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缅甸政府宣布搁置中国投资开发建设的伊洛瓦底江上最大的水电项目—密松水电站。消息在中国引起很大的震动。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考察了密松项目，并分析了缅甸人因何如此反对该电站的建设。
第一部分：“反密松”情绪在缅甸基础广泛
此次缅甸之行的突出感受，就是对密松项目的反感在缅甸确实有非常广泛的基础。缅族与克钦人，缅族中的现政府与在野的民主派，克钦人中反政府的克钦独立军和接受政府招安的新民主军，缅甸各族与华人、宗教人士与世俗精英、宗教人士中的基督教徒与佛教徒，世俗政治中传统上亲西方的、亲军政府的和亲中国的各派势力，他们在许多方面观点有分歧，乃至有尖锐的对立。但是提起密松工程，他们大都持反对意见，对政府的搁置之举也是支持的。
这当然不是说没人赞成密松工程。军政府当初是全力支持、推动密松项目和整个伊洛瓦底江上游梯级开发计划（所谓七坝计划）的。但是了解缅甸的人都知道，自1962年军人执政以来，缅甸军政府一直存在时激时缓的内部斗争，最近缅甸的变革能够启动，应该说军政府内部斗争的因素至关重要。而在密松项目的问题上，军政府内部显然也有分歧。在如今的变革中，力挺密松的丹瑞一派已处下风，如果说还没有失权的话，也显然已经逐渐失语，社会上几乎听不到他们为密松工程辩护的声音，就连军方办的《缅甸新光报》，现在也出现了“反密松”言论。
与军政府直接对立并且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的克钦独立组织（KIO），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多年以来，他们实际控制着克钦邦大部分地方，并负有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责任。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与非政府组织不一样。就水电而言，KIO主政的“克钦第二特区”政府曾经相当积极，而这个背靠中缅边界、别无国际通道的特区，稍大一点的项目都只能与中国人合作，因此在引进中资开发水电方面他们甚至还可以说是先驱。但是一些中资公司目光短浅只抱粗腿，为巴结军政府就抛弃了他们，对这种“讨好大朋友，出卖小朋友”的做派他们是很生气的，并且也为此改变了对一些项目的态度。例如大唐公司修建的太平江水电站，原来就是该特区引进中资，在自己的控制区开发的，特区方面也投入了自己的资金，但后来军政府插足进来，中资转而与军政府合作，迫使克钦方面退出，而且让军政府以保护工程为名出兵控制了电站附近地区。克钦方面不仅蒙受经济损失，还丢失了地盘，其气愤可想而知。于是对太平江水电站改取破坏政策，致使电站瘫痪。这类案例显然就是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并不是反对太平江电站本身。
不过，这样的解释可以用于太平江，却不能用于密松。虽然KIO并不是“反坝派”，也曾热心于水电并与中资合作，但具体对密松项目，他们也从来是反对的。
这里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克钦民族中最亲军政府的派别，即已接受缅军政府改编为“边防军”的前缅共武装“新民主军”（NDAK），其前领导人丁英因依靠缅军政府平定内部异己，已完全成为丹瑞的傀儡，但他也从未发表过赞成密松工程的言论。而新民主军的其他人士则明确反对密松项目，如新民主军前副司令吴茂银先生在与笔者的谈话中就指出，中资搞的密松项目是中国人在这里干的最失人心的一件事。
笔者曾与当地最有影响的基督教派之一“克钦浸礼会”（KBC）一位负责人昆桑牧师谈话，我问：“我知道您也是反对密松工程的，那么除了环保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理由外，您认为也有文化与信仰方面的理由吗？”他正色说道：“作为基督徒我当然不认为密松那里藏有什么神灵，但是作为克钦人，我仍然认为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和基督教不矛盾，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不跟我们商量就拿它去赚钱，我们当然不同意，更不用说它还破坏环境……”
缅甸华人社会的背景也极复杂，有大陆背景，有“国军”背景，有“果敢、佤邦”背景，等等。然而总的来讲，华人在各个族群中比较能干和富裕，在那个敏感社会里他们大多小心谨慎，埋头挣钱，不问政治。而中缅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近年来很多华人致富的机会，他们自然珍惜。所以他们对中国和缅甸军政府都极力维持友好关系，而与中国及缅甸军政府不喜欢的人和事都保持距离。通常他们很少谈到密松这样的话题，但是如果谈到，他们也大都认为这事做得不对，包括那些与中国和缅甸军政府关系密切的华人精英也如此。
曼德勒福庆宫孔子学堂校长李祖清先生就是这样。自少年时代就非常认同新中国的李先生对今天的中国和缅甸军政府都很为称赞。在与笔者交谈中，他认为中国对缅甸几十年来的好事千千万，“只有两件事肯定做错了”，一件就是“文革”时鼓动缅甸华人学生搞红卫兵宣传革命造反；另一件就是密松工程，“不晓得谁出的这种馊主意。在哪里修电站不好，偏要修到人家最忌讳（修建）的地方”。
为什么密松工程如此不得人心
