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宜胜和农民在雨中 查看葡萄园。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五年前，商人赵宜胜以为彼时风云乍起的“城乡统筹发展试验”，会是自己实施乡土实验的契机。但五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和几百村民一起，陷入了尴尬境地。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千秋村。商人赵宜胜在此实施的乡土实验快满5年了。
2007年10月31日，赵宜胜以每亩每年1000斤稻谷的价格，租下了千秋村的4500亩土地。他的想法是，尝试建立果蔬、食用菌等多个农民合作社，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经营。
五年之后，回想起当初的起意，赵宜胜将之归结为自己心底的田园梦。他想拥有一块试验田，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打理它。
如今的千秋村褪去了厚重的乡土本色，耕作也不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村里4500亩土地，也已经脱离了原来单家独户自己耕作的模式。两个月后，全村四百余户村民也将搬入6层高的楼房，在按城市花园洋房标准设计的农民新村里重新铺展生活。
但困境的病灶，5年前就已然埋下。赵宜胜的“乌托邦”像一百多年前欧文、傅里叶他们的尝试一样，面临流产的危机。
赵宜胜在看快完工的农民新的安置房。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赵老师来了”
现在，千秋村的村民叫赵宜胜为“赵老师”，另一些则称他“赵总”。赵宜胜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82年他辞去大学教职下海，成为重庆一家房地产顾问公司的总裁。
2007年6月，重庆宣布成为国家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以一城一地之力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新模式，赵宜胜的公司成了《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城乡统筹发展先行试点工作纲要》的编制者之一。
纲要编制完毕，他向九龙坡区的领导提出，想接下千秋村的试点项目，“我想做一个让大家共生、共荣、共富的农业生态园”。
对于赵宜胜，这是一个混合着少年记忆与商业考量的决定。1963年出生的他从小学到中学，每星期都会有两天在地里劳动，开荒种红薯，在普溪河边的工地上学会推独轮车、打炮眼；1986年至1993年，考上研究生的他跑遍了三峡库区做移民试点的考察，目睹了安置点的农民在为了一亩耕地，扛着锄头打得头破血流。
下海后十余年间，从事房地产顾问的他又亲见了重庆狂飙突进式的拓展以及大量失地农民的彷徨离散，种种经历让他有着60后典型的乡土情怀。
他也不避讳项目可能带来的收益，“我和农民的收益是三七开，农民要拿大头。”
对于千秋村这个西彭镇最偏远的村落，这个决定则是逃离凋敝命运的唯一路径。在村民李运文的眼中，2007年的千秋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空村”：近半人家是困难户，三分之一的人口外出打工。1800人的村子里，只有不足300人在务农，近半的田地被撂荒，野草齐人高。
和中国大多数的乡村一样，承包责任制在千秋村的优势已发挥殆尽，勉强维系着的农业也停留在低水平：多年前团结水库沟渠老化后，村民们只能步行到两三里外的河沟、鱼塘挑水，连续多年庄稼因干旱减产。
赵宜胜的解决方案是，用“合作社”这种方式，解决单家独户单打独斗散耕。他以每亩每年1000斤稻谷的价格，租下了千秋村的4500亩土地。然后，再雇用村民们过来耕作。其收益，赵宜胜成立的庆业爱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和千秋村三七开。村民到合作社务工，每天的报酬是50元。
此外，爱农公司投资8000万建设农民新村，将农户集中安置。老房子每平米补偿330元，新房子的价格为每平米360元。农户们腾出的八百多亩宅基地，也将利用起来发展第三产业。
在赵宜胜的构想中，项目建成后，按照“土地固定分红＋务工收入＋合作社股权分红”的收入体系，村民的年收入会达到10万元以上。
