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慈善是中国悠久的社会传统。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儒、道、佛三家相互融合的思想聚合。
慈善是中国悠久的社会传统。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儒、道、佛三家相互融合的思想聚合。在历史中，宗教不但孕育和协助社会发展完善了慈善理念，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环境，扮演了不同的慈善角色。现代意义上的公益组织，如基金会、民办非营利组织、志愿者服务等，其发展也和西方现代文明以及宗教发展有关。
近30年间，中国慈善事业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得到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慈善公益机构迅速发展，影响力逐步扩大，慈善公益文化逐步渗透人心。宗教在慈善事业中的影响日益明显，也在现代管理和商业文明的推动下，发生着一系列的改变。
因此，当我们谈到宗教与慈善，自然会回到历史当中，看到在中国慈善文化中，宗教与中国人有过怎样的联系和影响，观察这些源于血脉的文化，才能真正把握人的需求和人的选择。慈商，是一群在现代宗教慈善中践行信仰、践行慈善的现代财富拥有者，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宗教基金会，以新的方式分享着财富，并提交了一种现代慈善、宗教共同融合、新的财富价值观。
先秦、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慈善文化的发源时期。诸子百家的慈善思想对中国人宽惠仁慈、互助共济的道德品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孔子从“ 仁”出发， 提倡济众助人， 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最高尚的美德。孟子希望人们拥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境界。墨子具有平等性和普遍性的“兼爱”的慈善。更是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了高速发展， 佛教的济贫思想逐渐融入中国慈善文化。佛教慈善思想的核心是行善的功德论，与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不仅不冲突， 反而相互融合。佛教寺院的慈善活动应时而起， 如施粥发粟的形式济贫赈灾， 僧尼主持六疾馆、孤独园收养残疾鳏寡。当时的统治集团普遍崇佛， 带头对佛寺大量施舍， 政府还往往通过佛寺赈灾， 使之带有了半官方性质， 对后世影响深远。
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是我国传统社会慈善文化的成熟期。佛教在隋唐时期继续兴盛， 寺院财产丰盈， 我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专门恤孤敬老的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出现了。悲田是佛教用语， 指对贫穷孤老的布施， 为佛教中五种福田之一。中唐以后， 悲田养病坊逐渐归政府主持。
明清时期
这是传统社会慈善文化向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文化转型的过渡期。慈善组织呈现出多样化、普遍化的特征。如养济院在清代已扩展到西部边陲地区， 普济堂在积功行善、普济众生等社会道德层面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 育婴堂以苏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育婴事业圈。其中， 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同善会在1590年成立。透过同善会的规条、讲语， 可看出同善会的意识形态， 既受到俗化佛教的影响， 又有源自道教功过格积累功能的烙印。乾隆以后的善堂也更明显地反映了儒家的一些价值取向： 如重贞节、孝道、蒙学教育等。明清时各地商捐会馆逐渐建立，商人们捐建社会公益事业， 提供生老病死救助， 将积善重德的观念， 移植到自己的商贸行为中， 形成颇具中国特色的商德商铭， 也加速了儒商的结合与认同。宗教人士与其信徒受行善积德等教规的影响， 多乐参与慈善活动。如僧侣和佛教信徒所推行的慈善事业在民间社会就有较大影响力。
宋元时期
两宋时期， 慈善事业呈现兴盛局面。理学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慈善事业，另外， 儒、佛、道出现合流的趋势，佛、道渐渐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统治者对上实行以“仁义”为中心的王政， 对下要求民众行善积德。从养老到慈幼， 从医疗到送终， 朝廷已将社会救济行为纳入其慈善政策的范畴。于是， 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惠民药局、漏泽园、慈幼局等系列慈善机构纷纷建立。国家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相应地唤起了民间慈善救济意识的觉醒。例如，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在家乡吴县创立了我国最早的一处私人义庄。范氏义庄至清末亦不曾中辍， 可见民间救济意识已深入民心并有相当的可操作性。宋元以后， 富有之家设义庄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风俗， 成为民间慈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修桥为民造福，他的慈善思想甚至流传海外， 其事迹已载入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史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