会组织服务“专业批发市场”的理念。
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在人、财、物及制度设计等方面都有一些障碍需要突破。
从人、财、物资源来说，以目前的能力，培育基地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组织的需求。培育基地目前仅聘请了一名香港社工督导，社工专业人才十分缺乏。只有专业资深社工，才能更有效地帮助公益社会组织确立发展目标，建立规范的组织架构，开展合适的公益项目。
社会组织的进驻让培育基地行政成本迅速增加，未登记的组织全免水电费、办公经费、清洁卫生费。由于社区服务中心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按照人员编制做行政经费预算，财政的投入没有因为社会组织进驻而增加。
另外，培育基地目前链接资源的能力还有限，所能获得的资源还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组织的需求。因此，社区服务中心从义工联入手，不断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的爱心企业和慈善组织为基地中的公益社会组织发展提供资金。
广州市已经意识到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发展的困境。最近，广州市政府将在市中心地带拨18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给培育基地，让它有更多的容纳空间，实现专业批发市场的规模。
？观察？？
扶上马送一程才是培育关键
建设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大环境，让社会组织坐上大发展的高铁列车。笔者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31日，广州市共有社会组织4196个，其中社会团体1437个(含行业协会251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759个。广州市本级的社会组织1088个，其中社会团体643个(含行业协会108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45个。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蔡禾认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社会组织的培育。当今社会，人们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分化，在人们寻求自身利益的表达中，社会组织培育显得尤为重要。
邓世献说，由于资源有限，难以顾及全市需要扶持的社会组织，建议各区(县级市)因地制宜设立相应的培育基地。政府各有关部门也应在各自的领域内为社会组织提供更多的扶持。
“社会组织发展初期最困难的是资金缺乏。建议政府出台面向社会组织的低息贷款政策，或是拿出一笔资金设立社会组织创业基金，”邓世献说。
“扶上马送一程，才是对社会组织‘培育’的关键，”邓世献说，“广州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在寻求解决的出路。”
策论
社会管理创新要“软硬兼施”
孔令人
根据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我省在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理念有些偏狭、体制有些僵化、方法有些陈旧、社会成本过高等问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以下建议。
软实力和巧实力结合
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会规范体系，既包括社会制度设计、法律、法规、政策等硬规范，也包括文化、道德、价值等软规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软规范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因此，在社会管理中灵巧运用软规范，“软硬兼施”将会事半功倍。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与时俱进，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就是我们的“软实力”，它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国社会和谐力的重要法宝。因此，在社会管理的各个层次，特别在基层，我们不但要加强硬实力的建设，还要加强注重软实力的建设和培育。并在不同的情况下，灵巧地采用“软硬兼施”的实力，将以法治理和以德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德法兼用，努力化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管理成本。要善于运用“软方法”理顺情绪，培养健康心态，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提高群众认识，凝聚群众力量。软方法强调积极引导、柔性协调、正面劝解、真诚交流，达到心与心的对话。
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基层及社区的社会管理创新是一切社会管理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扶正社会心态是工作的重点。
社会管理作为一种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蕴含了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相结合的要求。除了监控是以刚性管理外，服务、协调、组织都是以柔性管理为主。柔性管理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方面投入；二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增强社会诚信；三是突出社会服务，就是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通过强化服务提高社会管理的实效。
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各类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浮出水面，一部分公众产生了心理失衡。要通过心理疏导架起通往社会和谐的心路之桥。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改革不断深入的进程中，诱发人们心理失衡、失调的因素有所增多，特别需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多元包容的社会心态。心理疏解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重点，把群众幸福作为第一追求，帮助人们减轻工作和生活压力，以内心和谐带动社会和谐，这对于加强社会管理，防止突发事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强社会领域立法
要妥善处理、解决社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必须大力加强制度建设，重点就是法制建设，制度化的关键就是法制化。
由于社会领域立法往往直接涉及利益关系调整，使立法过程中在形成共识方面往往会遇到较大困难，既得利益者与争取利益者之间的利益协调给立法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广东地处改革发展的前沿，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更早凸显，我们应牢牢把握新形势下的历史机遇，以先行先试的胆略和勇气，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当好排头兵。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台盟广东省委原副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