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 境外基金会资助的大学志愿者公益活动（右上）； 李嘉诚基金会医疗扶贫项目（右中）； 盖茨基金会防艾项目（右下）
身份瓶颈待突破 强调与政府合作
境外NGO中国生存状态调查
年初，民政部将修订社会组织（NGO）管理三条例（即《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消息发出后，一直备受关注。
在NGO注册“双管体制”下，只有少数NGO能够获得社会组织的合法身份，大批NGO要么绕道工商注册，要么游走在灰色地带。
即便是不差钱的境外NGO群体亦无法摆脱这“三种生存”,它们对社会组织管理三条例的修订亦翘首以待……
11月10日，河南洛阳盖茨（中国）控烟二期项目--“无烟家庭暨指导手册发行活动”启动，10个基层医疗机构被确定为首批“无烟家庭”示范点。
纯属巧合，美国最新一期《福布斯》于11月正式出刊，封面文章是《比尔-盖茨再次改变世界》，主要介绍比尔-盖茨人生中的另一项重大成就：他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
盖茨最近一次访华是在今年6月，他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席的身份，牵手百度公益基金会会长李彦宏建立公益策略同盟，共同促进公共健康。
2007年，盖茨基金会注册成立北京代表处，成为首批在中国境内正式民政注册的境外基金会之一。
根据中国社会组织网的网站显示，目前正式在中国登记注册的境外基金会（含中国香港）有16家，世界健康基金会是第一批获准登记的境外基金会之一。而大量的境外NGO或者工商登记、或者没有任何登记。据有关统计，这类的境外组织在中国达数千家。
三种生存
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的设立主体并没有做境内外的限制，依照本条例，外国人可以在华捐资设立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也可以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
境外NGO巴迪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安小雨非常关注正在修改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她希望修改后的条例能降低境外NGO注册登记的门槛。巴迪基金会自1997年进入中国以来，一直以工商注册登记的身份在国内开展公益活动。“我们希望自己有民政注册的身份。”
与国内NGO组织的状况相似，登记注册问题一直是境外NGO的一道“槛”.有很多境外NGO尽管在中国开展项目已经多年，但始终未正式登记注册。
记者调查发现，在国内开展活动的境外NGO,在生存身份上大致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正式民政注册的基金会，如世界健康基金会、美国半边天基金会；一种是工商注册的境外组织，如巴迪基金会；还有一种是既没有民政注册也没有工商注册，而是依靠境内的合法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来达到生存和开展活动的目的，这类组织如中华捐书会、美新路基金等。
尽管生存方式各异，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基金会在中国开展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通过与中国各级政府合作来开展项目。
自1983年进入中国以后，世界健康基金会就一直与卫生部保持密切联系和互动，并积极配合医改实施自己的项目。而正是因为与卫生部联系紧密，在合作过程中让卫生部对世界健康基金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因此在注册过程中，卫生部自然而然成了世界健康基金会的业务主管部门。
“必须要与政府部门合作，日常工作也要与政府部门多沟通。”世界健康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总监冯威说。
而工商注册的巴迪基金会更是如此，虽然当地政府刚开始对其可能并不信任，但是巴迪基金会总是有耐心地多去“敲”政府的“门”,“总有一扇门会为你打开。”安小雨说，我们实施项目有一个过程，并不是你一下就能看到一个物质的东西在那儿，时间长了，政府工作人员总会了解你的。
巴迪基金会主要在西部农村偏远地区开展环境和教育项目，与当地扶贫、妇联、教育等部门展开日常合作关系。
除与政府部门合作，还有一类既非民政注册也非工商注册的境外NGO通过与境内慈善组织合作的方式开展项目，如中华捐书会与西安市慈善会合作，为中国的农村小学捐赠图书和图书馆。截止到2011年3月1日，一共为中国的农村小学及孤儿院捐赠了350所图书馆。
中华捐书会是一家在美国境内注册，符合美国501（c）（3）条款的慈善机构。所有经由（向其捐赠的）美国公司或个人将在美国得到免税待遇。在中国，向中华捐书会捐赠，还能为捐赠者提供由西安市慈善会开具的捐赠专用收据。
尽管这些来自境外的NGO在中国的身份不同，但各自都以各自的生存方式在中国开展自己的公益项目。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曾介绍，2007年，11个境外代表机构当年在华主要在教育、卫生、慈善和环保方面的公益项目达到160多个，公益投资达到4.53亿元。这些项目的实施为扶贫济困，改善部分困难群众生存、发展状况，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个人和一个“民非”
从一个农村妇女到一个社会组织的创始人，短短四年间，张念的人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巴迪基金会项目主管周鹏是在基金会开展的环境项目培训会上认识张念的，那个时候的张念还“十分羞涩，极少发言”.
