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亿万富豪、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对其捐出的善款的发放状况表示了满意。10个月前，这笔捐款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他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而一般“行规”10%。
当初曹德旺向承揽管理、发放善款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提出这些附加条件时，舆论称之为“史上最苛刻的善款”。可喜的是扶贫基金会接下了这个看起来烫手的山芋，签订了一份类似军令状的协议：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当年曹似乎有些不近人情的苛刻要求，现在看来是皆大欢喜，行善者把善款用到实处尽量避免浪费的目的达到了；广大受资助的村民也得到了实惠；而中国扶贫基金会较强的执行能力也得到了证明，其公信力因此也会有相当的提升。
我认为曹德旺的苛刻要求乃事出有因。世上有善心的人不少，愿意将财物捐献给需要帮助的人，但整个社会是一个复杂得系统，决非熟人社会中帮助亲友、邻居那么简单、直观，于是社会需要一些公正的、高效的组织来替好心人管理、使用善款，是善款发挥最佳的用处。很长时间内，我国这类慈善的非政府组织并不发达，而由地方政府做了本该由NGO来做的事，善心人自愿捐款一旦和具有强制力的公权力纠葛在一起，不但那种自愿行善的味道变了，给人以钱逼捐的现象，而且滋生一些腐败现象。一些传统的慈善组织，其官方色彩非常浓厚，不但其领导人往往是退休的官员，而其日常运行亦对上司主管的政府部门俯首帖耳，说其是“准衙门”也不为过。地方公权力部门直接管理、分配善款出现的一些腐败、浪费、低效现象，在这类慈善组织的运行中也不少见。因此，其公信力受到了相当的影响，许多善心人想捐款而却步，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相比经济发展水平欠佳，这些现象是重要的原因。
笔者之所以要为曹德旺的“较真”叫好，是因为他这样做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摆明了等于他向公众宣示对一些官方色彩甚浓的慈善组织不太信任，所以才“先小人后君子”。其他一些乐于捐助社会公益事业的富豪，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的了解情况未必就不如曹德旺，他们或许在心中对善款捐出去后的管理、使用状况也疑窦多多，但多数人却是“难得糊涂”。为何如此呢？我以为还是因为在我国的慈善事业中，政府主导甚至包揽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一些地方政府乐于把所有的金都贴到自己的脸上，不受自己管理或支配的“行善”等于和自己抢风头，可能被视为“居心叵测”。在这样的情形下，真正的非政府慈善组织很难发育起来，而一些富豪在大灾后响应政府的号召捐款，与其是说出自对灾民的善心，还不如说是一种效忠的表态，向掌握公权力的人输诚纳币。那么，善款最终的使用状况如何，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本来一些富豪捐款的目的，未必就是善款用到它该用的地方。于是，“难得糊涂”便是一种明智的态度了。
在一个开放的法治社会里，所有的慈善组织都应该依据法律，在同一个平台公平竞争，如此慈善组织之间会比拼透明、高效，即比拼公信力。而一些超级富豪持有一笔巨额善款作为启动基金，完全可以另立门户，建一个新的慈善基金，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这个基金运作情况良好，公信力高，另一个超级富豪巴菲特就觉得没必要另起炉灶了，直接将巨额资金捐给比尔盖茨基金。如此，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就呈现良性循环，那些衙门味道十足、低效甚至有腐败现象的基金会就会被冷落，直至运行不下去而关张。
前不久，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终于取得合法身份了，这是个好消息。如果我国有相当一批运行高效透明、公信力强的慈善组织相互竞争，我想曹德旺也不必那样“苛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