项目开始便遭遇了村民的阻力。村里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大多支持出租土地，而反对者则是村里的老人、妇女等在家务农者，他们不愿轻易离开土地。从2008年至2010年，赵宜胜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分三批完成了全村11个社的土地流转。
赵宜胜在为生病的马吊点滴。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合作社
对于赵宜胜的实验，刘明林是村里最支持的一个。他的想法简单而朴素：“地荒了，人也走了，不如试试走条新路”。
在刘明林的记忆里，五十年来，以土地为立命之本的千秋村人走了两条路：一条是“大伙走的路”，一条是“自个走的路”。前面一条路没走通，走了后一条路，“现在看来，后一条路也快到头了。”
今年55岁的刘明林踏上“大伙走的路”，是在1966年。那年他9岁，父亲去世后，他就开始挑煤、犁田、割麦子、修红旗水库。长到13岁，又当上了生产队的记分员，每年能挣上360多斤粮食——麦子20来斤、玉米50来斤，再就是地瓜干。勉强糊口，一顿饱饭都是奢望。
刘明林逐渐长大，他发觉多年饥饿的体验瓦解了人们对集体的信赖。原本，生产队里规定一担粪只能淋一亩地。后来，有邻居开始教他：一担粪可以偷着多浇几亩地，“反正浇多浇少，都挣一样的工分”。
到了1980年代，坚持了近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轰然倒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开来。刘明林一家分到了4亩多田。靠着粮食产量的提高，以及承包的十亩鱼塘，刘明林一家建起了一百多平米的新房，添置了电视、摩托车。
1993年，刘明林当选村主任，他却愈发感觉到“单干”的局限。小农经济的弱小以及分散，让千秋村长期徘徊在小康生活的及格线上。一直到2007年，农民年收入仅为5000元。
刘明林曾于2005年组织村里8个生产队种桃树，没想到当年大旱，38000株桃树只存活了2000株。村里不少人埋怨他，从此不再参加集体组织的生产活动。刘明林多次劝村民成立合作社，得到的回答都是“合作做生意总是有问题的”。
千秋村试点项目的开展，让这个老村主任又看到了希望。在他看来，千秋村多年来就像一个钟摆，极端的集体化或极端的个人化，都无法让土地真正复苏。推行新型的“集体经济”，发挥个人潜力，或许“能让千秋村不一样”。
65岁的村民李运文，如今已经把照料葡萄园称作“上班”了。将家中4亩田“流传”给合作社，并向葡萄专业合作社入股了1万余元后，李运文成了合作社1组的组长。
2012年6月16日这天下午，李运文站在葡萄园里，揭开果袋，小心地查看红褐色的蔓藤上结出的青涩幼果。“明年应该就能分红了。”这个种了近半个世纪粮食的老汉一脸紧张。葡萄园于2009年开始建设，如今已有200亩的规模，明年将会拓展到500亩，稳定投产后，利润将达到数百万元。
李运文的工作是负责葡萄园的打药、除草、套袋及看管。李运文感觉现在轻松了很多，每天工作8小时，每年能拿到1万元的土地租金，1万余元的务工收入。他现在喝起了2块钱一瓶的牛奶，衣服左胸的口袋因为每天揣着一包10块的黄鹤楼，撑出了一条细微的裂缝。
既期待又无奈
然而在千秋村里，像李运文一样分享项目收益的仍占少数。葡萄园并未大规模建设，限于贫穷，目前也仅有一百余个农民入股，葡萄园前期投入的两百余万元，也均是由爱农公司先行全部垫付。
目前在葡萄园务工的30户人家里，年级最小的也有45岁，年级最大的65岁。而走在千秋村，仍然只能看见老人、妇女和孩子。平日里老人们唯一的娱乐，是到村委会的老年活动中心，打重庆特有的“娃儿牌”。
如同村里大多数的其他年轻人一样，李运文的儿子17年来一直在外做泥瓦匠。这个年迈的父亲期盼着葡萄园早日分红并扩大种植，就能让儿子回家重新捡起锄头了。“再不回来，他就要忘记怎么种田了。”李运文时常怀揣这样的坚持：“如果能赚钱了，还是守着土地好。”
相比有能力入股合作社的李运文，刘祖辉要悲观许多。他的悲观来自老迈与贫穷。他50岁了，不能再去打工，也没有钱入股合作社。家里的6亩田流传后，他陷入了无所事事的境地中。
最后，他和妻子在农民新村旁搭了一个简易的木屋，卖一些零食给建筑工人贴补家用。闲暇时，他看着几个月后就能入住的楼房，却感到莫名的寂寥：“就那一个小火柴盒是我的了……”他的小屋角落里，仍摆放着已四年没用的锄头、砍刀和已发霉的小麦种子。
不少农民在将土地流传出让后，又偷偷重新回到了自家还未被开发的田地，种上了豇豆、四季豆、玉米。
