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琳（Caroline Watson），生在香港的英国人，来华7年，花旦工作室创始人
在罗琳还小的时候，她就喜欢戏剧表演，上大学更是专修了戏剧专业。从小学到大学，她的表演在同学中都是最出色的，莎翁作品的女主角一直都是非她莫属。她也渴望以后能做一个演员。
但是，她没想到，若干年后，这个梦想延伸到了中国。
到中国来才真的感觉回家了2000年，罗琳毕业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但毕业后她却改了主意，先是去西班牙学了一年西班牙语，然后游历了蒙古、越南、柬埔寨、中国……而就在这次旅行结束后，尤其是北京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发现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存在着一群被主流社会忽视的女性群体，她们生活在边缘的底层，收入微薄，且家庭、身心都面临着无法纾解的压抑和辛酸。
她决定要为此做些什么，而且就是在北京这个城市。何况她又是那么喜欢这里。她父母曾在香港工作，她是在那儿出生，呆了11年。当她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英国时，感到一切都很陌生。她说：“我不特别喜欢英国，到中国来才感觉回到真的家了。”
对罗琳来说，回到中国的这个决定并不仓促和偶然。早在大学学习时期，她就接触到一些有关如何运用戏剧的方法和技巧去影响和帮助他人的戏剧书籍，并且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她还参加了巴西著名戏剧家奥古斯特·伯奥的戏剧工作坊。
这位戏剧家曾带着剧团到巴西贫困山区为那里的贫苦农民做鼓动表演。受此影响，罗琳也希望通过戏剧来改变社会。她的学士论文就是如何用戏剧训练改变监狱中服刑的囚犯。
在大学时，罗琳常组织一些无家可归的穷人读剧本，指导他们演戏，看到中国内地的情形，她想可以把这种方式带到中国来。打工妹大都来自贫困地区，生活在社会底层，收入低微，她认为“这个弱势群体是非常需要帮助的”。于是，萌生教打工妹演戏的念头。
她找到北京“打工妹之家”的负责人，提出要当志愿者，希望借助这平台，可以教打工妹演戏，让她们开心快乐，让她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价值。而这也得到了“打工妹之家”的支持。于是在2004年10月，罗琳的戏剧工作室开张了。而那一年多里，罗琳靠在学校当外教或教私人英语挣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罗琳在大陆的NGO事业生涯由此开始。
花旦最好能做成社会企业与“打工妹之家”的合作结束后，2006年，花旦正式在香港注册为一个慈善机构。
罗琳说，‘花旦’是中国戏剧里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女性的形象。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培训，让每个女人都成为像‘花旦’那样优秀的女人。从花旦成立那天起，花旦就一直在帮助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构建她们的个人能力，通过增强信心，提升技能来改变她们的生活。这也是罗琳最初的动机和致力于改善她们生存环境的项目。
之后，花旦又陆续开展了为打工子弟获得高质量教育的豆芽项目。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花旦又在四川开始了关于灾后重建的长期项目，帮助那些在地震中幸存的孩子们重建对这个世界的信任，自信心和自我表达能力，并辅助心理治疗。
2009年3月，花旦还启动了“我知道我行”的职业培训奖学金计划，希望为处在贫困阶层的中国青年们提供奖学金，让他们有机会在花旦接受为期1到6个月的培训。这个计划是针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设立的，旨在帮助那些受到当前的经济形势影响的年轻打工者和农村青年，提升技能，激发并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
这种企业是公益性的，股东不分红，收益全部投入到企业的运作中去。遗憾的是，中国内地法律没有“社会企业”这样的说法，自然也无法享有社会企业应该享有的那些优惠。
至于社会企业概念是怎样的？罗琳认为怎么称呼其实无关紧要，很多人都可以被称为社会企业家。只不过，这个词中，有的含义适合我们，有的不适合。而她认为真正激动人心的是花旦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机会，把传统概念下的慈善机构运作与现代社会中的社会责任，环境以及经济现状相结合。2009年，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在北京正式启动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花旦工作室，也积极参与其中。
花旦还要去印度和巴西花旦工作室，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了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困难。首要的困难就是场地问题，短短不到2年时间，工作室就搬了6次家，“搬家”以及“找场地”已成为工作室每一阶段工作的主要内容。多次“搬家”也给主要打工妹学员带来了不便，致使来参加培训的打工妹越来越少。其次，就是资金问题。工作室除靠罗琳筹集的个人闲散资金维持外，时常由罗琳自己出钱完成各个项目。面对这些困难，罗琳显得很冷静，她清楚的意识到，“‘花旦戏剧工作室’的模式在中国还很新。大家并不理解。”但她固执的认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要用更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尽管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自信心十足的罗琳心中仍有着一个可以实现的梦，那就是希望花旦能扩展版图。罗琳希望在未来几年内，能把这一套摸索出来的服务模式，可以延伸其他新兴经济体，比如像印度和巴西，为那里生活在底层的人群继续服务，以及发掘他们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