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贵伦，男，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办主任。于2007年12月2日正式宣布成立的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在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社会建设新格局的基本框架过程中，已初步形成北京社会管理的基本工作模式。
北京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为什么要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为骨干？通过成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妇联等人民团体在北京社会管理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枢纽型”社会工作体系将如何进一步完善？近日，记者就北京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以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为核心的创新实践采访了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
记者：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程中，北京为何提出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新思路？
宋贵伦：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共有依法登记的市区两级社会组织7100余家；此外，还以备案制等形式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社区社会组织、“草根”社会组织以及高校社团组织，总量近3万家。这些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社会组织，分布在首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发展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保障改善民生、完善基层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显得非常必要。
第一，中国发展到今天，需要构建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三维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我认为，一个成熟和发达的社会，不仅需要依法执政的政府管理体制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需要一个充满活力、运行规范的社会组织体系。北京在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市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社会组织充分发育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第二，原有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体制需要适应新变化。一是政社不分、管办不分的现象比较普遍，许多社会组织都是由政府部门创立，在人、财、物上严重依赖行政部门，附属在行政机关，自主发展、自我管理的能力不强；二是管理分散、疏于管理的问题比较突出。仅市级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就多达134个。实际工作中，这些部门大多很难投入精力来提供专门的服务和管理；三是社会组织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的问题时有发生，很多社会组织只能以其他形式存在，于是产生了大量无人联系、无人管理的“草根”组织，同时，也有一些社会组织随便找一个挂靠单位；四是由于渠道不畅，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滞后，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不够，工作在社会组织中的大量党员成为“口袋”党员，长时间不能过组织生活。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体制创新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促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为此，市委市政府在2008年出台的《北京市社会建设实施纲要》等“1+4”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改革思路，形成了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枢纽型”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工作的新机制。
宋贵伦：“枢纽型”社会组织是2008年在北京市社会建设大会上提出的一个新词语，是联系党和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桥梁纽带型社会组织，是同类别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联合型社会组织，是授权对同类别组织进行日常管理和服务的龙头型组织。它们将在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通过加强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服务、引导和管理，带动全市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主要承担三个方面的工作职责：一是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负责在所联系和管理的社会组织中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党建工作；二是在业务上发挥“龙头”引领和聚合作用，团结带领本领域社会组织形成合力、共同发展；三是在日常管理和服务上发挥平台作用，承担有关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职责，负责业务指导，进行日常联系、服务和管理。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已经确立的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中，妇联等人民团体被视为其中的骨干，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宋贵伦：把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列为首批“枢纽型”社会组织，目标首先是要把人民团体做大做强，把人民团体的传统优势与新社会组织的活力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新优势、发挥新活力。
第一，社会组织管理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决不能在人民团体外“另起炉灶”。人民团体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多年来一直是党和政府联系各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政府最值得依靠、最值得信赖、最为得力的助手，具有比较健全的组织体系、工作队伍和工作机制。
第二，人民团体有良好的工作基础和优良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与人民团体管理决不能搞“两张皮”，要有机融合。因此，我们在考虑由“谁”来做“枢纽型”社会组织时，认为应该首先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的现有资源和工作优势，通过改革创新，首先把人民团体做大做强。
第三，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创新应当首先推动人民团体工作创新。社会建设需要人民团体的大力参与，人民团体也同样需要借助社会建设这一广阔舞台，在新时期实现更大发展。
第四，“枢纽型”社会组织不是新的官僚体制，而是开放竞争的体制。一方面，“枢纽型”社会组织扩大了覆盖面；另一方面，同时也增加了工作交叉点。下属社会组织选择业务主管单位——“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自由度更大了。今后，人民团体等“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官”也会越来越难当了，当然，地位会越来越重要了。
记者：北京市妇联等人民团体被确立为首批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已有一段时间，如何总结这段时间的收获？
宋贵伦：已经确立的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各自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在积极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使自身建设和事业发展得到了较大提升，探索出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工作亮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延伸了手臂，工作的联系面和覆盖面不断扩大。二是展开了手脚，作用发挥更加明显，形成了许多公益品牌。三是提供了舞台，凝聚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参与社会建设的渠道不断拓展。四是完善了职能，服务和管理本领域社会组织的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
记者：北京将如何进一步完善“枢纽型”社会工作体系？
宋贵伦：下一步我们将从四个方面积极采取措施。一是进一步完善工作运行机制，积极采取措施，规范“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通过多种方式支持“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加快推进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全覆盖，最终通过确立30家左右的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基本实现对市级社会组织服务管理的全覆盖。三是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措施，进一步加大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四是建立健全与在京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全国性社会组织合作交流机制。去年底，市民交协成功举办了在京国际组织新年联谊会，下一步我们还将与国家级人民团体、全国性行业协会举行联谊活动，探讨合作交流等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