对于搬入农民新村，村民们大都抱着一种既期待又无奈的复杂态度。5年前土地流传之后，他们与土地的距离早已日渐遥远，搬入新区则可使用便利的自来水、天然气以及完善的配套设施。
最大的抱怨，来自生活成本的增加。相比五年前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们现在需要到2里外的元明街购买蔬菜、肉类。几户农户谋划在大楼周边开垦几块地，自己种些蔬菜，他们甚至想要把天台承包下来，让自己家那几只羊“也能上楼”。
李光伍是千秋村里唯一入住农民新村的人。他原是西彭镇马安村人，3年前村里被征地，他住进了西彭镇的金鹏西城华府，在这栋32层的高楼里，小区内有羽毛球场、乒乓球场、游泳池、篮球场等。
51岁的他还是觉得葡萄园里呆着更舒服，于是作为葡萄种殖专家迁入了千秋村。每一天他需要坐15分钟的班车去往葡萄园，这让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工人”了。
“资本家”
爱农公司投入近1亿资金后，千秋村已完成了4500亩土地的流传，建起了8栋按城市花园洋房标准设计的6层楼房。农民新村里还配套超市、幼儿园、医务室、村民议事大厅、文化广场等生活及公共服务配套设施。2012年8月，首批住户——四百余户村民就将入住。
根据规划，千秋村要建七大产业板块，滨水休闲区、农业体验区、农耕文化展示区、综合产业生产区、大溪河沟景观带、中心接待区、水禽养殖区。利用团结水库、农家菜地、大溪河等自然景观，发展农业渔业、养殖等，还能成为娱乐旅游、休闲度假的地方。
在赵宜胜的构想中，乘重庆成为国家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的东风，被种种法律牢牢禁锢、沉睡多年的农村土地，能够在千秋村率先苏醒。
然而项目启动不久，就一头撞上了残酷的现实。
2007年，重庆另一个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九龙坡金凤镇白鹤村的1000亩耕地，被修建成二层管护房和温室大棚，号称“博士农业科技园”，用来给博士做科学研究，最终却建成别墅面向市民销售。2007年10月，国土资源部开始全国百日土地督察，这一项目被重庆市国土局主动叫停了。
此后，九龙坡的试点基本停顿，重庆的城乡统筹试验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作为试点项目的千秋村，也随即遭遇了更为严格的管控限制。
赵宜胜发觉，尽管千秋村集体建设用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权均在实质上实现了流转，但自己作为投资者仍无法获得土地的使用权。投资数千万的千秋农民新型社区建设项目，至今也仍只能以村民联合建房的名义将用地手续办到村委会，虽然爱农公司是实际上的投资主体，却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承认。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他陷入了资金短缺的境地。赵宜胜至今已卖掉了80万的奔驰车以及三处房产，投入了一千余万的全部身家，而爱农公司的三个股东也共投入了近七千余万元。
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限制，让赵宜胜无法融资，也无法引进顾虑重重的投资商。
2009年9月，赵宜胜甚至无法支付农民的土地租金。三十余个着急的农民围住了村委会。赵宜胜只能向九龙坡区政府借了330万，自筹了200万，才凑齐了土地的租金。
一直将自己视为实验者的赵宜胜，再度意识到自己的商人身份。他做出了几个无奈的举动：第一，将原先承诺免费赠送给农民的一楼铺面出租，换取资金；第二，每个人以360元的价格购买新房，限购30平米，超出30平米之外的价格由890元升至1350元。
“我在寻求社会、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平衡点。”对于村民称他为“资本家”的批评，他显得很委屈：“如果我是一个不仁之人的话，我为什么不做别的商业项目，而是做这个农业项目？”
最终，赵宜胜发觉自己落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城乡统筹改革艰难地试验了三年，城市资源下乡示范项目却主要靠企业唱着独角戏。他用“兵马已远，粮草未动”来形容自己的境地：“城乡统筹的一阵风把我刮到这里，可是我不知道下一阵风会什么时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