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30年经改，破题社会改革
“社会全能政府”将公共权力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只准一种社会建设主体——政府部门和体制化了的社团存在，几乎不给非政府组织生长空间，社会失去自治能力和发展活力，使大量社会服务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
30年前，几乎没有改革者预见到我国经济会取得现在的成就。但是，一个国家决定性的竞争力不是GDP增长速度，而是留住财富和吸纳人才的能力。社会不和谐，经济发展成果和人才会流走，甚至会由繁荣走向衰败。
社会建设已取得了一些成就，如黑恶势力猖獗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社会突发事件的防控机制开始建立。但社会和谐程度提升并不显著，有些地方，社会问题有增无减，越来越紧张。如何搞市场经济，我国已形成一整套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和体制机制，但社会建设怎么搞，却还未真正破题。
经改的基本经验：解放“经济全能政府”
30年前的中国，经济高度计划，政府是“经济全能政府”，人们的一切物质文化需求都由政府计划供给。经济活力严重不足，物质极度匮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党和政府，在困境中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地开始了经济改革——“经济全能政府”的自我救赎。
经济改革的第一步，是在“经济全能政府”的计划经济体制外，准许非公经济存在。给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发展空间，物质文化需求逐步由多元经济主体供给。“经济全能政府”逐渐向竞争规则制定者、服务员和裁判员转变。
回头看，当时的小心翼翼（如私营企业招工不能超过8人），实在很可笑。今天大部分人都相信：只要让各种所有制的经济存在、成长和充分竞争，不仅经济能繁荣，“经济全能政府”也自然会获得“解放”。
30年市场经济改革的核心经验，可抽象为一句话：“经济全能政府”把经济建设的责任让位于企业、把配置资源的责任让位于市场。政府只做两件事：一是制定经济竞争规则和发展规划；二是做服务员和裁判员。
这是“经济全能政府”自我解放的过程，也是不断放权的过程。很多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变小了，与权力相随的既得利益也变小了，可经济主体多元了，其自主性、创造性和发展活力增强了。
30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是“经济全能政府”的自我救赎，最大阻力是部分政府部门和官员——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阻碍。雨后春笋般的新经济主体所创造的经济增量，足够使执政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坚定地站在新生力量和新体制的一边，去克服旧力量和旧体制的阻力。
改革30年，仅解决了“经济全能政府”的弊端，并没有解决“社会全能政府”的弊端。今天，经济繁荣了，但面临的社会问题却越来越多。
一方面是计划和集权体制时期的社会问题未彻底消除，如：二元结构、缺乏诚信、破坏生态等带来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法治不完善下的市场竞争带来的新社会问题，如：剥削、尔虞我诈、腐败、两级分化、失业、污染、信仰和信任缺失、冷漠、空虚、黄赌毒、暴力黑恶势力、不敬老、歧视等。还有接二连三的校园凶杀案、煤矿事故，职业病救治需要开胸验肺，大量发生着的企业污染导致村民得绝症……
无论新老社会问题，都与“社会全能政府”体制相伴而生。人们对社会服务产品的需求（如合作、协作、救助、安慰、维权、扶贫、环保、表达、倡导等）多种多样，需要千千万万社会建设主体来提供，可是“社会全能政府”将公共权力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只准一种社会建设主体——政府部门和体制化了的社团存在，几乎不给非政府组织生长空间，社会失去自治能力和发展活力，使大量社会服务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问题和矛盾只会日益积累。“经济全能政府”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社会全能政府”也满足不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产品需求。
开放社会比开放经济晚25－30年，这是不和谐的根本原因。长此以往，不仅经济成果最终难以支付维持“社会全能政府”体制的代价——维稳成本越来越高、效益越来越低，各种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迫使市场经济难以持续下去。
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回应了当今中国最重大的问题。社会建设任务比经济建设任务繁重得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转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并重”战略。
解放“经济全能政府”，经济就会日益繁荣。社会建设关键，也在解放“社会全能政府”，逐步开放社会——让多元社会建设主体（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人）充分发育，以满足多种多样的社会需求。
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给各类社会建设主体自主生长和发展空间，并鼓励多元社会建设主体为积累社会资本（以优良社会服务而获得社会美誉，以社会美誉获得社会捐款和政府社会服务采购资金）而充分竞争，以此不断化解各种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自治。“社会全能政府”就会向社会建设的规则制定者和服务员、裁判员角色转变。
