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称“红基会”)“5·12”灾后重建项目评估结果出炉，采购17家草根组织服务成为创新范例。
红基会资助项目评估。
与NGO签约。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称“红基会”)“5·12”灾后重建项目评估结果出炉，采购17家草根组织服务成为创新范例。
来自第三方的评估报告认为，2008年6月17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宣布，红基会拿出2000万元面向全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公开招标，寻求项目合作。17个项目中标，在历时三年项目实施过程中，超过30 .5万名灾区居民受惠。
这一场“公募基金会出钱、民间草根组织出力”的合作新模式，打破了长期以来N G O采购政府服务的怪现状，被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誉为“新中国慈善历史上的第一次”。
红基会2000万元撬动的中国公益新格局。项目成败姑且不论，中国官方和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整合逐步走向成熟。
近日，由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5·12”灾后重建项目评估报告》也给予了高度认可：它打造了第一条连接公募基金会与草根公益组织的公益链，为公益界专业化的分工合作树立了范例。
不过，范例依然仅仅是范例。“2010年，中国近六成捐款流入政府、慈善会及红会系统中，只有1.3%的捐款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福利院，而即使在这1 .3%的捐款接收部门中，仍不排除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网络的信息得到了民政部的确认。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说：“对N G O而言，公众应该允许他们失败，给他们成长空间。”
一个“失败”的典范项目
20万元的资金，用于支持30户农户养殖180只山羊，一年多后，将农户自筹的圈舍、药品、饲料等投入计算在内，每户农户最终亏损约2000元。
如果说从增收的角度看，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在彭州市小鱼洞镇杨坪村开展的生计项目无疑失败了。可是，包括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教授在内的多名评审专家，给出的评价却是“堪称N G O社区生计发展项目的典范”。
专家组认为：一个“失败”的生计发展项目却没有引起抱怨。村民自己的“责任主体”意识和主人翁的意识十分明显，没有将项目的“失败”归咎于海惠和政府官员，而是主动承担责任。其次，项目实施过程中，执行机构成功地教会政府官员社区发展的理念和技术。如筛选合适的受援户；利用原则引导村民自行建立和管理互助组；对村民自我主体意识和自己负责精神的培养等。
海惠项目总监程培宁解释说，增收目标没能实现，主要是客观原因所致。当时正好碰上了雪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另外，当地政府对灾区土地利用规划的数次变动，不得不3次修建圈舍以及提前出售羊只。
评审报告认为：项目确实达到了政府官员和村民意识及能力提升的效果：“海惠”在项目中运用的理念和社区动员技术十分专业，堪称N G O社区生计发展项目的典范；这些软性成效，比一个项目具体让农户增收了多少钱更有意义。20万元的经费用有所值。
除了在杨坪村开展的15个月的养羊项目，海惠在震后灾区9个县都有生计项目进行中。它争取到了来自中国香港及海外600多万美元的资金支持，项目的实施年限也在5至7年间。
创新撬动了什么？
“5·12”地震之前，徐永光就一直在关注草根组织的资源困境：纯粹民间的公益组织既不能公开募捐，也不能得到公募基金会的任何资源。
“捐款太多了，成了堰塞湖。公墓基金会的捐款成了堰塞湖，但草根N G O依然得不到本土资源的支持。”
当数以百亿计的善款源源不断地流向官办基金会时，一边是巨大数字的资源集聚，一边是灾民巨大而急迫的需求，而公募基金会原有的对口实施机构显然没有足够的人手在短时间内用好这些资源。与此同时，草根民间组织靠相形十分有限的非公募基金会资源是远远不够的。
徐永光开始多方游说，他希望马上能够由有钱的公募基金会拿出一些钱支持草根组织。首先响应的是中国红基会，接着是中国红十字会专项基金壹基金的大动作支持。由此形成了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相继资助民间公益组织的划时代事件。
2008年6月17日，红基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拿出2000万元，面向全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公开招标，寻求项目合作。
2000万对红基会所收到的13亿元善款来说，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反响却出乎意外。徐永光事后回忆说，当时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有一次在会上说，这2000万公开招标的资金，它的影响超过了通过政府系统用的六个亿。