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如今反对密松工程的人们经常说，密松水坝会破坏环境，影响某些鱼类的生存；会淹没大片森林，影响下游水情；坝址位于地质断层，地震时会有垮坝危险……
这些担忧很多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第一，这些理由可以用来反对几乎一切水坝，可是事实上人们不能一个坝不建，所以利弊是需要权衡的：如果这里不能建，那么哪里能建？这里建坝相对弊大，哪里相对弊小？这是需要考虑替代方案的。如今一些环保组织几乎从来只是说哪里不能建坝，就没有说哪里能建的。所以环保组织的作用应该肯定，但具体就某个工程而言，环保组织的一面之词也不能一锤定音。
第二，上述问题有的是可以通过修改方案、追加投资、增添一些设施来解决的，并非只有“照原设计建”和“不能建”两个选择。此外有的问题也未必就像传说的那么严重。例如所谓地震垮坝的危险，据笔者所知，密松主坝设计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这种坝型不像重力坝、拱坝那样的“一堵墙”，它的边坡平缓坝基极宽，因而比较抗震，即便受破坏也有个过程，瞬间垮塌使下游猝不及防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第三，所说的种种弊病有的是矛盾的。例如库区人烟稀少，有人就说这是难得的原始自然生态不能破坏，但是如果人烟稠密，那么移民的危害就被认为非常严重。这样无论人烟如何，水库反正都不能建了。其实这两种问题非此即彼，而且需要权衡。
但是在克钦邦走访以后，我发现虽然在“反密松”舆论中环保的声音最大，实际上密松工程最惹人反感的原因还不在这里。
在克钦邦各地，你会发现全景拍摄或绘制的“二水环山”密松河曲的形象无处不在。在克钦人的各种公共场所，都可以看见它，甚至在克钦以外的缅甸其他地区，人们对它也不陌生。仰光中国大使馆附近就有一家“密松餐厅”，以“二水环山”的图像为装饰。给人的印象是：密松在这里就像富士山在日本、金刚山在朝鲜，具有崇高的心理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根据当地克钦人的传说，密松是龙的父亲及他的儿子Hkrai Nawng和Hkrai Gam（就是东西两源）的诞生地，人们相信如果这龙脉被破坏，龙就会不安，从而祸及众生。这当然是信不信由你，但反正克钦人是信的。而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不是吗？
而从历史上讲，当初藏缅语先民（包括缅人与克钦人）从青藏高原南下，就是在这里走出崇山峻岭，进入伊洛瓦底江河谷，从而诞生了后来的文明。所以即便不管神话，克钦人也有理由把密松当成自己的文明发祥地来崇敬。
那么，密松的这种崇高地位会不会因修水库而受损？我曾经问当地的作家克塔先生：无论建不建坝，密松是搬不走的。在密松如果出现一个人工湖，难道它就因此不再是圣地了吗？
克塔表示：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事发生在密松。停顿一下他又解释说：也许和耶路撒冷、麦加不同的是，我们克钦人没有圣殿、天房那样的人工建筑作为民族信仰象征物。密松是以其自然状态被人崇敬的，成了一个大人工湖，它就不是密松了！就是要修水库，为什么就非得修在这个地方？还根本不和我们商量，几个缅族军头和中国老板说修就修了？
中缅密松电站搁置之惑(二)
中国决不干涉邻国“内部事务”的口号只是空谈。秦晖认为，中国在缅甸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关键在于“根本不和我们商量”
其实，听来听去，笔者觉得，“根本不和我们商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和昆桑牧师说的“军政府和中资公司不跟我们商量就拿它去赚钱，我们当然不同意”是一个道理。
密松是神圣的，但神圣密松是否不能有任何人工建筑？即便在克钦人中也未必看法一致。密松汇流处现在就有新建的佛塔、教堂和一些简陋的旅游设施。但如果按如今水电站这种开发模式，由军政府把密松圈禁起来霸占为官办旅游公司，把当地百姓强行赶走，再委托一些外国人来经营——如果这样搞，那就会与电站一样招致千夫所指了。
有朋友告知，实际上密松过去的名气没有如今这么大，“二水环山”的形象也没有如今这么随处可见。如今这种现象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军政府与中资公司的行为引起的反弹：密松现在似乎不仅是克钦文明发祥地的象征，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克钦民族抵抗专横维护尊严的象征。
从克钦人的角度想，以独裁、腐败闻名的军政府圈占我们的土地，把当地百姓强行赶走而只给极低的补偿，然后把这里交给一家外国公司，由外国公司经营50年，生产的电力90%输往外国；当然外国公司为此会给军政府一大笔好处（政府财政收入），但过去从来没有在克钦地区搞过公共福利，只是派兵屠杀、抢掠我们的军政府得到这些好处与我们有何关系？
在缅族人看来，密松当然未必是“龙脉”，但作为“母亲河”的发源地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只是没有克钦人那么强烈），军政府在克钦人看来是征服者，在缅族百姓中同样不得人心，这在最近的变革中已经越来越清楚。因此密松工程给军政府带来的好处同样未必是给民众的好处，中资公司与军政府的交易不仅违背克钦民意，也违背缅族民意。