与开放经济一样，在开放社会——“社会全能政府”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最大的推动力也是执政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最大的阻力也是“社会全能政府”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
这需要决策者站在社会建设的新力量一边，并对旧力量实施改造、转制。
“两种竞争”：繁荣与和谐兼得
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经济人），社会建设的主体是社会组织（NGO），政府是企业相互竞争、社会组织（NGO）相互竞争的规则制定者和服务员、裁判者。经济主体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但可能带来社会（包括生态）问题；社会主体追求社会效益（包括生态效益）最大化，防止和消除社会问题，但需要消耗财富。政府制定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规则和发展规划，维护秩序。
在这个“三位一体”结构中，企业、NGO和政府各追求各的价值。企业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NGO追求社会效益（包括生态效益）最大化，政府则追求经济和社会综合成本最小化（规则效益最大化）和公民福利最大化。
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同理，积累社会资本是社会建设主体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其本能，只有多元的社会建设主体不断发展，为积累社会资本的竞争才会活跃起来。
所谓“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组织的信誉，信誉越高，得到社会资源（捐助或政府购买服务等）就会越多。社会组织之间为积累社会资本的竞争，就是争着抢着为社会“做好事”——满足社会需求，为社会提供越来越好的社会服务（产品），防止、化解、消除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建设主体越多元、自主，社会资本积累的竞争会越充分，社会就会越来越好。
各种社会组织不仅相互竞争，还会和政府社会服务部门竞争，如：政府办福利院、孤儿院，民间组织也办福利院和孤儿院，这就会迫使政府部门不断改善公共服务。
如果民间的服务好，政府部门的服务差，公民就多捐款、少交税，人民代表在审议政府预算时，就会减少政府福利院、孤儿院预算，而增加民间的预算；如果政府服务好，民间服务差，公民就少捐款、多交税。这就是公民权利的最直接表达。
一个国家既要繁荣，也要和谐，一定让“两种竞争”和“两种积累”都充分发展。为社会资本积累而竞争，社会服务越来越好，社会问题会逐步化解。虽然也消耗社会财富，却会反过来增强留住和吸纳财富和人才的能力，使经济更上一层楼，形成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现在，经济竞争非常激烈，可为积累社会资本的竞争局面几乎没有形成。如果不放弃“社会全能政府”体制，各类社会建设主体就不可能雨后春笋般发育，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的局面就不可能形成。哪里会有和谐社会？
不仅如此，由于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因经济竞争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如民族矛盾和冲突、生态环境恶化、群体上访等，政府部门想到的办法，往往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制定更加优惠的经济政策促进更激烈竞争与发展，而不是反思“社会全能政府”体制弊端，积极发育新的社会建设主体。
开放社会，别无选择
30年前，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开放经济，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主要解决“经济全能政府”体制的弊端；胡锦涛2002年11月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拉开了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社会的序幕，主要解决“社会全能政府”体制的弊端。
在开放经济的过程中，并不都是一帆风顺。1983年，安徽有关方面担心社会主义变颜色，以“傻子”年广九雇工超过8人为由，决定“收拾”年广九。胡耀邦明确指示：“不要动他，先看一看。”邓小平也两次提到要保护年广九。1992年，小平再次发话：如果动了年广九，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小平救的不仅仅是年广九一个人，救的是所有的新生市场经济主体，是经济改革开放大局。
和谐社会提出以来，各类社会建设主体的发育依然艰难曲折，不仅登记难、筹资难、免税难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各种新生的社会建设主体的负责人所受的磨难，也丝毫不亚于当年的年广九。总是有很多“社会全能政府”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以担心社会主义变颜色为借口，百般阻挠社会建设的各种新主体发育，甚至动不动就像当年要“收拾”年广九一样“收拾”他们。
胡锦涛发出建设和谐社会动员令快10年了，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存在“非政府就意味着反政府”的糊涂认识，百般阻挠社会建设新主体发育。不改造这些部门和官员的观念，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