张念，留着短发，皮肤晒的黝黑，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赵桥镇白吕义村人，看上去与一般农妇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她在短短三个月内成立了一家名为河北省武邑县欣苗社区服务中心的民办非企业。
巴迪基金会1990年成立于澳门，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登记注册。1997年，基金会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经中国法律审核，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
巴迪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安小雨说，目前是工商登记，因此在国内开展项目，与政府的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取得了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在当地开展项目就会比较顺利。巴迪基金会致力于在中国释放个人和机构的潜能来推动社区的发展，致力于促进社会组织的创立，与这些社会组织合作共同设计并开展教育和培训计划，培养他们与政府合作的能力。
2007年3月以前，张念还是一名普通家庭妇女，照顾公婆、抚养孩子，虽然她自己觉得要做点什么事，可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儿。
那一年的3月，改变了张念的整个人生。
当时，巴迪基金会前往河北武邑县做环境建设项目，这个项目是巴迪基金会主要项目之一，目标是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这个项目不仅是给农村提供技术和物质支持，重要的是更加专注于通过一系列的教育课程，培养农村妇女为自己社区做出贡献的能力、品质、知识、技术和态度。
巴迪基金会的这个项目受到当地妇联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妇联的支持，那么之后张念要成立一个民办非企业（即“民非”）单位绝非易事。当时邀请农村妇女参加能力培训，张念就在其中。
慢慢地，张念的视野逐渐被打开。而张念的这种变化被巴迪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发现。2009年4月，巴迪基金会在武邑县发展基层项目小组时，让张念自己开始尝试做项目。“从基层挖掘人力资源，对方的学历和经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周鹏说。
从2007年至2010年，张念通过多次系统地培训，在众多妇女中脱颖而出，在县妇联和巴迪基金会支持下，2011年7月，正式注册成立“欣苗社区服务中心”.成立后，由张念负责举办农村妇女培训班，培训妇女220人次。
看到成果后，武邑县妇联对“欣苗社区服务中心”开展的环境建设项目非常认可。因此，在注册过程中，是县妇联工作人员主动找到张念……
慢慢推开政府的“门”
巴迪在与政府合作中，也难免遭遇政府不信任。“根据我们的经验，需要让当地政府有一个理解过程，刚开始和政府合作，我们需要给他们时间去了解。”周鹏说，刚开始他们会将我们的项目理解成慈善项目，但实际发现是可持续项目。
安小雨说：“政府怀疑和担心是正常的，我们所有工作不是用慈善的方式做。”
巴迪基金会依托当地扶贫和教育系统，在项目实施地开展农村人员培训，并在当地成立项目小组，小组由当地人员组成。
“我们会培养他们做项目的能力，比如怎么管理财务，怎么做计划。”安小雨说，巴迪基金会希望这些小组最后能成长为社会组织，就像张念成立民非一样。目前，巴迪基金会在全国10个省有20多个项目小组，已经有3小组成长为社会组织，它们分别在河北、宁夏和云南。
巴迪基金会环境建设项目中，参与的农村妇女的表现超出安小雨想象，“她们在培训后迅速做出反应。”尽管在项目实施初期，政府会怀疑巴迪基金会的项目，但是看到项目成果后，也会逐渐认同基金会的努力。
现在在西部地区，巴迪基金会有22个项目小组。这些小组运行的资金都来自巴迪基金会，安小雨希望那些已经成功注册民非能自己去筹款。
今年1月，巴迪基金会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共同成立社区发展基金，主要用于能力建设，以促进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非营利组织和项目。“比如张念成立的那个组织可以向这个基金申请资金支持。”安小雨说。
该基金专门有一个项目办公室，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办公室提交计划书，批准后就可以拨款。
目前，该基金主要面向巴迪基金会朋友圈进行募款，主要捐款者是国外个人和机构，“国内筹款我们没有经验，明年可能会好点儿。”安小雨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怎么花筹来的钱。
选择工商注册多少有些无奈。与别的没有正式注册的基金会领导人一样，安小雨也一直盼望巴迪基金会能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我们非常关注注册问题，作为一个NGO,我们希望自己能正式注册。”安小雨说。
寻找挂靠
与工商注册的巴迪基金会相比，世界健康基金会算得上成功，它是16家以NGO身份注册的境外基金会之一。
“注册都是我从头到尾做的，我们当时能顺利注册，得益于基金会来中国比较早，做了卫生部门认可的工作，注册的时候卫生部对我们已经有大概的了解，不然不会做主管部门。”世界健康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总监冯威于2003年加入基金会，世界健康基金会的登记注册是他一个人跑下来的。
尽管注册的过程比较漫长，以致美国总部也着急了，但总体还是比较顺利的。“有一年半的时间。”冯威说。
世界健康基金会是第一批注册的11家境外基金会之一，业务主管部门是卫生部。从世界健康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来看，冯威说，作为一家境外NGO在中国生存，必须要与政府开展合作。