而从中资公司的立场讲，密松工程是中缅合作的，代表缅甸方面的只能是军政府而不可能是反对党或“民地武”。军政府同意中国独立经营50年，中国给他们相应的回报，这是两国间正常的平等交易、互利合同。至于军政府如何回报当地百姓，这是他们的“内政”。
关于缅北和克钦地区的“内政”
但是，密松电站所在的克钦地区情况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包括克钦邦在内的缅北地区的现状，实际上是与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这里的强大影响密切相关。
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孟族、掸族和缅族都曾在今天的缅甸版图内建立过相对强大的王国，但没有哪个王国曾经直接管理过今天缅北的所有地区，尤其是克钦地区。但毋庸置疑的是，当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开始在中缅之间形成时，缅甸已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中国与亲中国的当地土著一直在反抗，边界的划分也长期未定。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中国并未承认。而中缅段在1960年实际上成为中缅两国正式划定的北段国界以前，中国也是不承认的，当时中国主张的是更靠外的一条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今天的密松恰好就在这条界线上。
中缅先后卷入的抗日战争又带来了新变化。一方面在抗战前期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另一方面抗战后期英美卷入，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而英国人参与甚少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克钦人军队在抗日中立下赫赫战功，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受到日本利用，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和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加深了对立。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边界条约与缅共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民族主义政治家们主要的思路有二：一是通过尽量宽松的联邦制，以向少数民族放权来换取他们对联邦国家的认同；二是打“中国牌”，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搞定缅北。昂山本人力推第一种方式，于1947年独立前夕与多个少数民族势力签订了“彬龙协定”。该协定不但给予各少数民族以极大的自治权，而且规定10年后这些民族如果仍无法与缅族共处，可以选择退出联邦。这就是今天缅甸各少数民族要求自治的法理理由。不幸的是在彬龙协议刚签订不久，昂山将军就被暗杀，使协定实际上成为废纸，导致少数民族强烈不满。
昂山之后的领导人吴努等转而借助“中国牌”，希望利用中国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缅北的力量，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缅甸政府相当感激。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那几年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是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留在了中国版图内。
这样划定了中缅边界后，中缅边界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如果从此两国果然“互不干涉内政”，后来的许多故事也就不会发生。上世纪60年代，刚刚解决了“云南境外蒋军残部”骚扰问题的中国，以人力物力大规模支持缅共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但内地的缅共武装不久被打垮，缅共的“人民军”集中到缅北，先后在背靠中国的沿边一带形成了东北军区、中部军区、815军区与101军区等大片割据地带。它们是当时缅甸境内最大的反政府势力，也是今天缅北几支主要的“民地武”之前身。
后来，在缅北实际浴血奋战的非缅族将士与缅共高层的矛盾日渐发展，加上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幅度改变对外政策，决定与缅甸军政府修好，缅共因而被抛弃，到1989年缅共终于彻底失败并且不复存在。但无论是缅甸军政府，还是中国，对此都没有做好善后工作，使得前缅共的四个军区蜕变而来的四支“民地武”，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
“西方背景”还是“中国背景”？
