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在国外被誉为“社会工程师”，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名社工，然而在国内这是一个尚未被大众认识的人群，甚至与“居委会大妈”画上了等号。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系列复杂的深层社会问题凸显：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家庭亲子沟通障碍以及由于父母离异等原因造成的儿童心理疾病等等，这一切都逼迫政府着手进行“社会管理服务”的改革，“社工热”随之掀起。
然而即使在社工发展水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的广东，专业社工人员的储备不足和大量流失，专业社工组织的蹒跚起步，使“社工热”正遭遇着“社工荒”。
社工生活：
“连谈恋爱的时间也没了！”
海幢社工站在广州市海珠区一条老巷里，不起眼的门面布置得很精心。
下午4时，社工站开始热闹起来。社工叶倩怡介绍道。社工站的工作重且琐碎，海幢街社工站只有6位社工，但他们服务的街道有几千户，项目涉及失业青年培训、残障人士探访等方面，加班是常事。叶倩怡开玩笑说：“连谈恋爱的时间也没了！”
在中山大学等6所院校每年毕业的七八百名社工专业学生中，转行是大多数毕业生的选择。广州女孩叶倩怡是华南农业大学社工专业的，她们班只有她是主动填报而非经过调剂的。2009年，她毕业选择社工这条路就遭到家人反对。“妈妈让我去考公务员或找别的工作，以为我在社工站就是玩两三个月，但如今都干了快三年。”一个月前，叶倩怡刚从华洲街社工站调到海幢社工站。
海珠区华洲街道属于城乡结合部。这里诞生了一代被称为“二世祖”的“闲散青年”。
这些“闲散青年”正是华洲站“青年地带”项目的重点群体。但这群人也是最不可能主动来社工站的，华洲街社工站一度冷清。社工们只能主动出去找，这被社工们称为“外展”服务，是香港社工制度中较有特色的一种。
“主动地去接近、关心他们，就会了解他们逃学，是为了想"打工"买新的手机，不花父母的钱，可能父母离异了或者是家人身体不好……”
“社工热”：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
“九年前来中大，基本上每次谈社工，包括政府组织、民间团体都对我特别冷淡；现在，突然之间我们变得很红啊！”谈及突如其来的“社工热”，罗观翠教授有点不适应。她是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3年前，她带领学生创立了广州第一个社工类NGO组织“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位上世纪70年代就活跃在香港社工界的元老，在2002年，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来到中大任教，可谓华南社工的领头羊。
正如广州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处的杨海清处长所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市场经济领域"从政府职能逐渐剥离的过程，后三十年，应当是政府开放"社会服务管理职能"的三十年。”
目前，一场服务中心进社区的大潮在广州逐渐展开。去年，广州市通过“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方式，建设了20家“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今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了位于北京街的“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它是首批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一个，有12个社工。
今年7月，广州市提出“到2012年上半年，广州市每个街道至少建成1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目标。按照“一街道，一中心”的计划，明年广州将需要8000～10000名社工。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表示，到“十二五”时期末，广东要实现每万人有5个以上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工作的人数包括专业社工、志愿者、义工等要达到常住人口的10%以上。届时，按照广东的人口基数，该数字将达到上千万人。
社工荒：
“有经费也招不到人”
一方面，“服务中心进社区”轰轰烈烈，但巨大的社工缺口和人员的流失，也让社工NGO组织陷入了“有经费也招不到人”的困境。
统计显示，广东省通过考证获得专业社工师和社工师助理资格的仅约七八千人，广州社工人数仅为2000人左右。广州有华农、中大等6所院校开设有社会工作专业，每年的毕业生有七八百人，“逃离社工”一直是多年的难题。