世界健康基金会自注册成立到现在，每年都是顺利通过民政部年检。
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成立于1958年，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在全球三十个国家开展项目。1983年，世界健康基金会进入中国，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开展慈善事业的国际性非营利性组织。
注册之前，基金会在浙江大学有个护理项目，主要内容是培训医务工作者。“我们的项目主要跟医疗院校合作，如与西安交大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合作。虽然不是与政府直接合作，但我们与政府有沟通。”冯威说。
中国基层糖尿病教育拓展计划是基金会最主要的项目，该项目自1998年正式启动，与各级卫生部门都有协作。当时，因为没有注册，每年都有相关部门来基金会巡查。
从1983年进入中国开始，世界健康基金会就与卫生部门合作密切，卫生部也对基金会的业务有指导，由于彼此深入的了解，2007年，当世界健康基金会提出申请，卫生部马上答应做主管单位。“注册之前，卫生部对我们已经非常了解了。”
注册后，民政部与卫生部对世界健康基金会有明确的要求，“我们是无法在中国筹资的，还有像办公地点、首席代表每年在中国不少于三个月的时间等都有细节的规定。”冯威说。
注册后的世界健康基金会在业务上积极配合医改，起到辅助的作用。“我们几个项目在卫生部都有备案，卫生部对我们的项目也定期审核，如每年完成的怎么样，他们都有监督和要求。”
尤其在年审的时候，卫生部很谨慎，由于世界健康基金会在中国有三个办公室，“他们发函到三个省办公厅，对我们的项目进行监督。”冯威说。
自律很重要
世界健康基金会的工作原则就是去最有需求的地方，对此，卫生部对基金会也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中国基层糖尿病教育拓展计划从1998年开始实施，卫生部管这个领域的疾病控制局慢病处，对项目提供了意见，“他们不光是宏观的，而是实际参与，其中一个官员还是义工，参加专家委员会。”冯威说，卫生部对业务的指导始终如一，注册前后最大的变化，不管是卫生部还是个人，都觉得更多了使命感和责任感。
“使命感是觉得我们是为数不多的注册的国外基金会，在项目操作中，要更加注重规范性，要与国家政策配合紧密，更贴近医改。而责任感，我们自身在运作上、财务的规范上、项目的执行上要更加透明和规范。”冯威表示。
去年，中国基层糖尿病教育拓展项目共举办了教员班培训10次，来自10个省、自治区的472所市、县级医疗单位的1132名医务工作者接受了培训。并举办了7次基层培训班，共计来自7个省371所乡镇级医疗单位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940名医务工作者接受了培训。截至2010年，共教育患者及群众14,253人。
境外基金会是不能在国内筹款的，因此世界健康基金会的资金全部是从美国总部拨过来的。“这些资金一部分是美国政府给基金会的，一部分是私营企业的捐赠，还有一部分是美国个人的捐助。”
去年，中国区花了2000万人民币。冯威说，与大的基金会相比，这个数字不算多。“我们的项目每年都有预算，根据预算走。但每年在中国区的投入都有增长。”
健康基金会在北京、上海和武汉分别有办公室，这三个办公室是平行的。“三个办公室只有北京办公室正式注册，我们只有一个银行账号，财务和人事的重心也在北京这边。”冯威说。
冯威说，依据世界健康基金会的发展经验，他认为，境外NGO必须要与政府合作。因为如果境外NGO要正式注册，就需要有一个业务主管部门。“我觉得从我跟政府打交道以来，政府部门对我们的业务也有很强的指导能力，日常的工作必须要与政府部门沟通。”
另外，要取得政府部门的信任，基金会在项目的操作中要规范，花好每一分钱，做到洁身自好。“在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声誉和经验，对注册会有很大的帮助。”
（本报记者陈江宏对本文亦有贡献）
■链接
在中国注册的16家境外（含中国香港）NGO名单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2006年设立
中华孤残儿童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2007年成立
应善良福利基金会（香港）上海办事处2007年成立
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基金会北京代表处2007年设立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2007年设立
中国-默沙东艾滋病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2007年设立
世界健康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2007年设立
李嘉诚基金会（香港）北京办事处2007年设立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2007年设立
中华爱心基金会（香港）北京代表处2007年设立
唐仲英基金会（美国）江苏办事处2007年设立
半边天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2008年设立
梅里埃基金会（法国）北京办事处2008年设立
香港顺龙仁泽基金会顺德代表处2009年设立
中华浩德国际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2010年设立
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2010年设立
（本报记者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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