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利打官司
与污染工厂抗争、沟通、用媒体护身、以外来智慧增援，张功利，这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在短短数年之内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并最终走进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里
2004年，张功利带领安徽省仇岗村的村民开始了一场保卫村子不受附近一家化工厂污染的斗争。2007年，华裔女导演杨紫烨开始用摄像机记录张功利和村民们的抗争。四年之后，这部以《仇岗卫士》为名的30多分钟的短片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仇岗也开始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注目。
纪录片中记录了污染给村民们带来的艰辛生活和他们的抗争，最终工厂撤出村庄，搬到了数公里之外的一个工业园区。但是在这场似乎是一场环保的行为艺术中，张功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和村民都变了，“变得越来越理性”。
因为，在村民与工厂长达五年的对峙中，他们以传统的智慧和现代的理性，引入了媒体、民间环保组织乃至政府的力量，学会了用法律、用请愿以及施压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并不废农事。
“生在这里是种悲哀”
仇岗村，安徽省蚌埠市地图上很小的一个点，不认真找寻，很容易错过。若非建在村旁的化工厂污染了土地，张功利和仇岗村村民会一直年复一年地耕作，同中国最普通的农民一样。
2004年，占地107亩的九采罗化工厂(以下简称化工厂)在仇岗村落户，其前身是红火了30多年的国营蚌埠市农药厂。
在蚌埠这样的老工业城市，当初的工业布局在今天看来显然有欠妥当，当年农药厂就选址在村子附近，随着村子发展越来越大，工厂的围墙慢慢成了村民的“院墙”。
农药厂倒闭几经辗转卖给化工厂以后，村民很快见识了这个当时据称是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专业生产多种化学产品的现代化工企业，给村子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灾难。
每到生产时间，工厂释放的浓烟随风飘荡，刺鼻难闻，村民只能关紧门窗，憋在屋里。“在屋外面说话根本受不了。”直到2011年记者去采访时，张功利家的门缝钉的橡胶皮还没有拆除，当年很多村民在门窗上钉上橡胶皮，以防刺鼻的废气进入室内。很多年来，像别的农村人一样坐在院子里乘凉吃饭，在仇岗村是不可能的事。
最为严重的是，未经任何处理，化工厂的废水被直接排了出来，沿着沟渠漫入田地、鱼塘，然后顺着村里窄窄的鲍家沟流向淮河，一道黑色逶迤数公里。并且污水长年下渗，即便打井数百米，舀出来的依然是“半碗是水，半碗是药”。
2005年7月，化工厂的废水流进了仇岗小学，小学生戴着口罩上课，污水退去后，树木相继死亡。村民们说，家里被污水淹没是常见的事情，“连狗都要踮着脚走路，防止污水进入鼻子。”
离仇岗村小学不远的余老太家，离化工企业很近，她家的窗户一年四季是不敢开的。有一次下大雨，化工厂的水漫到她家里，不仅把她养的300多只鸡毒死了，连门前的树也给毒死了。在她家门前几棵碗口粗的树光秃秃竖在那里，好几年不接果实。余老太拍下了一些照片，找企业讨要说法，用她的话说，“找了100趟，赔了1000元。”
其实，几年来村民因为污染，到化工厂不只一次寻求赔偿，遭到殴打的不在少数。
“我们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生在这里是种悲哀。”张功利也是直接受害者，他家离化工厂很近，如今在他家门口不远，化工厂不再冒烟的高高的烟囱仍然杵在那儿，岁数比村里很多人都大。
张功利的四分自留地也经常有污水流入，青苗全部都被烧死。去找化工厂交涉未果后，张功利把化工厂告上了法庭，当时张功利想：“法院可能是讲理的地方。”
在去法院之前，张功利找过村里原来的生产队长，想和他领头告化工厂，为村里讨个说法，人家劝他“不要干了，他们有钱，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张功利说他把很多东西压抑在心里，因为他也亲眼见过有很多村民被打。