这里还要说说与密松问题关系很大的克钦邦最强“民地武”克钦独立军（KIA）。克钦独立军及其党（克钦独立组织，KIO）其政权（KIC）并非出自缅共余部，而是创建以来就打民族主义旗号。而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克钦人似乎又是缅北各民族中最为“西化”的一支（多信基督教，拉丁化文字由西方传教士创制，英语较为普及），因此克钦独立组织强烈反对密松工程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国人便认定该组织有西方背景，是“受西方唆使反对中国”。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
笔者这次在克钦邦访谈的政治人物，都是亲缅政府派系和前缅共衍生派系的，因为战争状态造成的不便，未能直接接触KIO的人。但是这些并非KIO成员的受访者都对所谓KIO的西方背景之说嗤之以鼻。根据他们的介绍，创建KIO的许多老一代克钦知识分子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相当亲华。当初他们成立了“克钦共产党”并到中国寻求支持。但是中国告诉他们根据中国认为的“组织原则”，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要求他们必须合并于缅共才能获得支持。然而，这些克钦共产主义者亲华却不亲缅，不愿加入缅共。既然中共反对成立克钦共，他们就只能另想名号，于是就成了KIO (Kachin Independent Organi-sation)。
那时缅共虽然在党内搞“大缅族主义”，党外也搞统一战线，宣传革命成功后也会实行民族自治。因此KIO也加入了缅共主导的统一战线，并且因此经由缅共间接地获得中国的支持，包括军事援助。至今KIA在克钦邦和掸邦北部的控制区还是沿中国边界一线延伸，其首府拉咱更是中缅边界上的重要口岸，镇上充满中国情调。所以，与其说KIO有“西方背景”，毋宁说她的“中国背景”要强烈得多。
中缅密松电站搁置之惑(三)
在一个长期经历暴力冲突，对中国信任普遍缺失的国家，中方的投资自然面临风险。秦晖教授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继续分析停建大坝的命运。
“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
但是,KIO和并非KIO的许多克钦人，包括当年的缅共成员一样对中国如今的许多做法都十分不理解，以致强烈不满，密松工程就是一个爆发点。
这些克钦人说：“克钦民族如果能独立当然好，但我们都知道做不到。如果能够加入中国或者印度我们也愿意。当初中国要是在边界划分时不把我们划给缅甸，也就没有现在的问题。既然划归了缅甸，我们只希望缅甸政府能够实行彬龙协议，善待我们，允许我们自治。我们接受了钦钮（缅甸军政府开明派领导人）的条件，实现了和平，好不容易维持了这些年。军政府却又清洗掉了钦钮，对我们越逼越甚。我们指望中国调停一下，中国却与军政府越来越打得火热，甚至给钱给军火来打我们。前年（注：2009年）灭了果敢，收服了丁英，现在又向克钦独立组织（KIO）大举进攻，看来是下决心要消灭我们了。而这次缅军进攻克钦人，克钦难民逃入中国境内，中国却拒绝接纳（据笔者所知其实还是接纳了不少，只是由于联合国机构无法进入，中国境内的这些难民处境比密支那附近联合国资助、当地NGO管理的难民营差得多），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说，“除了密松那样的圣地，我们其实不反对中国公司来修水坝，就是反对密松工程也不是反对中国，因为如果别的国家在密松建坝，我们也一样会反对的。但是中资公司与军政府联手，在我们的土地上建坝，淹没我们的地盘，驱逐我们的人民，却不顾及我们的意愿。结果每修一坝，军政府就以保护工程为名派军队进攻我们。水坝竟成了战争的向导，不但造成生态问题，首先还严重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现状，这难道是‘不干涉内政’吗？”
“说实话，现在如果有谁愿意帮我们，我们当然欢迎，包括西方。但是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重大战略资源，谁会为弱小的克钦民族得罪庞大的中国？很多西方人至今不是把我们看成‘缅共余孽’，就是怀疑我们与贩毒有关。我们倒想‘亲西方’，可是办得到吗？ 我们当然知道得罪中国的后果。所以虽然我们对中国很有意见，但绝不会想开罪中国。只希望中国与缅甸军政府搞关系要对我们留有余地，不要把我们逼到墙角。”
在克钦邦的访问使笔者有两个明显感触，一是越是过去与中国密切合作过的克钦人（例如前缅共成员）如今对中国越反感。中国不可信，克钦人应该争取西方支持之类的观点在他们中很盛行；二是KIO如今正获得克钦人前所未有的认同。克钦人过去曾有多个政治派别，但现在亲军政府的派别正明显地边缘化,例如新民主军（NDAK）。
新民主军的一位老战士说：过去克钦邦发生的战争是局部的，可是这次，KIA的抗击空前猛烈，战事从中国边界的传统冲突区域已经向西蔓延到胡康河谷、孙布拉蚌一带，向南出了克钦邦，蔓延到掸邦北部的南坎、南吞一带。激烈的程度超过缅共时期，许多过去从未发生抵抗的地区也出现了KIA的活动。
克钦民族的悲剧在于，如果整个国家不变革，克钦问题是没有出路的。
而克钦问题如果找不到出路，在这个地方投资搞巨型工程的前景又会如何呢？
你不干涉内政 内政要干涉你
