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强大成资金冻结大背景 中方与全球基金已达成协议加强对“抗艾”草根组织的支持力度
日前，国际组织全球基金冻结上亿美元对华抗艾援助的消息引起全球关注。
至于冻结的原因，全球基金新闻官赫斯特透露，冻结援助是因为中国没有遵守之前与他们达成的协议，没有将援助资金中20%的金额分配给社区性的社会组织。而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则回应称，分歧主要是对“社会组织”的定义不同，中方对“社会组织”的认定是遵照民政部的相关标准执行的。
记者独家获悉，截至记者发稿时，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我国被冻结的这笔抗艾基金或将解冻。
本报记者调查得知，此次全球基金冻结对华援助早有先兆。本报记者辗转得到全球基金秘书处执行副主任祖迪埃的一封内部邮件，隐约透露了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
病人“救命钱”未被冻结
日前，记者收到全球基金新闻官安德鲁·赫斯特邮件。他表示，尽管全球基金冻结了对华抗艾援助，但是在援助中那些重要的救命钱此次并没有受到影响。这笔款项，指的就是在全球基金对华抗艾援助中关于药品的部分，是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取治疗药物的钱。
几天前，国内有媒体报道，全球基金冻结了对华抗艾援助的资金，高达上亿美元。实际上，早在5月20日，《纽约时报》就曾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报道称，从2003年开始，中国从全球基金那里接受了数亿美元的资助。这些资助使中国成了继埃塞俄比亚、印度、坦桑尼亚之后的第四大受资助国。这关系到上亿美元的用于降低结核发病率，预防并治疗艾滋病感染以及消灭疟疾的项目。
本报记者查阅了中国全球基金项目网站后发现，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已批准总预算高达18.14亿美元，已经签署的协议资金为9.63亿美元，其中艾滋病领域总预算为6.92亿美元，已经到位2.26亿美元。去年11月，全球基金冻结了艾滋病滚动申请（RCC）项目，今年5月，又决定全部冻结全球基金对华的防艾援助。
这意味着，此次受影响的资金总额高达数亿美元。另有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全球基金在结核病和疟疾的对华援助资金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全球企业抗艾联盟（GBC）中国区负责人萧杰告诉记者，来自全球基金的援助在过去的时间里已经很有效地帮助中国抗击艾滋病，继续这种援助很重要，因为与艾滋病的斗争远未结束。他认为，这次冻结是误解，可以通过协商解决。重要的是，全球基金和卫生部双方解决问题的过程需要透明。
中国强大成冻结一动因
对于冻结原因，赫斯特透露，中国没有将援助资金中20%的金额分配给社区性的社会组织，违反了协议。
去年，全球基金东亚及太平洋区的代表巴乌在给中国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回信中表示，提供给社会组织的活动经费在2010 年不得低于项目活动经费的20%，而在项目第2 和第3 年，这一比例则必须不得低于30%。
中国全球基金观察项目是个独立于全球基金的组织。该项目首席执行官贾平告诉记者这次冻结资金的起因的确是援助下沉到基层不足，但也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弄清这件事情要先弄清楚事件发生的大背景。”贾平说，这几年，中国日渐强大，被外界认为比较有钱，国际社会认为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应当承担更多责任。正如《纽约时报》报道中提到的，中国资金雄厚，是否还需要这样的援助？
其次，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并不是唯一被冻结资金的国家。“这几年，一些地区出现了问题，使得全球基金开始全面评估资金管理。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资金筹办也比以前困难，筹款压力一直都在。”贾平说。
这一说法得到了广东“爱之关怀”感染者组织负责人托马斯的同意。事实上，他对这次资金冻结，态度更为平和。他说，我们一方面要吸取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也该有大国姿态，“不给就拉倒”。
草根定义分歧一直存在
事实上，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所提到的、双方对“社会组织”的定义分歧一直存在。中国一直以在民政部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为社会组织，但全球基金曾更倾向于一种从社区生长的、自然而然形成的草根组织。前者往往规模更大，实力更强，后者更深入基层，也更需要援助。