红基会公开招标的举动，被民政部评为“中国社会组织2008年十大事件”之一，说明政府对这种改革、创新是支持的。
一支由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代表、公益领域专家、公益组织实务工作者，审计、法律、媒体方面的资深人士，还有来自灾区的代表等共同组建的25位评委队伍迅速被组建起来。
评审过程的严格程度也不同一般，评委间经常会为要不要支持一个项目争得面红耳赤。据参与评审的一名专家事后透露，其中有一个竞标项目是在灾区放映电影，但项目成本太高，执行不便，还是被评委无情地否定了。先后中标的17个项目从2008年秋季开始实施，到2011年夏季大都基本结束。
红基会采购民间组织服务，赢来业内一片叫好之声。师曾志认为，“5·12”灾后重建项目的公开招标与顺利实施是中国公募基金会的一项创举，打破了公募善款在政府体制内循环的传统，打造了第一条连接公募基金会与草根公益组织的公益链。项目从创意到执行的全过程都是整个公益界联手合作的产物；中国慈善公益界的领袖们因势利导，以创新的形式体现现代慈善的公民精神。
被忽视的“软成效”
红基会总是习惯于依靠地方政府部门合作执行项目，在过去常被诟病。而此次红基会最终资助的17个项目中，人性服务、心灵帮助、社区建设成为重要内容，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社会服务范围，展示了向社会组织开放资源的独特价值。统计显示，最终有305679人从中受惠。
即便如此，当前中国的公益事业领域，仍然存在一种保守的观点，那就是物质的捐助和基础设施建设，要比社会心理、社区参与式组织和动员，以及社区能动性的激发，来得更为重要。
这一点，从中国社会的各类捐助者对行政经费开支的苛刻态度上也可以表现出来：就好像如果把慈善资源花在行政运行上、花在组织建设上、花在知识和意识提升上、花在公共关系和象征仪式上，其意义就要比真正的物质上的成果来得小。
“我们自始至终都感受到慈善公益领域各种社会主体从分散到合作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这无疑也是今后中国公益事业的社会动员的一种模式。”一名评审专家称。
窘境仍在：公募基金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重构不是一次招标项目就能够做到的———民间组织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绝大多数都一直以小组织的形式存在，能力弱小，人才不足。但红基会的这次管理创新毕竟带来了历史性的影响。
据了解，这个充满乐观的评估报告《联手的力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5·12”灾后重建公开招标项目评估报告》由北大正式出版，对外公开发行。
■专家访谈1
共享与合作：中国公益事业的未来
南都采访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刘选国
在5·12汶川大地震后，红基会共募集赈灾资金13.1亿元。5·12地震发生后，资金缺乏限制了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发挥更大和更加持久的作用。
南都：红基会基于何种考虑，在灾后会拿出近2000万元善款向民间组织公开招投标？
刘选国（以下简称“刘”）：在5·12汶川大地震后，红基会共募集赈灾资金13.1亿元。5·12地震发生后，资金缺乏限制了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发挥更大和更加持久的作用。
在徐永光等公益界知名人士提议后，积极行动，开展探索公募基金会与民间草根组织多赢合作的救灾模式。于2008年6月首批拿出2000万元捐款，面向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公开招标灾后重建项目。
南都：我们注意到，在评审环节中有“打过招呼的项目”也未能通过。评审及项目实施过程中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发生？
刘：评审首先需要规则和程序的公正，个别打招呼的项目未通过的制约因素就得益于评审前对评审规则的认真讨论修改。为了保证项目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中国红基会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公益服务领域的实务工作者、资深媒体人士、灾区代表人士和红基会的项目官员共同组成“5·12灾后重建项目招标评审委员会”，负责项目的征集、筛选、评估和指导。整个招标中多次出现因项目评价意见不一致的激烈辩论。为加强资金监控，资助款按5：3：2的比例分3次拨付。中标项目执行过程中，红基会随时跟踪和监督进展情况。
南都：中标的17个项目中，有哪几个特色项目让您印象深刻？原因何在？
刘：我印象深刻的项目主要有：灾区孤老孤残护理院项目，项目由天津市鹤童老年公益基金会申请并负责执行，共在绵竹地震灾区改建、接管了两所养老院，累计接收、护理数百名灾区孤老、孤残及社会老人。红十字乐和家园项目由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申请并负责实施，目的是重建一个以“乐和”为主题，以生态文明为指导，包括民居、生计、医疗、环保、伦理以及村民参与的综合性生态社区。廖晓义女士带领她的团队，在大坪山上扎根2年多的时间，帮助村民建立了美观抗震的木结构房，沼气池、污水池等节能环保家庭设施，多套公共建筑和公共活动空间，并多次带动村民举办文化活动，另外还恢复和引进了传统手工业、生态农业、旅游业等生计项目，最可贵的是提高了村民自救和自我发展能力，培养了村民自主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
