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很干净，甚至很难见到垃圾。不管是在城市的街道还是各个旅游景点，都是如此。
这是台湾给记者留下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在台湾，垃圾是宝贝！”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对记者说。
1月25日傍晚，台北市一家餐厅里，简又新姗姗来迟。“刚开了一个会。”他兴致勃勃地对记者说，“你们想问什么，尽管问。”
简又新1946年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县，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拿下航空工程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加入中国国民党，投身政治活动。1987年台“行政院”成立“环保署”后，简又新出任首任“署长”。
卸任后，简又新仍致力于环保事业，于2007年发起成立了非政府组织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以推动台湾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2009年，该基金会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观察员。简又新本人也由于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台湾环境英雄奖”。
第一财经日报：台湾历史上也曾有过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时期，是靠什么办法扭转过来的？
简又新：你说得没错。就在20多年前，台湾的环境污染仍十分严重。我记得有一次陪当时还是台湾“行政院”官员的马英九视察台北淡水河，河上漂着很多死猪、死鸭，我们都穿着长袖衬衣，深怕皮肤被水溅到而过敏瘙痒。
那时候的台北，环境污染几近失控，99%的城市垃圾随意露天倾倒或胡乱焚烧。1987年，台湾成立了“环保署”，正式揭开了台湾治理环境的序幕。
我们主要抓了民众教育和官员教育。我一直认为，环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民众一旦觉醒，他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他就会主动去寻找答案。而官员是关键所在，任何环保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如果没有官员的支持是没有办法推行下去的。
比如推行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化要从源头做起，公众教育很重要。由于有效推行了垃圾分类、随袋征收制度，台北的生活垃圾大幅减少，目前台湾基本上做到了“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目前台湾每天每人产生的垃圾只有0.4公斤，而北京、上海是人均1公斤。
日报：据我了解，目前台湾大量的垃圾是通过焚烧处理的。最初建焚烧厂时，有没有遇到民众的抵触？
简又新：有。但反对的声音很快就没有了。台湾曾计划建造36座垃圾焚烧厂，但由于垃圾分类处理得好，建到第24座时，就停了下来，因为没有更多的垃圾可以烧了。
现在民众赞成垃圾焚烧的声音非常大，因为有些地方可以因垃圾焚烧带来一些福利，如果没有垃圾焚烧，这些福利也就没有了。有些垃圾焚烧厂甚至打算把原来填埋的垃圾再挖出来烧掉。
日报：尽管台湾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据我了解，目前国际上仍有人将台湾列为“环保劣等生”，这是怎么回事？
简又新：我听说过“环保劣等生”这一说法，这个问题要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内容。历史上，台湾的确是“环保劣等生”，但经过多年的治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碳排放上，台湾需要再加把劲。
在海外非政府组织公布的“气候变化绩效指标”中，台湾在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从32名大幅滑落到47名，评级为“差劲”。另外，噪音也是最严重的，噪音是台湾人最不能忍受的污染。
台湾今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减少碳排放。我认为，除了产业上的改变外，个人习惯的“调适”也是至关重要的。未来，台湾的环境与经济面对气候变迁灾难的冲击无可避免，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社会大众意识的觉醒，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生活习惯，选择简朴永续之生活形态，齐心携手解决这一世纪最大问题，努力将各种冲击降到最低，为下一代的未来争取最大生机。
日报：你认为两岸在环境方面的合作空间有多大？
简又新：目前，台湾环保产业发展已具备相当规模，并且在环保设备制造、资源回收再利用、再生能源等方面极具优势。大陆市场广阔，节能减排潜力巨大，两岸各界应共同讨论未来合作的良机，这不仅将促进双方的了解，而且也将带来实质性的合作效益。
比如在垃圾分类方面，上海民众的素质比较高，在上海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有很好的条件，一旦上海推行成功，在全国就会产生示范效应。
简又新：基金会是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永续利用，并致力于加速台湾向低碳经济转型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的业务主要有四项：政策倡议、永续发展教育推广、环保合作和主办台湾企业永续报告奖。
除了去年在上海参与了“2010年沪台城市发展与合作论坛”外，我们还在去年协助山西省长治市举办了“海峡两岸气候变迁与能源永续发展论坛”，针对气候变化、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碳交易等议题进行讨论。作为两岸相关学者学术与科技的交流平台，这一论坛今年还将在台湾举行，由我们基金会主办。
我们每年还对台湾企业出版的永续报告书进行评价，以推动台湾企业对维护永续发展、友善环境及公益社会的重视与投入。到目前为止，台湾的“中华电信”、台积电、中联资源、联电等企业都获得了这一奖项。
简又新
1946年，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县；
1987年台“行政院”成立“环保署”后，出任首任“署长”；
2009年，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观察员；
2010年经由远见杂志评选为“台湾环境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