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孙春龙在微博上说，他要离开《暸望东方周刊》，专门去做“老兵回家”这个公益项目。
熟悉他的人中，没有谁感觉到太惊讶。他们都知道，从2008年起，孙春龙就在这件事情上倾注了很大的心力，所以，他们在留言中只有简单的两个字——“支持”。
从《暸望东方周刊》的总编辑助理，到一个纯粹的公益人，孙春龙的转身很彻底，但他并不孤单：这一年，《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发起了“免费午餐”项目，让贫困地区孩子吃上中饭；资深媒体人王克勤发起了“大爱清尘”项目，救助中国尘肺病患者。
今年8月，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曝光了8名教育局副局长、校长等冒充乡村教师，参加他名下的公益基金会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许多人这才得知，崔永元已经不声不响地做了好几年乡村教师培训公益项目。
媒体人转身做公益并不鲜见，早在10多年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就成立了民间社团“绿家园”，专门从事环保公益活动。
然而，在2011年，之前的个案已经汇聚成了现象。虽然公益慈善在这个年度因“郭美美事件”及其连锁反应遭遇了巨大的信任危机，但这些由媒体人发起的公益项目却做得风生水起，备受瞩目。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媒体人投身公益，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投身公益，他们的优势在哪，他们的项目能靠着一股热情进行下去吗？在他们华丽转身的同时，这些疑问伴随而来。
孙春龙说，他做公益是为了实现救赎。2008年，国内兴起了寻访抗战老兵的热潮，他因此去了一趟缅甸密支那，采访了一名流落在异乡的中国远征军老兵。
这位老兵的生存境况很糟糕，孙春龙采访完了以后，主动提出要帮助他。但老兵并不领情，说好多采访他的记者都这么表过态，但采访完以后，都没影了。
孙春龙心里很惭愧，他想，为什么不能真正做点事，帮助这些曾经为国家流血牺牲的老兵实现一些心愿。他们年龄都很大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再不做点什么，将来留下的只会是遗憾。
正是在这样强烈的“救赎感”召唤下，孙春龙发起了“老兵回家”的行动，积聚各方面资源让老兵回到自己家乡看看。谁知，这一行动一做就不可收，今年6月30日，他办理了辞职手续，跑到深圳注册了“龙越慈善基金会”，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关爱老兵上面。
王克勤的“大爱清尘”项目也来自采访。2009年7月，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引发了对尘肺病患者的维权难的关注。王克勤跑到甘肃古浪、四川甘洛等地调查尘肺病人的生存状态，一些患者的悲惨境遇让他深受震动。
6月15日，他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了“大爱清尘”项目，想通过多方筹集善款，在尘肺病集中爆发区域展开救治，并唤起全社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对尘肺病的关注与重视，提升农民工对尘肺病的了解和认识。
无论是“微博打拐”还是“免费午餐”，邓飞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了孩子身上。他说，孩子是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他们的困境能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南都传播研究院研究员、《南方都市报》公益周刊负责人龙科认为，这些公益项目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与微博这一媒体新平台的出现不无关系。公益活动需要社会动员，调动各方面资源，而微博正是这样一个好平台，能整合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从而出现突破性进展。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肖隆君是免费午餐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他认为，媒体人做公益项目能做得风生水起，与他们所积累的资源和公信力有关。
他说，媒体人做公益拥有一定优势，“他们手里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能吸引社会的关注，像免费午餐实际上就是邓飞联合很多媒体一起做起来的。而且，媒体人也有一定的调动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像邓飞、王克勤、孙春龙等人都是知名的调查报道记者，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公信力，他们发起公益项目能提升公众的认可度，有很多人就是冲着公信力来支持这个项目的。”
龙科认为，媒体人做公益，会更注重项目的公开透明，更注重接受各方面的监督，这也有助于项目的成长。像崔永元勇敢地公布冒充乡村教师参加培训的教育官员，以及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大胆地公布问题学校，这些都说明了媒体人做公益会更注重监督。
从舆论监督到做公益，孙春龙对他的转身感悟深刻，他说，以前做记者是监督强权，现在做公益是扶助弱者，两者有共通的地方，“不管是尝试推倒一堵墙或者帮扶一个鸡蛋，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日益趋好。后者，更是一个力所能及的，能让自己感到有力，能让更多的人感到温暖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