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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联合早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周兆呈在洛杉矶专访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阎云翔教授，谈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官方关系恶化的原因，分析传统价值伦理转型下的中国社会现状。
美国大学里主掌东亚研究所或中国中心的，通常都是文学、政治科学、历史学背景的学者，像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阎云翔教授的人类学背景十分罕见。虽然人类学学科相对比较小，而绝大多数人类学者只做微观个案研究，但阎云翔对宏观问题的关心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他在中国30多年成长生活的经验，包括被他自称为底层“贱民”的经历，让阎云翔对中国社会建立起了常识感，“无论我走到哪里，看到中国问题，这种常识感都会提醒我。”
正因为此，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一如他的谈吐和性格，温和而理性，犀利地直击核心，却能够换位思考，以陈寅恪治史所言的“了解之同情”进行剖析。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阎云翔直言，最近一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出现倒退，但民间与官方的关系不断恶化，个中有多层次原因，包括维权者的态度。在中国公民社会建设进程中，激烈与温和的两种形式同等重要，官方需要的是从政治的角度，认识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盲流贱民”到哈佛博士
1954年出生的阎云翔，人生经历坎坷，文革伊始，父亲被划为资本家，全家六口被红卫兵一路押回山东老家，饥饿是最强烈的记忆。17岁时阎云翔偷跑出来，成了一个小盲流，从山东千里北上“闯关东”，无票乘火车，路上被收容了两次，第二次被关押了两个星期左右。“我那时不是大学生，不会像孙志刚（2003年在广东被收容殴打致死的大学生）那样跟对方争辩。我早已习惯没有地位的生活，被人呼来喝去。”
最后，黑龙江双城县的下岬村收留了阎云翔，他在那里务农整整7年。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小学五年级水平、中断教育12年的阎云翔破釜沉舟复习功课。那时死记硬背的应试制度帮了他的大忙，最终石破天惊地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而选择中文系，是因为“那时不知道其他系是做什么的”。
从本科到硕士都是研究中国文学的阎云翔，1986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师从著名学者张光直之后，决定转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尽管面对的挑战不光是语言障碍，还有从人文科学转到社会科学的学科转型。那时他开始构思一部中国乡村作品并进行理论预设，在一个村落里探讨中国社会里的文化人格问题，也就是“做人”和有关“做人”的种种道理和行为方式。
1989年2月，离开11年的哈佛大学博士生阎云翔重返下岬村做第一次的人类学田野作业，其后10年又去了6次。他对下岬村进行了10多年的跟踪调查，最终完成了英文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也将他生活了7年的东北乡村，从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变成了人类学研究的文本概念。该书获得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学术著作奖列文森图书奖。
阎云翔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为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
公民社会倒退
在中国，积极参与公民社会、维护公民权利，往往与鼓吹政治变革画上等号，因此会被官方出于“维护社会稳定”而干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最近在《求是》撰文提出“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就显示中国当局对民间社会组织的疑虑。
阎云翔认为，中国的整个公民社会出现退步，是由于政府采取严加控制、甚至于打击的态度和方式，让公民社会的成长受到很大的遏制，这也带来法制倒退，因为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和压制，很多做法违反法制改革的方向。
但是，阎云翔认为其中原因并非政治压制那么简单。“从被曝光的恶劣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政府的国安、国保系统，或没那么正式的治安管理系统的这些人跟公民社会的推动者、维权分子、政治异议分子的关系急剧恶化，变成一种敌对关系，采取很多粗暴的方式。这是法制退化的重要迹象之一。”但另一方面，阎云翔认为维权分子的态度也是一个原因，“他们时常通过自己的声音带动公共舆论，对压制势力的描述也充满敌意，有时会使用很多带有侮辱性的语言，导致关系恶化程度不断升级。而二十二年前那时入狱的政治犯和警察之间的互动不是这样，多数人出来讲那些警察是很理解甚至支持他们的。”
阎云翔认为，现在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恶性，其中的多层次原因耐人寻味。首先是“代际差别”，现在具体办事的是20多岁的人，尤其那些非正式的管制势力，他们是纯粹的打工者，整件事完全市场化、功利化了。“过去是在思想层面对与错的问题，现在没思想了，市场化了，就变成你跟我作对了。而且各种明文规定不能打人、侮辱人等，所以维权分子就照相、录影，然后放到网上曝光，激怒他们。”
阎云翔在哈佛大学一次研讨会上看过艾未未等人制作的纪录片《老妈蹄花》。阎云翔对他们在片中激怒公安并记录下来的方式印象深刻，“（在哈佛）很多人看完了有好多疑问，说他能对中国警察这样，那中国警察很不错啊，他还能对警察拍桌子骂人，在美国，谁能够对警察这样啊？”阎云翔有些感慨地说，“看完以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恶化显示双方都不拿对方做思想层面的对手，而是直接的利益上的冲突。现在维权和压制维权的斗争激化到这个方向，值得大家都反思一下，当然我相信最初的起因肯定不在弱者这方，可是弱者能不能自始至终占据道德上的高地？”
