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身份、定位难成软肋
草根NGO在大病救助中发挥的作用给人耳目一新感觉，但遗憾的是这种影响大都是某一草根NGO的灵光一现的结果，草根NGO似乎还没有在大病救助中找到定位。
近日，浙江一些草根NGO先后收到宁波肖姓姑娘求助。事情起源于2010年8月，肖姑娘献完血回家后，因头晕摔跤撞到椅子上，致使左眼失明。这起事故将给这个家带去60多万元的医疗费用负担。
一边是事故责任不清晰，肖姑娘一家不得不走上漫长的维权道路；一边是后续高额医疗费用，无法纳入到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和商业保险中，也无法从慈善总会等公益机构中获得援助，肖父不得不“另辟蹊径”.
不可复制的“杨德彪筹款”事件
选择向草根NGO求援，“不仅要引起社会‘道德围观",更希望草根NGO可以帮助到我们家”,肖父这样写道。肖父的这种希望源自草根NGO几次成功的大病筹款，更具体地说，肖父是从杭州“杨德彪筹款”事件中获得了信心。
2010年11月，网上一则“逼母学猫叫”的视频引发网友极大公愤，视频中一蒙面男子逼一位母亲学三声猫叫。随后逐渐披露的真相是，蒙面男子是杭州一家草根NGO义工，他这么做是要为一位患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工友杨德彪筹款，被逼学猫叫的是杨德彪的母亲董妈妈。2010年12月杭州闹市区，董妈妈在这位蒙面人要求下，当街学唱“春天里”,事件再次引发媒体高度关注。
2010年底，杭州市慈善总会参与了对杨德彪的救助，浙江在线等数家单位联合在杭州剧院举行了“与’春天妈妈‘同行”的大型慈善义演，系列筹款行动共筹得善款40余万元。2011年3月16日，杨德彪在省中医院成功完成脐带血移植手术。
在这次事件中，鲜有人关注到“春天妈妈”成名背后是一家草根NGO在策划。帮助杨德彪完成筹款的正是杭州“草根之家”,视频中蒙面男子是“草根之家”义工。2006年，在杭州打工的农民工徐文财创办农民工网站“草根之家”,这是一家由几个有理想有爱心人士共同创办的纯民间、纯公益的自助互助的志愿服务机构，致力于改善打工者现状，让工友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
在“逼母学猫叫”视频发布之前，“草根之家”对杨德彪的救助已经持续1年多，主要通过义卖和义演等募捐方式，筹得1万多善款，这与杨德彪天价医疗费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
“草根之家”义工们曾向杭州公益圈前辈们请教如何才能筹得善款，但得到的答复基本是“除非能引起整个社会关注”.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策划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经验基础上。“杨德彪筹款”事件中，“草根之家”几乎利用了他们可以用到的一切资源，媒体就是其中之一。
“杨德彪筹款”事件是否就是草根NGO参与大病救助成功案例呢？事后，一位杭州公益圈知名人士，也是给“杨德彪筹款”事件主要策划人提出建议的前辈，认为“这是不可复制的案例，并不能为草根NGO参与大病救助在救助模式上提供多少借鉴意义。”
难找定位 合法身份是问题
近年来，因大病救助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迫切需要政府建立全面救助体系，尤其对身患重症的特困人群启动“大病救助制度”.早在去年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呼吁，由政府主导，逐步建立国家医疗保障、个人购买医疗商业保险、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救助三方结合的大病救助机制。
社会组织在大病救助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凸显，一些专项基金在白血病、尿毒症等常见大病中发挥着很好的作用。然而，这部分资源绝大部分集中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会中，但因受到各方面限制，在分配上还捉襟见肘。
相对灵活的草根NGO在大病救助中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几次有影响力的劝募行动无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让社会看到了另一种希望，但遗憾的是这种影响大都是某一草根NGO的灵光一现，草根NGO似乎还没有在大病救助中找到定位。
到目前为止，浙江草根NGO并没有接受来自宁波的求助，不是每件事都具备“杨德彪筹款”中所需的条件。
“红艳谷姐妹援救”的成功曾在公益圈内引起过很好的反响，其在筹款过程中的一些做法至今被其他组织当为经验传播，作为这个项目策划人之一的杨波，对此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2009年12月28日，贵州苹果园儿童助养工作坊志愿者杨波在助养资料核实过程中，发现贵阳城郊红艳谷拾荒者的两位女儿被大火烧伤无钱治疗已危及生命后，以图文记录形式在其博客中报道了这对姐妹的状况。一周内，贵阳公益组织成立了“红艳谷姐妹援助联合工作小组”,并建立独立网页作记录过程和公示财务。
二十天后，共为红艳谷姐妹筹集到10万余元，红艳谷姐妹得以赴北京空军总医院烧伤中心治疗。2010年7月两姐妹结束治疗基本康复出院回到贵阳后，整个红艳谷姐妹援救暂告结束，联合小组自动解散。
整个“红艳谷姐妹援救”过程，共筹款22万余元，主要筹款手段是通过网站群邮件、QQ群、微博等社交媒体方式传播信息，并提出创新捐款理念，“寻人启事--寻找一万人捐出十元”.
“合法身份是草根NGO在大病救助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杨波回忆起这段经历，对《公益时报》记者说，“没有合法身份，就意味着不能向公众劝募，没有专门资金账户，不能对资金进行有效的监管”.
所以，“红艳谷姐妹援救” 善款主要来源于熟人捐款和机构捐资，杨波在劝募之前已经想到“合法身份”问题，他也与当地政府和具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联系过，但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没有有公募资质的公益机构愿参与进来，杨波向熟人劝募就是尽量避免因无“合法身份”带来的麻烦。
优势如何发挥 通过实践摸索突破
除“合法身份”问题，草根NGO以什么身份参与到大病救助中来也成难题。以“红艳谷姐妹援救”来说，杨波和其他十几个志愿者几乎包办了整个救援过程，不仅耗费巨大精力，过程中的一些步骤也显得“不专业”.
“纵观整个援救过程，’工作小组‘在筹款、资金监管等一些环节上处理的非常好，但其在联动各方资源能力上特别弱，如何发挥草根NGO优势，成为这类组织有效参与到大病救助领域的最常见问题”,浙江大学民间组织能力建设NGO研究中心斯嘉老师评论说。
除上面两处“硬伤”,还有其他“软肋”,资金如何由第三方监管？临时组成的团队如何协调差异认识、建立什么劝募目标、制定怎样的预算？如何监管善款使用？劝募时是建立在组织公信力上，还是打悲情牌？如何协调各方资源等问题也是草根NGO无法绕过的坎。
在杭州召开的讨论民间力量如何参与大病救助的公益沙龙上，各组织始终无法讨论出一个适合草根NGO参与大病救助的模式，他们希望通过对案例的不断探索和实践来有所突破。但在沙龙上，各方还是达成一个共识，“草根NGO应该统一协调各方救助资源，充分利用国家和基金会等已有的各类专项对口救助资金上发挥优势，以避免不必要的社会慈善资源透支。”
杨波坦承，“现在很难再组织一次像’红艳谷姐妹援救‘一样的活动”,他现在在建一个病残儿童救助平台，这个平台可以为病残儿童寻找及申请免费治疗机会，并提供前往治疗的交通食宿等费用，比如为白内障、兔唇等提供免费治疗机构信息；为病残儿童利用政府免费资源给予协助；为需长期治疗的病残儿童提供药物及营养补助；为传染病高危家庭儿童提供检查费用；依靠网络专业人士，为病残儿童提供目测诊断及医疗咨询；为病残儿童提供检查、诊断费用等，“这才是我们组织的优势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