本报记者曾于2006年年底参与全球基金中国项目制定草根代表选举规则的会议，作为全国唯一与会的媒体，见证了中国艾滋病草根组织第一次大规模亮相，并以《1.3亿艾滋善款引发“江湖暗战”》为题进行报道，讲述了艾滋病领域大小非政府组织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竞合生态。事隔多年，当年人们的担心如今成为现实，基层草根组织还是没有拿到足够的援助。
“国外资金经过几道转手才能最终到达草根组织手里。”一位深谙国际基金资助渠道的人士当时告诉记者，中国草根组织数目众多，国外基金进入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圈定一个机构作为其在中国的总委托人，由总委托人代为分发这些资金。
以全球基金在华RCC项目为例，一位草根组织专家向媒体透露，大部分的基金流入了在民政局注册的民间组织，而不是草根组织，在竞标中，草根组织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而在竞争中处在不利地位。
呼吁多部门参与
“（已经被冻结的）RCC这个项目太大了，几乎涉及中国所有省份。”贾平告诉记者，现在所说的RCC项目是国家在统和所有抗艾资源，包括中央转移支付经费、省、市和县（区）级投入，以及其他国际合作项目的资金，通过全球基金滚动资金渠道申请到的整合滚动项目。“整个盘子约有22亿美元，其中来自全球基金的资金为5.09亿美元，为期6年，自2010年开始。”
该项目的中央执行机构（PR）是中国疾病预防中心（CDC），具体实施单位是CDC下属的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然后依托CDC在各省的分中心进行垂直管理。各个地方的草根组织可以向各地CDC进行申请。
“这个项目的国家项目办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团队组合。”贾平说，但整个组织模式并不符合扁平化的管理理念，时间一长，导致资源逐渐趋向少数人管理。“这次资金冻结，最倒霉的还是草根机构，之前也没拿到什么钱。”
目前，RCC项目的领导协调机构是国家协调委员会（CCM）和国艾办、卫生部，主要负责领导、协调全球基金在中国的工作。其中CCM是依照全球基金的有关要求建立的一个协调机制，负责审议、批准和协调申请全球基金项目，督导和指导经全球基金批准的在华实施的项目。
“我们应该呼吁多部门参与，比如财政部、审计部门，甚至公安部、民政部，都应严肃地全程参与进来。”贾平说，哪怕这些部门不熟悉这个领域，但参与多了，自然就能明白。“这些审计部门不一定懂，但是参加了以后，想查就可以查，知道怎么查问题。”
达成协议基金或“解冻”
记者曾参与的武汉会议，实际上是中国艾滋病草根组织选举CCM中草根代表的一次尝试。这个制度延续至今。但有了代表，并不能必然保证草根组织能够获取到足够的资源。这也是此次全球基金冻结的导火索。
目前，全球基金表示，已和中方达成协议。但是对协议内容不方便透露。
记者辗转拿到了祖迪埃于5月26日发给中国CCM成员的一份内部邮件。期间透露的信息或是双方达成的部分协议内容。可以看到，协议内容加强了对草根组织的支持力度。这也意味着，我国被冻结的这笔“抗艾”基金或将解冻。
祖迪埃说，中国疾控中心将通过公开透明程序遴选、指定大型非政府机构为管理RCC项目的次级执行机构（SR），该SR在2012年6月前成为与疾控中心平行的中央执行机构（PR）。
同时，疾控中心将在其他约3000个县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以应对发现的弱点问题。6月中旬前，各县在向疾控中心汇报加强管控的措施，疾控中心将有关信息与全球基金共享。
记者手记
应重视草根组织抗艾作用
我深深地记得去武汉采访艾滋病草根组织选自己的代表的事情。那是我采访经历最特别的一次。采访回来，我熬了通宵写稿，泪水止不住往下流。那次我认识了河南农民老李，卖血得了艾滋病，朴实得让人心痛。
我记得会议结束前的戏剧性场面。若干个感染者列队走向前。有人激动地喊着：“多少万人在吃艾滋病饭啊？”“要死的人了，哪有钱去开会？别讨论钱的事情了，讨论命吧。” “艾滋病，不会因为我们的死亡而消灭。要死的人了，还在乎那些名额吗？”“别忘了，你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在艾滋病下面的。我们保留向全球基金总部写信申张的权利，到时候你们现在做的所有的决议都会是无效的。全都在争钱！”
我们相信，慈善机构，都是由一种本能的善意促发而生。这种善意的揣测，不仅是对那些巨型的国际慈善机构，同样也针对中国那些成长于普通公民中的草根组织。事实上，中国的草根组织在抗击艾滋病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长于斯，又回报于斯，凭着自身的善意和坚持帮助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伙伴。而他们，更需要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