与此同时，阎云翔观察到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某些方面也在发展，不是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是反政府的，也有很多在做很实际、没有正面冲突的事，不能否定那些就不算公民社会。阎云翔追踪研究过类似的组织，10余年来一直“只帮忙、不捣乱”，但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对他们的信任在增加，不断放手，他们可以推动基层观念上的改变，属于比较温和、更有建设性的。
阎云翔负责的中国研究中心去年主办了“公民参与与开放社会”讲座，邀请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灿雨石社区参与行动、北京蒲公英中学等民间组织来到学校，讲述他们接触当地人民、政府、社会精英的经历。
对于这两种形式的公民社会，阎云翔认为两者同等重要，既需要“激烈的”推动新的突破口，也需要温和、具有建设性的，一部分证明有必要改，另一部分则证明改了之后没有大问题。两者合起来，才能够推动政治上的变动。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公民社会在中国也不是完全就倒退，只不过在某些方面，特别是政治化的方面，有倒退。”
此外，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和境遇，还涉及了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的因素。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和国际社会的冲突连在一起，一下就勾起民众心酸受辱的历史心理，一旦维权分子被塑造成跟国外反华势力联在一起，就可以想象会引起怎样的反响，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压制势力变得如此粗暴，“因为他们真觉得你们这帮人给中国找事（麻烦）。”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蓬勃，也强化了执政者的合理性。维权分子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求助于国际舆论，反过来又加强民族主义情绪，形成恶性循环。阎云翔说，“我觉得大家需要换位思考，如果觉得压制势力坏的话，为什么那帮人那么坏？一定程度上他从他的角度首先觉得你坏，才能够使出那样的手段。”
阎云翔认为，公民社会在中国发展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央、省市地方的发展目标不一样，公民社会的发展、维权涉及不同层次的部门、地方和中央利益，使其复杂化。
对这些年中国的变化，阎云翔说海外学者的共同感觉就是“看不明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可是另一方面，也会很困惑：政府投入巨大人力、财力来搞“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国防预算。难道国内环境潜在的不稳定远大于国外的威胁？
阎云翔认为现在对中国的任何判断都绕不开这个困惑。以前的困惑是政治与经济改革之间的错位，但这个声音越来越弱，“中国模式”的提法就是对这两种改革一定绑在一起的模式提出疑问。如今首要的困惑反而是为什么花那么多钱维稳，这个局势到底说明什么？好的经济后面真有很深刻的危机吗？
伦理范式的转型 中国人最大焦虑是失败
作为人类学者，阎云翔说自己永远是从下往上看问题，对中国是否真有如此深刻的危机，他也习惯从深层去分析，“因为生活中细微的东西能给人们新的线索去理解困惑，迅速甚至朝不保夕的变化，蔓延全社会的安全感缺乏，可能就是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导致人们更倾向于短期行为，形成恶性循环。”
阎云翔认为这种价值观的改变首先体现了从1980年代开始，自我牺牲、责任的集体主义式伦理，向全新的强调自我实现、发展和权利的个体主义伦理的整体转型，加上全球化的背景，使转型更复杂。伦理范式的转型，导致人们不要被延迟的回报，而是即时、并与个体有关。这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么多非理性的短期行为，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会间接导致这种危机四伏的感觉。阎云翔深有感触地说，“仅仅从这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到，价值观的改变，对人的行为上有什么冲击。”
阎云翔最近写了两篇文章谈中国大陆的“成功驱动”问题。中国人过去最大的焦虑是“无后”，现在则是“失败焦虑”——成功驱动的另外一面，成功标准靠一系列物质指标来划定，“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觉得如果没有一套房子，他就不是一个男人。房子成了中国男人的成年礼，非常痛苦，也遥不可及，也给女人造成困扰。在这种标准下，能找到的对象越来越少，只好抢40多岁的人。”看似好笑又有些苦涩的分析，阎云翔看出了背后深层的价值取向：不成功的代价太大，意味着你得不到作为一个人的尊重。
另一个例子是择偶标准的变化。现在不再有人把老实视为美德，阎云翔10几年前在黑龙江下岬村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年轻女孩早已不愿嫁给老实的小伙子，“老实可靠”只是无用的别名。
阎云翔从心理层面分析一些“成功”的中国新富的行为方式，“你要先声夺人，摆出一副高高高在上，甚至欺压别人的姿态，别人才不可能欺压你，伤害别人就成为一种自卫”，长远来看，“对方如果当时没有权力反击，那他下次有机会也会对别人毫不犹豫地施加。每一个人都会对比自己地位、财力处在劣势的人施加这些方式，整体上就会是一种傲慢无礼的行为方式，是内心缺乏自信，缺乏安全感和不受尊重的恐惧造成的。”
社会伦理价值观出现种种变化，阎云翔将其归因于传统的被摧毁、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的弱化、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这四个因素形成的合力。他觉得在中国，渐变是唯一的选择，四种因素中，社会组织是最有希望、也最应有较大变化的一个方面，应该让公民社会得到发展。中国社会将来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开放程度、社会自组织方式的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的规模、速度和方式。“政治制度如果一点变化都没有的话，就不会实现公民社会的发展，最需要的是从政治的角度，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即使你不知道它是好的，也需要知道它是重要的，准备接受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