刘：在中标项目运作的过程中，N G O的项目执行能力不均衡。事实也证明那些机构存续时间较长、有项目执行经验的N G O的执行能力往往比较高，尤其是有过国际项目合作经验的N G O；其次是资助方和执行方的工作理念存在差异，有时甚至发生冲突。红基会是自收自支的公募基金会，没有财政拨款和其他经费来源，所有行政管理和项目执行经费均依据国家规定从捐款中按比例提取。实际上，草根N G O在执行救灾项目的过程中，有相当大比例的项目款是用于支付项目管理成本和机构的人工成本，类似的问题往往容易造成双方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影响到项目的进展和实施。
在本次招标项目过程中，中国红基会履行了不从地震捐款中提取管理成本的承诺，但鉴于中标草根组织缺少人力成本费用的实际，允许中标机构在资助款中列支不超过10%的人工费用。
南都：这样的创新举措能否延续？
刘：打破公募基金会一般在系统内分配资源、执行项目的界限，通过公开招标项目的模式，体现了基金会发展的新趋势，其积极意义在于促进公募基金会的转型；解决草根N G O的困境；推动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次多赢的合作，我们收获了理念的传播、合作与成果的共享、责任与风险的共担。
红基会的公开招标所代表的公益领域的最新趋势，有助于实现公益资源面向社会的开放性和透明性，实现公益项目的竞争性和选择性共享与合作则是中国公益事业的未来。
■专家访谈2
联合的力量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南都对话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评估组成员师曾志
南都：您对本次评估的整体感受如何？
师曾志（以下简称“曾”）：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成长，公众的公共精神，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意识、社会自治空间的可能；发现了各方机构联手的 力 量 .社 会 发 展 要 靠 社 会 成 员 、N G O，还需要政府、媒体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特别重要，其实也正是这种信任使得公募基金会和N G O的联手成为可能。
南都：公民的成长体现在哪些细节中？
师：最重要的是公民个体，不是总想着靠政府建房，觉得政府给得少，而是通过个人的自主能力，积极参与到建房、小额信贷、生计问题中，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印象深刻的是青红社工中有很多地震中的受害者，他们中很多人一开始都是上访户，要求政府帮他们。但通过项目运作，他们开始认为要自救，还会主动去帮助身边的人。这个项目也帮政府打开了思路，更好地服务社会。
南都：从评估来看，公募基金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重构实现得如何？
师：重构并不理想，很多N G O过于天真，理想和执行项目的现实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这不是N G O自身不好，而是整体较弱。红基会最初承诺安排2000万资助招标项目并没有用完。我们希望剩下的钱可继续以支持这些优秀组织成长。
南都：红基会与中标N G O沟通中有没有教训可以借鉴？
师：N G O其实需要的不仅是资金，还需要更多指导。红基会最大的问题不是官僚作风的问题而是人太少。从管理机制来说，红基会需要更多人手，行政管理费应该让他们拿。但用人、经费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国家体制的严格控制，这在短时间难以改变。
南都：这对未来官办慈善组织和民间组织合作有一些什么启示？
师：这次评估的意义在于：当你走近就会发现，社会各方都在努力，只是制度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对N G O而言，公众应该允许他们失败，给予他们成长空间。
南都：国内公益界总是急于看到成效总结现状，许多国家的灾后项目都进行了数十年才进行总结和评估，因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改变。您如何看待这类观点？
师：我反对今天让这个组织评估，明天再让那个评估的做法。我认为评估应该是历时性的、序列性的。只有不断评估和总结，保持连贯性和一致性，在一个历史阶段，才可以看出更多东西。
对N G O的评估是非常复杂的，不能单纯看受益人群多少，更重要的是这个N G O组织如何可持续发展。评估也不能拿着一把尺子去衡量。评估是一种监督，在中国评估越来越重要，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第三方独立评估组织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