思考了一段时间，张功利交代好家里人，决定“拿命去参与，不冒风险是不可能的”。
到了法院，张功利很快发现自己“谈不过律师”，他们要求有证据、手续、化验单等，“我总是有问题。”在法庭上，化工厂先是亮出合法的生产许可证，还有各种先进企业的名牌，接着又拿出无污染企业的各种证书，“人家还是市里的纳税大户，这官司没法打，我是不合法的。”
第一次打官司回来，张功利一夜没睡着觉，“打不好我再打。”没有证据，张功利就自己买了个照相机，拍了很多后来起到关键作用的照片。初中毕业的他，开始经常到新华书店买各种法律、政策书籍，每晚读上几页。接下来的日子，张功利边打官司，边学法律，“学习怎么和律师打交道。”
张功利的环保之战从此起步。
“死磕”不只为赔偿
2004年和2005年的两次开庭，并没能制止化工厂继续排污。
而大多村民觉得赔偿无望，对诉讼也不感兴趣。多数时间，张功利一个人在与化工厂较劲。
不过，势单力薄的张功利并非没有从官司中学到东西。在法院，哪个环节有缺失，他就回来研究，继续再打官司。而且，他也发现“我起诉再撤诉一次，花400元，他们应诉一次，又请律师，又上下打点，就得花1万元”。张功利无奈地变成“讼棍”。
与此同时，仇岗村近乎窒息。村里突发癌症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到2006年三年时间里，就有50多人死于癌症，而且，死者中相当部分是中年人。
村里90多岁的老人王宗英，是村里癌症死亡数字的记录者。村里每病死一人，她就在墙上划一道杠。在她家破旧的墙壁上，有触目惊心地划着长长短短的54道杠。
也是在那几年不断地研究政策中，张功利注意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将严惩污染环境者。看到这篇讲话，让张功利勇气倍增，他试图给村民们鼓劲，号召村民们一个一个地站起来与化工厂“死磕”。他跟村民说，胡锦涛主席都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还怕谁？事后，张功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叫政治正确。”
不断地学习法律，张功利慢慢知道工厂的哪些做法是违法的。比如，在中国，危险化学品不得在距离居民住宅1000米以内的地点生产，而仇岗村附近的化工厂明显是违法的。“你企业再大，大不了法吧？”张功利不断地从法律上汲取信心。他可以详实地告诉身边的人和后来向他“取经”的人，要先搞清楚是水污染、大气污染还是废渣污染，每一项国家都有严格标准。“只要不合乎国家排放的标准，我们就有理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学习法律是张功利这几年的最大的收获。
张功利家里的家具都很破旧，屋里摆的各种法律书籍却都很新。有《环境保护绿皮书》《律师文摘》《宪法精神》《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国外公众参与立法》，也有关于食品的，选举的，各个领域法律的书他都会翻翻看看。
如果村民再去法院，害怕法院不受理，张功利支招：“可以找法院院长要说法，院长如果不给回复，我们可以单独起诉法院院长不作为。”政府解决不力，“我不告污染企业，我告你政府不作为。”
读了不少法律书籍以后，张功利后来的一切行为都转变了。“按照法律来，既能保护自己，也能达到目的。”这是张功利的总结。
慢慢地，张功利也开始觉得赔钱不再重要，他要维护的是生命的权利，“赔钱能赔几个，命是珍贵的，子孙后代是珍贵的。”
张功利和村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仇岗，作为淮河的泄洪区，多少年的大水都没有赶走他们，现在村里却不断地有人生病和死去，“还有比这更大的事么？”
讲法律也要讲政治
就像生活中的许多场景一样，转折点经常会在偶然和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现。
2006年，作为淮河水项目调研的一部分，安徽省NGO组织“绿满江淮”的一队志愿者来到仇岗，他们发现了与化工厂零距离接触的村庄，也发现了张功利。
刚开始，志愿者并没有介绍自己的NGO身份，只有初中文凭的张功利虽然自学了不少环境方面的政策法规，但对NGO也毫无概念。在他的第一印象里，他们只是一帮关注仇岗村污染的热心大学生，“一开始很高看他们。”