显然，在缅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克钦邦这种地方，中国要进行大规模投资，所谓“不干涉内政”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从二战以来，中国其实一直是这里“内政”中的重大参与方和利益相关方。只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是极力从这里脱身的。当时中国对缅共停止“输血”，缅共覆灭后又对其蜕变出来的各“民地武”实行八部委制定的所谓“四不政策”（政治上不承认，组织上不往来，军事上不支持，经济上不援助），极力撇清关系。而那时中国与缅甸军政府建立的正常关系也没有热到奇特的程度。当时的军政府与“民地武”关系也比较缓和。可以说，那时候中国、缅甸军政府与“民地武”三角关系的每一边都既非剑拔弩张，又非亲密无间，中国对那里“内政”的影响也降低到历史上最低的程度。
但是很快情况就发生变化。首先是缅甸独裁的军政府内政越搞越糟，尤其在比较开明的钦钮被清洗后，民族和解与民主进程都大大倒退，缅族内部的官民矛盾与塔玛多和民地武的冲突都重新激化了。
其次，“民地武”过去几十年与中国形成的关系千丝万缕，远不是“四不”所能了断。由于他们与军政府关系仍不正常，为了自立，不能不大力加强与中国的“边贸”以解决财源，通过中国分享“全球化红利”。结果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全球化，民地武的经济也日益“中国化”。各“民地武”这样做，固然一是为了解决自立的财源问题，二是为了替代毒品经济，改善国际形象，但显然更重要的还是第三：高度“中国化”、大幅增加与中国的利益相关，也有一旦与塔玛多摊牌时迫使中国介入的深远考虑。
而更关键的因素是这些年来中国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热，越来越特殊。平心而论，这种关系既有经济互补（中国需要资源与市场，缅甸需要投资与技术）和国际地缘政治（中国需要印度洋通道，缅甸需要摆脱孤立）的基础，也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都在抵制所谓“西方的和平演变”）。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不仅使中缅官方关系迅速升温，而且由于这种关系具有战略性，大型、垄断性国企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缅甸军政府之所以极力对中资、特别是对垄断性国企大力开放，也和“民地武”一样有明显的“内政”考虑，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反对派打“中国牌”。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不干涉内政”即便符合“政治正确”，实际上也越来越难以落实。尤其是在缅甸国内矛盾尖锐地区，例如民地武辖区，中资与此方合作就会得罪彼方，与彼方合作就会损害此方，要想两不得罪乃至两面讨好，已经极其困难。
其实，今天中国战略性投资对缅甸的“内政”固然有影响，而缅甸的矛盾也透过这种经济互动开始对中国的“内政”显示影响了。这些年来，塔玛多攻打果敢导致那里许多中国商民血本无归，而民地武抵抗塔玛多又使一批中资项目施工受阻，乃至瘫痪。两者都使国内的网络舆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吁干预缅甸事态的呼声，而且表面上这些呼声往往都还有类似的“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包装，但是你仔细看，实际上这些呼声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由于在民地武那里投资的主要是中国民间中小商家，而为军政府所引进的却多是垄断性大型国企，他们的不同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的冲突。
“缅甸式专制”的脆弱性
人们都知道缅甸军政府独裁，但是人们所忽略的是：首先缅甸毕竟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西方思想”在这里的影响不会比中国小。其次，缅甸在1948年—1962年间实行的也基本是多党制宪政民主，他们对民主并不陌生。虽然那时的体制很不完善，没有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使人们对“乱糟糟的民主”出现厌倦和呼唤铁腕的情绪，遂使奈温有机会发动政变，以军人独裁的“缅甸社会主义”取代了民主政治。但是奈温可不是俄罗斯的普京，他不但没有给缅甸带来普京式的“铁腕繁荣”，反而在26年间使这个国家由“东南亚最富”变成了“东南亚最穷”。致使人民怨声载道，对民主时代的怀念形成强大的社会潮流。
1988年民主潮流终于冲垮了奈温体制，1990年的大选出现了令人咋舌的一面倒，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民盟竟获得82%的议席，而“政府党”只得到2%，连第三大党都当不上。结果军人为保既得利益，拒绝交权、镇压民主，改了国号、换了国旗、改了宪法，彻底抛弃了“缅甸社会主义”，甚至把奈温也抓了起来。因此以后的缅甸军政府并没有意识形态，军人手中也没有可用的象征资源，这一切使得塔玛多政权成为历史上罕见的纯粹以武力维护特权利益的体制。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资公司的投资，尤其是战略性投资怎样才能得到保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