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江阴市慈善总会正式向社会推出“个人冠名慈善基金”，任何市民只要捐出1万元，就可以获得以自己名字命名慈善基金的机会。江阴，也由此成为继南京、苏州、启东之后，省内又一个推出个人冠名慈善基金的城市。
让普通百姓换个姿态做慈善
3月8日，江阴市发布设立“个人冠名慈善基金”的公告。第二天上午，慈善总会就迎来了第一位冠名人一位周女士以女儿的名义捐出1万元，成立“徐辉帮困基金”，并同时为女儿注册成为志愿者。
而就在4个月前的2010年11月，苏州推出了同样的举措。市民纷纷来电来人咨询，首个个人冠名慈善基金“朱鑫婷爱心基金”出自一对工薪族夫妻。
“没有大张旗鼓的层层动员，没有劝捐，每一笔捐款都是老百姓真实意愿的表达。”南京公益达人“薄荷精灵”两年前就开始关注个人冠名慈善基金，他注意到，从个人冠名开始，老百姓对待慈善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几乎都有过‘被捐款’的经历，这种不快的感受曾经让许多善良的人深感疲惫和受伤。”
“我慈善，我做主！”公民的呐喊得到了慈善机构的回应。江阴市捐赠中心副主任胡丹说，不可否认，当下，我国公民个人慈善行为还表现为相当程度的被动性。运动式的慈善活动居多，表现为大灾大难时公民慈善意愿高涨，而日常慈善乏人问津；政府动员式的慈善过多，许多慈善活动都要仰仗行政权力的层层发动来展开。而个人慈善基金，高度表达了公民个人自觉自愿参与慈善活动的心志，因而广受欢迎。
换个姿态做慈善，一个微妙的转变霎时点燃了熊熊的慈善火焰。南京市自2009年3月在全国率先推出“个人慈善冠名基金”以来，参与认捐的市民个人达284人，认捐金额超过460万元。
慈善事业应该是“集体舞”
“个人冠名，的确能激发公众的慈善热情，不过，具体效果还有待观察。”从事法律工作的杜音对记者表达了一些担心。
“我注意到，无论是南京、苏州还是江阴，都允许捐赠者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捐赠，即承诺一个捐赠总额，每年捐出一部分，在若干年限里全部缴完。那么，如果捐赠人在此期间发生变故，不能继续履行承诺，项目是不是就此停止，对被捐助人又该如何交待？”
操作上的技术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更令杜音感到担忧的，是整个社会慈善环境的脆弱。“前些时候，章子怡因为‘捐赠门’被舆论追问，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百姓，社会总是习惯性地对他们的慈善行为苛责太甚。如果做了慈善反倒如履薄冰，长此以往，谁还敢行善？”
“当前中国民间慈善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一种务实、普惠、宽容的公民慈善文化。”江苏省道德模范、“人人慈善”理念的倡导者范跃宁，却很看好个人冠名基金的“破冰”意义。在他看来，与盖茨、巴菲特这些世界级的慈善家相比，那些默默无闻奉献爱心的“草根善者”更具有普世和现实的价值。以个人冠名基金为代表的民间慈善的发展有助于改善社会风尚，从而形成一种以同情、仁爱、正义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慈善文化。
“人人可慈善，处处皆公益”，健康成熟的慈善文化需要一个更加务实、宽容的慈善环境。无锡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尤俊欣认为，行善有很多种方式，捐款是一种慈善，贡献个人的时间、才能，参与慈善工作、为慈善事业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也是一种慈善。呵护这些存于草根的向善之心，便保有了社会的道义火种。
慈善理应像玻璃一样透明
随着一大批“个人冠名基金”的崛起，一个普适大众的慈善社会似乎已经降临中国。然而，业内人士认为，距离真正的“全民慈善”时代，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范跃宁告诉记者，与西方相比，政府鼓励捐助的激励措施还比较少，整个社会鼓励捐赠的风气不足。“从中华慈善奖到省市各类慈善奖项，起步门槛至少50万，这就把99%做慈善的普通人挡在了荣誉大门之外。”而且，政府一向对做慈善的人只有精神鼓励缺乏物质激励，捐再多也只发一张证书，甚至连慈善捐款转账免除银行手续费这样的政策至今也未能完全落实。
慈善组织资金管理不够透明，公信力不足。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显示，近九成受访者表示从未收到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超过九成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满意。对于公众普遍关注的慈善机构年度工作报告、筹款用途、项目实施效果、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等决定慈善组织公信力的信息，慈善组织表现“吝啬”，透明指数明显偏低。
“从国外经验来看，非官方的公益和私人慈善机构，是社会慈善发达的必备要件。”有专家指出，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要深入民间，首先要解决合法性和规范性的问题。“政府对待慈善，一定要支持NGO（非政府机构）和民众在前台，而不是直接做慈善。”
一个趋于一致的社会共识是，中国慈善组织和NGO服务亟待调整和完善。具体来说，在项目运作上要学会透明公开，不仅在公共媒体上将信息公开，而且可借鉴国际通用做法：直接将善款信息寄到捐赠人家里。南京某私募基金会负责人表示，“慈善组织做事情要像一个玻璃口袋，让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才能建立起整个社会的慈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