“广州社工缺口较大，短期内难以弥补。”“启创”执行总监廖焕标说，他们在招聘时只招生本科以上社工专业的毕业生。“就是读社工专业的出来也不一定做社工，专业人才少；加上待遇不高、经济压力过大，有人曾开玩笑说，想发达的就不要做社工！”
叶倩怡是社工主任助理，属于管理人员层级，目前的月工资能达到4000多块，这在社工行业中已经算相对较高。入行第一年，每月还不到3000元。
廖其能和张铭伟都是“启创”首批社工，如今已是管理者。“买房压力确实大。”廖其能说，已经27岁的他，不是广州本地人。“这是一个拓荒的年代，我希望能够在这里有更好的发展。”
说到同学朋友“逃离社工”，张铭伟觉得，有因为工作强度过大、工资待遇不高而离开的，但高速发展的NGO组织也暴露出不成熟，伤害了社工人员的热情。很多社工离开其实是因为“专业得不到理解，找不到专业的价值。”
社工组织之困：
税收问题和理念冲突煎熬
事实上，专业社工缺口大只是问题之一。税收问题和社工运作模式和政府管理模式之间的冲突，都让社工组织的发展举步维艰。
2008年2月15日，“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率先“吃螃蟹”。“当时连成立一个社工类NGO组织的规定和手续都没有。”参与创建的廖焕标介绍道：“许多政府机构都不知道社工组织是什么，很不规范。比如：要不要买发票、去银行怎么开户、到民政局是以什么名义登记等等问题。”整个注册过程从2007年中旬持续到了2008年2月。
“启创”已经发展到第三年，在广州有9个站点，还建立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小雁子计划”；但10个站点只有22个社工，“有经费也招不到人”。
“税收”也是一个大问题。“虽然我们不盈利，可是税得照交。”廖焕标介绍，像启创这样的社工类NGO属于“民办非企业”中比较特殊的一种不盈利的民办非企业；不像教育类的一些民办非企业，比如民办学校，自己能够盈利创收。廖焕标表示，“我们的经费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资金，我们自己本身不盈利，因此税金就只能从政府拨款中上缴，这也变相伤害了服务对象的利益。”
在学者眼中，这种“政府购买”的模式还存在疑问。罗观翠认为，现阶段在珠三角地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主要遭遇两大困难：一是社工“关怀为主”与政府的“管理为先”发生理念冲突，社工进入到政府部门或者街道工作，通常会受到政府人员的影响；二是“社工荒”和NGO组织发展不成熟。
希望之光
流失社工正逐渐回归
随着“社工热”的大潮，社工专业的拐点似乎正在到来。据统计，华农社工系毕业生此前基本上没有从事纯粹的社工工作，但今年110余名毕业生有近一半当了专业社工。与此同时，广东工业大学今年社工系毕业生就业对口率也高达60%~70%。
而更让叶倩怡感到温暖的是，之前流失的社工正在回归。最近，一起毕业的同学从别的行业回流到社工机构的特别多，有的人在毕业时选择了医院的宣传岗位，但是不想浪费四年学习的社工专业知识，最后还是回到了社工岗位。
不同于很多人是被调剂到社会工作专业，张铭伟报读华南农业大学的第一志愿就是社工专业。2008年3月，还在读大四的张铭伟就已经来到“启创”工作。在香港实习时，张铭伟跟从的社工督导是一个有20年工作经验的老社工，当地的警察局破获了一起少年性侵犯的案件，但无论警察怎么审问，那些孩子什么话都不说。于是请来这位社工，希望能够让这些孩子说出案情。“过了一段时间，里面的那些孩子就哇哇地哭出来，对督导说了所有的情况。”张铭伟说，那是他第一次感到社工的力量是那么强大。“我会坚持，因为我感觉我的社工理想还能实现。”
他山之石
香港每562人中即有一名社工
中国香港每562人中即有一名社工，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每1000人有一名社工的水平。目前香港社工已超过1.4万人，大多来自高校社工专业毕业生，享受较好的薪水待遇，专业服务令人称道。
香港对社工采取强制注册管理，具有社工注册资格的有四类：具有社会工作学位者；具有社会工作文凭者；没有社工学历，但已从事社会服务工作10年者；没有被认可的社工学历，但现正担任社工职位者。目前，香港至少有6所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系，学生不仅要通过社工知识课程，还要完成800小时的实习。
在薪水报酬方面，对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社工，其工资参照公务员标准。对于在民间机构任职的社工，收入根据本人的资历和职务来定，初级社工月薪在1.2万~1.8万港元，高级社工月薪可达6万港元。
香港社工服务由政府来提供，但社工从业者分属于各个民间机构，目前已达3000多家。对于社工的服务项目，机构先以服务对象做分类，然后根据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香港模式的成功在于较好协调了政府、社工机构和公众之间的关系。社工是“中立”身份，在处理许多社会问题时就比较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