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会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管不过来就让民间组织管，同时把资金给过来。”近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参加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他同时表示，这是政府对民间组织最实际的支持。
距内地首个“政府用财政资金购买NPO（非营利组织）服务”案例已近3年。2009年12月，一笔来自财政部的5000万元拨款划入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的账户，使1548名在小天使基金等待救助的白血病患儿每人获得3万元医疗救助金。此举被公益界称为有着开创性的示范意义。
然而3年来，内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就再没有闪光点。若此番政府购买“提速”后，政府配套服务和管理机制，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政府购买公开和透明等，能否与之匹配，都将是一个考验。
推行进程不尽如人意
按照2011年3月北京市民政局发布的开展服务民生行动规划，要围绕服务民生类、公益服务组团类、专业服务类、培育发展类、参与社会管理类五大方面购买600项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
而据2012年1月由北京市民政局、社团办主办的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消息，市社团办对社会组织在服务民生行动中申报的3363个项目进行了遴选，从福彩公益金中出资390万元，购买101个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主要包括社区服务、扶贫救助、扶老助残、志愿服务四个方面。
由原计划的购买600项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到实际的101个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有否缩水？另外390万元的福彩公益金若分摊给101个项目，平均每个不到4万元购买服务费，这能否给一些公益组织足够支持？
另据报道，2010年，北京市曾准备拿出1亿元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但由于草根组织没有申请购买的资格，而合法的社会组织又不多，最终1亿元预算只支出了500多万元，有钱却花不出去。
深圳是推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前沿，但在今年3月1日，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公布数据称，截止到今年2月28日，市、区两级财政和福彩公益金资助的岗位、项目和社区服务中心应到账而未到账款项总额为1218.47万元，共涉及27家社工机构。深圳有近50家社工机构，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社工机构没及时拿到购买服务费。
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后，便引起各方关注。3月4日，深圳市民政局对外宣布，市区两级的购买经费已及时到位，很快将拨付给各社工机构，同时表示今后将在资金保障上尽量缩短审批时间、简化审批手续，避免欠薪问题的再次出现。
深圳社工协会表示，由于深圳社会工作实行政府购买民间服务形式，因政府财政支付周期长，拨付机制不完善及政府或机构延迟发放等原因，造成了政府拖欠机构资金，机构拖欠社工工资的问题，并在近几年内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成为了深圳社工发展中的一大困扰。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提案中表示，目前，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已开展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探索。然而，政府购买服务还存在很多不足：首先，这些探索还停留在地方层面，还没有推广至全国；其次，政府购买服务还没有纳入政府部门财政预算，随机性比较强；第三，民间社会组织得到政府购买的较少，工商注册的草根组织根本没有申请购买的资格。此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浦劬在所作的“中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指出，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存在着内部化、购买标准不清晰等问题。
显然，近年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案例在增加，但种种因素导致政府对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虽表现为态度积极，推行过程却依然缓慢。
公益组织反应冷热不一
“项目资金那么少，申请又麻烦，有那个精力都去外面筹资了。”国内某基金会的负责人私下表示。这种想法并非个例，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大中型基金会、社会组织对政府购买兴趣不浓，多数持观望态度，而很多急需资金支持的草根NGO对此却是渴望而不可及。
有公益基金会人士研究后发现，政府购买公益机构的服务会将公益机构的成本压得很低，大都在3%以内。在他看来，这么低的成本会让公益机构吃不消，所以即使有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也不太可能去申请。
目前国内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多来自于彩票公益金，一家大型公益基金会项目负责人表示，能申请的彩票公益金越多，公益机构搭钱就越多，该机构曾承接的1000万元彩票公益金项目中，基金会不仅没有提取任何管理费，反而还“倒贴”几十万元的管理费用。
与这些大中型社会组织的冷处理相比，绝大多数草根组织对政府购买充满期望和憧憬。
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已经为残障人士提供了12年服务，但这家非营利的公益机构却一直是工商登记，由于无法实现民政注册，北京慧灵不仅要交税，同时也无法获得政府购买，目前已经进入了负债运营。民政注册资格，把北京一批草根公益组织拦在了政府购买大门外。
“佛山这边不要求民政注册的NGO才能申请政府购买，但基本上申请成功的，都是已经注册的，要么就是挂在团委街道下面的服务队。”广东佛山的“好友营支教”发起人伍景勋说。当地稍有影响力与规模的草根组织都会收到有关政府购买竞标介绍的邮件。
从2009年开始，好友营一直都参与申报政府购买，但目前还没有成功，“我们可能还没摸准风向，申报的本地项目也不足够创新。”伍景勋说，政府一般不会直接提供需求项目，只大概告诉风向，社会组织自己想项目。他估计当地能成功拿到政府购买的社会组织大概有20%左右。不过他说对于草根组织来说，如果中了一个5万元的政府购买项目，一年后政府才评估付款，那他们多半不做，对付款效率心里没底。
有社会组织担心在当前体制背景下，是否会出现政府购买服务变成购买“社会组织”,从而把一种契约关系变成一种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呢？也有草根组织表示目前自身能力还需培养，无力承接政府购买项目。
急需建立配套服务机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世界潮流，在香港地区，社会服务、福利性民间组织的总收入中，约70%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只有30%来自于社会捐赠和服务收费，近年来内地加强政府采购社会组织服务的呼声越来越高。
当然，国内的NGO组织亦需要不断完善和加强自律。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康晓光教授等编着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2）》称，“公益组织的善治或良治已迫在眉睫，中国的公益组织如不主动承担责任，可能不会被别人毁掉，而毁于自己的不检点。” 伍景勋觉得NGO要想参与政府购买，应该要充分了解本地公益的需求，与政府希望达到的效果一致，然后在这些方面准备好专业的人力资源，再做好招标书。他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人才，有了政府购买，应该能招来人才。但至少10万到20万的政府购买项目才能考虑招人，因为聘请一个比较专业的人才，一年也至少得三四万元工资。他也特别强调，要想成功申请到政府购买一定要与相关的工作人员充分沟通。
打开首都公益慈善组织联合会的网站，首先就看到一条滚动消息《北京市2012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指南》。2011年，草根组织红枫中心有两个项目正式纳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体系，是该年度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14家获得政府购买的公益组织之一。
成立于2007年12月的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是由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13家慈善公益组织发起，全国第一家省级慈善公益组织行业联合会，业务主管单位为北京市民政局。按照其网站介绍，它是连接政府、慈善公益组织和社会三方的桥梁和纽带，具有服务、协调和管理职能。
的确，该会会长是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担任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但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能否让北京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都能借上力呢？截止到2011年3月，联合会共有52家成员单位。
社会组织与政府没有正常的沟通渠道，被认为是当前政府购买服务存在的障碍之一，政府部门不清楚NGO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另一方面，NGO为了尽力做到能与政府部门合作，做出了很多努力去配合，两方却因为沟通的问题一直存在脱节。
公益界普遍认为，最终推动政府购买最主要的是政府自身。各个政府部门应该把需要购买的服务清晰地列出来，一目了然。公开透明也很重要，包括购买标准、竞标过程、评估付款等环节，避免暗箱操作，最好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公布平台，接受社会监督。王名提出，应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将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资金列入政府财政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