张功利觉得大学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很激进的，敢说敢为，能够认清是非，说些公正的话。”一开始，张功利希望依靠他们。
事后证明，他们也的确帮了张功利很大的忙。而在未来，在张功利的生活中不断地出现各种不同的群体和组织，他也慢慢学会夜深人静的时候仔细打量分析每个出现的人。
和化工厂斗争了几年，直到这群大学生出现，张功利和村民们才知道他们一直与之抗争的这个厂生产的是什么。“村里在厂里干活的人都不知道生产的是什么，干哪个环节的只知道自己那个环节。”
这些大学生在网上帮张功利找到化工厂的产品，分析了它的化学成分和可能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当然，他们带给张功利的远不只此，还有一整套的维权理念与维权方式。
他们劝解张功利和村民，不要把矛盾激化，要温和，平心静气，既讲法律也讲政治。自此，村民的维权行动变得更加理性可控。
“绿满江淮”这个NGO组织越来越多的介入村民的斗争。大学生们在学校做培训的时候，组织仇岗小学的学生们写一篇关于当地环境的作文，40名学生写的全都是针对污染的抗议书，然后这些作文被送到了环保局。这也为媒体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新闻素材。随后，村民与“绿满江淮”一起收集污染证据，不断接受媒体的采访。接下来，不断有媒体跟进，这给当地政府带来了一些压力。
与环保组织和媒体的结识，让张功利声名鹊起。在“绿满江淮”的帮助下，张功利先后六次到北京参加了由众多政府官员、专家和环保人士组织的环保论坛。这成为了他和工厂斗争中的决定性事件。
第一次到北京，张功利才知道NGO这三个字母的含义。在大会上他知道了更多的环保知识、国外的案例，懂得了公民可以要求信息公开，他可以要求环保局公开数据。
除了学到知识，张功利在大会上遇到了一些知音，他称他们是“自己人”，是一些来自福建、河南等地和他一样环保维权的人士，他们互相交流了很多经验。
参加完大会，张功利大开眼界，此后他完全变了。回到仇岗村，他开始熟练利用大会的资源帮助自己更好地维权。再去政府部门的时候，他就给官员讲自己在北京参加环境会议的内容，并不忘展示一下长长的与会者名单以及收到的一沓名片，其中不乏高官、学者、媒体人。
并且，张功利要求政府公开化工厂的相关数据。“就算是假的数据，你也得给我，但是将来我核实了，我再追究你责任。”在官员面前，张功利俨然是一个环保的内行人了，说的也都是内行话了。
“一个新的自己”
2007年，环保部实行了“流域限批”以遏制工业污染，蚌埠市在限批的城市之列。同年6月，仇岗村的化工厂被当地市政府勒令停产整顿。
不过，村民们发现化工厂仍在偷偷生产，白天不让排污就等深夜村民休息了再排，各水闸均安排专人看管。
2007年夏，村民们发起了一个全村募捐行动，“我们宁愿捐钱帮助化工厂转产。”同时张功利给市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坚决关停这些污染企业。他动员村中的1876人集体联名签字，村民口口相传，共1801人签字，耗时仅十天。
完成签字的当晚，张功利家的玻璃被人用砖头砸碎，直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还没有修补上。半夜，又有人在门外打黑枪恐吓。第二天，村民制作了横幅：强烈要求政府铲除黑恶势力。
此时，华裔女导演杨紫烨来到村中，开始纪录片的拍摄。村里人最初以为她是个电视台记者。张功利也对杨紫烨仔细进行了分析，觉得他们是国家政府部门的媒体，“下来暗访的，因为他们拍摄要成本，一定是政府给钱的。”
2007年11月初，化工厂第一次与张功利接触，并承诺“和平对话”，张功利坚持要求拍摄见证谈话过程。2007年底，化工厂终于停工了，赔偿了村民的经济损失，张功利和村民的环保之战似乎画上了句号。
没有想到，好景不长，2008年上半年，化工厂贴出告示，经政府同意正式恢复生产。仇岗人的努力再度受挫。
“太愤怒了，(行为)就过激了，”村里组织了很壮的劳动力到政府门口拉横幅抗议。
张功利当时是领头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一直没有被为难，中央电视台给他颁过一个奖是他的护身符。2008年初，因和污染持续斗争，张功利刚被推选获得“CCTV2007年三农热门人物”。他当时觉得“他们抓我这样的人要慎重。我不出事，是媒体对我的保护很大”。
