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峻，是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武汉小组的一位志愿者，在微博里的名字叫“@武陵老樵”。3月27日子夜，他在微博上发出当日晚间自测的武汉市某地点PM2.5浓度。这是刘峻每天必做的一件事，自称为“武汉空气日记”。虽然当前他的“粉丝”不足300，但他相信民间自测的意义总会被更多的公众认可。
在北京、上海、广州、温州等不少城市，这种民间自发的“我为祖国测空气”的行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与此同时，“不专业”、“不可信”等评价也接踵而至。
数据是否可信
可能并不权威，但可以了解身边的空气质量
“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始于去年4月，环保民间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将其列为民间独立检测的一个项目，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在去年秋冬相接全国多地出现持续雾霾天气之后，公众对PM2.5的关注让这个活动一下子火爆起来。
“没有官方数据，我们自己来，看看身边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一时间，自测活动从北京向全国推开。网友捐赠加上民间组织赞助，一些城市的便携式检测设备相继到位，检测数据陆续上网。
一些质疑也不断出现。质疑声首先来自官方。广州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环境的监测数据要代表真实情况，需要有合乎要求的设备仪器，并在观测点位置的选择、高度和分布密度等方面都有要求，操作人员也要有资质才行。
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自动化室一位负责人也认为，从志愿者们目前的操作方法来看，其设备、监测方法等都不符合国家规范，监测时间也太短，不是很科学。
据介绍，环保部门主要依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来进行空气质量的监测，用到的方法有振荡天平法和贝塔射线法。从所用设备到技术规范，都有一整套严格的标准。广东省气象局首席专家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环保、气象部门的监测仪器从型号、性能方面来说，要经过专门的认证和投标。现在官方每台监测仪器花费大概要70万元。环保、气象部门进行空气质量和PM2.5的监测，每天要进行标效和比对，也要定期（如5天、10天）比对，技术水平需要达到国家制定的标准，仪器才会被认可。
相较于环保、气象部门的专业、权威和规范，手握造价不过2.5万元便携式仪器的志愿者们的确有点相形见绌。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检测行为是有意义的。“设备是正规厂家生产并符合国家技术质量标准的合法衡具，我们只是想了解身边的空气质量。”刘峻说，他们希望通过长期的观察，总结出能为普通人掌握的空气质量与能见度之间的关系，有效减少空气污染的伤害。为了了解仪器的性能，刘峻还计划把仪器送到当地一家生产专业设备的厂家去比对，那个厂家正是国内不少环保部门的供货商。
针对自测数据是否权威这一问题，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冯永锋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不是一个有资质的检测机构，但对使用的专业检测仪和检测结果的真实性负责。我们检测到什么，就发布什么。我们从来不想代表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可能无法成为权威，但可以知道身边的情况。”
有必要存在吗
督促官方站点布设更合理，数据更全面更透明
“我为祖国测空气”行动发端于环保部门没有正式开始监测PM2.5之时，如今，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已经颁布，PM2.5作为常规监测项目被纳入其中，今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都要开始监测。有了环保部门的数据，自测空气还有必要吗？
虽然像北京、广州等特大型城市已经开始公布PM2.5监测数据，但是由于站点分布不能令公众信服，不少人还是希望了解自己身边的空气质量状况。
根据目前各个城市公布的监测站点情况，条件好些的多为8—10个，有的还仅有一两个，而且站点的分布也曾经引起热议。南京选取的3个PM2.5监测点分别是草场门、玄武湖以及仙林大学城。广州市选的10个点中，有7个在学校，1个在公园，1个在偏远地区。不少网友质疑：“这些监测点‘太生态’了，测出来的数据未必有代表性。”
“大家每天收看当地的空气质量信息时，难免心里嘀咕，监测点离我家那么远，它们所处的位置又是那么的‘空气质量良好’，那谁能够告诉我，我家的空气质量到底如何？我一天工作生活下来，最可能遭受严重空气污染的地方是在何处？”冯永锋们的疑问和担心并不为过。比如，3月17日，武汉环保部门公布的PM10浓度值为72微克/立方米（PM2.5可能占PM10的50%—80%），而刘峻自测的PM2.5值却高达140微克/立方米。虽然数值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但是刘峻的自测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情况。
“在美国，普通公众访问官方空气质量信息网站，只要输入自己所在区域的邮政编码，就可以查询大气污染水平和颗粒物污染的实时监测数据以及预测数据。 我们的环保部门如果能做到这种程度，我们才放心、安心。”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崔晓玲这样告诉记者。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在谈及PM2.5监测站点的分布时表示，从物理特性上分析，PM2.5比PM10在空间分布上更均匀。因此，监测PM2.5选择有代表性的点位即可。如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型城市，在现有的PM10的监测点位上，选择20—25个点位检测PM2.5即可，省会城市可选择10—15个点位。
“真的想要了解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进而想出办法改良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那么，在选择监测站的设置点位时，恰恰应当多选择那些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这样才可能让我们痛下治理的决心，也才会让公众知道，哪怕一小点的污染，对于人的生命也暗含着重大的危险。我们发布自己的检测数据，并不是要与环保部门PK，就是希望有关部门的布点更科学，更合理。”冯永锋说。
能够带来什么
促进信息公开，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空气污染减排
一台小小的检测设备，一个只代表局部的数据，它们能带来什么？
冯永锋告诉记者，国外治理PM2.5的经验表明，正是信息的充分公开，形成有效的公众监督，进而强化了政府的治理决心和力度。长期关注空气质量问题的著名环保人士马军在微博里也表示，要让公众知情，比如重度污染时发布警示，可以凝聚民意，促进全社会合力减排。
为广州测空气的“拜客广州”负责人陈嘉俊强调：“推动广州市民一起关注空气质量，比检测数据更有意义。”刘峻说：“我们要的是公众的关注，发现空气污染的规律，让民众趋利避害。”
培养更多的“空气粉丝”，让大家关注身边的空气质量，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推动减排，可以说是这些自测空气者的初衷。
除了每天在微博上写“武汉空气日记”，刘峻还有一系列计划——发起“我为社区测空气”行动，让市民自己设计测试方案，为家居生活探寻减少空气污染的方法；“寻找最佳空气休闲地带”，让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和户外运动爱好者检测风景点的空气，寻找武汉最佳空气质量的地点；节能减排科普讲座，让大家从自身做起减少空气污染……
3月19日，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武汉小组“我为武汉测空气”项目组进行第一次“寻找最佳空气休闲地带”活动。由青山自行车协会的赵坚带领的骑行者团队从青山区骑行到江夏区的龙泉山和梁子湖。刘峻跟队骑行，沿途检测空气质量并实时在微博发布数据。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负责空气检测的王秋霞也表示，除了自测活动以外，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公众参与空气污染防治策略研究”项目，一方面，针对政府的空气污染防治措施提出改善建议；另一方面，推动公众从实处做起，参与空气污染防治。他们期望这一项目能够提升全社会防治空气污染的整体意识，同时汇集民智，提炼一些更有利于空气污染防治的措施和办法。
“不能坐等空气质量的改善，我们不仅仅需要精确的空气信息，更需要推动空气污染的治理。我们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发起一次面向全国的公众空气污染防治倡导行动，让公众真正参与进来。”王秋霞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