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5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称，中国9成食品含有添加剂。加上在4月份集中曝光的染色馒头、毒豆芽、毒生姜、牛肉膏等食品安全事件，民众突然发现，中国食品安全已经到了濒临失控的边缘。“凑合着吃”开始向“还能吃什么”转化。
眼下，媒体和社会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监管渎职和道德滑坡，鲜有人将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与农村的衰败联系起来。
“我们GDP成为全球第二，但农村还停留在原始状态。最近出现的墨染粉条、毒奶粉、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忽略了农村，只把目光盯在城市，忘记了农村的生产有多么低水平。”
说出上面这段话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对中国农村有着深刻体验、正在大力养猪的亿万富豪，网易的CEO丁磊。当我首次在报纸上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心灵深处极度震撼，在铺天盖地的分析评论中，唯独他的分析直指了中国食品危机的根源，彰显了企业家的悲天悯人情怀。
虽然类似于染色馒头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纵使没有农村的整体衰败，在城市里一样会发生，把食品危机根源完全归咎于农村衰败过于苛刻，但是当下的农村真实的经济萧条，绝对是加速过去这些年食品安全不断恶化的重要根源。如果农村没有那么多的荒地，农民务农积极性较强，劳动力没有全部外流，中国的食品安全绝对不会呈现出今日这般的惶恐不安。
每逢春暖花开的时节，很多南方人都会想念“老家”的那金黄一片的油菜花。每年春天我回安徽老家的时候，都会被这美丽的油菜花所吸引，儿时在花地里面嬉戏的情景历历在目。可如此美丽春光之下的农村，只剩下了常年缺乏母爱的留守儿童和医疗保障不全的老人，只剩下了符号性的房子，只有了臭烘烘的水沟。我常常与身边的来自农村的朋友聊天，他们都在感叹“老家”的面目全非。
的确，中国农村现在真实的衰败和萧条状况，绝对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由于农村近20年，尤其是刚刚过去这10年的急速萧条和破落不堪，农村的生产水平已经十分低下，青壮年劳动力长年在外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添砖加瓦。特别地，随着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年，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幅度下挫，土地荒芜成为普遍现象，富有体力的劳动力也大多不会留在农村。像中国这样，有三五亿人长期不是在居住点附近就业，而是在全国地域范围内大规模的流动，着实是举世罕见。
这种模式的长期存在，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其最致命的负面影响是农民自己不养猪、不种粮食了，更别奢谈畜牧业、渔业、林业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了。现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像石化、造纸、纺织等高污染项目，往往成为那些所谓的“富裕”村镇的经济命脉，而与之伴随的则是工业垃圾带来的重度污染，甚至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癌症村。于是，食品全部等于工业化生产制造。
甚至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农村，都没了上世纪30年代初期，费孝通《江村经济》笔下所描绘的活泼和繁荣景象，农民的生活品质也未必能达到同等的境界。现如今的“江村”，在GDP增长上固然较之当年已经不可等量齐观，但是如果将全国十几万个农村整体联系起来看，农业发展的确未必能够达到1936年“江村”的水平。当然，这里所说的发展并非是物质层面的，而是整体的发展质量，从粮食种植、副业发展、贸易、家庭、宗族等多方面衡量下来。
1981年11月18日，71岁的费孝通老人，接受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并发表了激情四溢的演讲。“看到农业上有了发展，我感到高兴，但是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而忧心忡忡。现在，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我当时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农村不仅仅是农业上发展滞后，农村企业发展更是早没有了当年乡镇企业火爆时候的激情。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波及到最偏僻的小县城，乃至山区的乡镇。我在写作《好泡沫还是坏泡沫》一书的时候，除了到主要大中城市调研，还花了不少时间集中走访了安徽和江西的小县城和乡镇，最近两三年的房价普遍一飞冲天，很多国家级贫困县的房价都已经超过了4000元。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房地产泡沫着实已经蔓延到乡村小镇。由于房产的暴利，县城或乡村的一些富余资本，过往一般会投向与农牧业相关的产业，但在如今的经济浮躁年代，“江村”式经济被房地产农村经济所代替。
现在的现实是，虽然2004年到2011年，每年中央政府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但是地方政府却没有把农业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不重视农村和农民利益的问题比较严重。地方官员动不动就是建设国际的大都市，何来心思改善农村红利面临枯竭的问题。地方政府的不重视，对农村的投入不足，加上农民在城市的收益远高于农村，农民自然没有动力提高农村的生产水平。这是丁磊口中“农村处于原始状态”的一大主因。
去年11月，一本叫做《中国在梁庄》的书，翔实记录下了一个村庄近30年来的变迁，以近似纪实手法呈现了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大国敝村”成为过去这么多年，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无奈现实。这本书虽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是由于社会整体氛围的急躁、烂书充斥于市，农村凋敝的现实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更不可能上升到政策层面。
只有从现在开始，尽快转换“盖楼”城市化模式，重新审视农村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虽然在文件和口头说起来总是那么好听），同时辅以强力监管和社会道德体系建设，食品危机才有正解。只有中国农村的经济状态能回归正常生产，食品安全就不再是问题。到时候，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业化流程生产出来的食品了。
30年了，中国经济早已经矛盾丛生。任何单一的政策或改革，都不可能斩草除根，解决所有问题。近几年经济社会矛盾的爆发频次越来越集中，破坏力亦愈发增强，当此之际，系统性的改革真的必须提上日程。可惜，眼下的中国，早已经没有了改革之初的那股锐气。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或许我们将继续吃着有“毒”的食品、回忆着破败的“老家”。这样的苦闷日子，何时才能够结束？
注：作者为中国人保资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作者近作《好泡沫还是坏泡沫》(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联系作者：piaoni200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