这次，政府给张功利看了文件，化工厂定在2008年12月20日前搬迁。
这期间，张功利也开始受到来自化工厂的威胁，他骑着车到街上去拉喂猪的饲料，“化工厂的老板开车一路跟着我，恐吓说，别把我们逼急了，狗急还要跳墙呢。”
到11月，村民发现化工厂仍无搬迁迹象，并且设备进行了维修，准备东山再起。
于是，村民开始筹集费用。这些费用一是用作村里组织人去市政府的路费，二是用作一旦化工厂搬迁成功，就给市环保局送锦旗。张功利要求每个人不能捐超过30块钱，他想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此事，以造成声势。
“在国家允许的5个人的范围内，不叫上访，叫督促。” 12月15日，离关闭还差5天，村民“督促”频率最高。
市环保局的局长也亲自和张功利就此事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跟张功利承诺，“还你们一个好的环境，(如果)没有(做到)，我辞职回家。”也嘱咐张功利不要送锦旗，“很惭愧让你们受了这么多年委屈，已经很对不起村民。”交谈中，张功利也知道政府要关掉很多的厂，市里在经济上塌了一大块。
2009年4月5日，市政府下发文件，包括九采罗化工厂在内的污染企业立即搬迁，迁入十几公里外的工业园区。
仇岗人的噩梦结束了。张功利拿起DV，记录下了化工厂搬离仇岗村的全过程。
这似乎不再是一场单纯的环保运动。事后，《仇岗卫士》纪录片的监制汤列伦(Thomas Lennon)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位农民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
“现实的民主”
村民的生活开始回归正常。张功利则有点忙，有媒体过来采访，有官员来看望，有其他地区环境受害者来请教经验。
面对来“取经”的，张功利会告诉他们，“只要你懂法，一切都迎刃而解，还有就是要有智慧、理性的维权。”有报道称，蚌埠市委领导也曾表示过：“即使在后来仇岗村与政府发生冲突时，张功利和村民仍将议题着力控制在环境保护上，而不是进行情绪化的炒作，这是化工厂最终得以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化工厂关闭后，市环保局对鲍家沟沿岸的14个行政村进行了集中整治，关闭了沿线包括养猪、养鸡、养牛的养殖户在内的所有污染企业，村子附近建立了一个每天处理10万吨生活污水的处理厂，并对鲍家沟受污染的底泥进行清淤，在村里还专门设立了四名保洁员，工资由政府支付，一天数次打扫全村生活垃圾。
然而，《仇岗卫士》获得2011年奥斯卡的提名，把仇岗村又一次投到风口浪尖。
直到这个消息出来，张功利才知道杨紫烨是受海外资金支持的个人导演。村里开始传言，是否有什么阴谋，也有人说片子出事了，导演已经躲到美国去了。但是无论如何，从来不懂电脑的村民还是把纪录片存在U盘里，永久地保存了起来。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真实的奋斗历史。
张功利并不知道片子的剪辑过程，当片子要在国际上公开之前，张功利和导演发生了矛盾。张功利认为，结尾演到化工厂关闭了，土地可以种蔬菜了，树上可以结桃子了，就可以了。而导演则继续跟踪化工厂到新搬的工业区，拍摄污染转移。“再演到工业区还是不好的环境，搞个问号在结尾，我们的国家怎么在国际上交代？”张功利说他要维护国家名声。
最终，导演向张功利做了妥协，纪录片是个完美的结局。
纪录片出来后，有美国人来到张功利家里，继续关注他们的事情。村民的索赔已经终止了，“他们认为索赔是正常的，我和他们讲，美国人是这个角度，但是我们的要求是达到原来的空气和环境就好了，我们没必要在钱上花功夫。”张功利说他理解企业的难处，企业搬迁也损失了很多。
在这几年中，张功利接触不同的群体，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感知。张功利关心河里被污染的底泥的清淤工作，也知道政府发愁16公里河流的清淤巨额资金从何而来；他也会担忧NGO组织艰难的生存；也反思自己曾经写过的登在报上的一篇文章，觉得写得过激了；还会反思到政府门口拉横幅不理性。除了法律，他现在不断地告诫自己学习理性。张功利苦笑着说，自己是个矛盾的人，他也一直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