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黄鹤，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挫败——他甚至连自己的“施主”都得罪了——再次说明，单纯的激情或者善心，保证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它甚至会反过来伤害慈善业。
我们不认为因为存在问题，就应该让民间慈善停下来。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正在受苦，等到有万全之策再去做、再去改变，与常识相悖。我们呼吁民间慈善组织汲取别人以及自己的教训，提高组织专业化程度，以安顿每一颗善心、每一分善款，也保护慈善家自己。
成名后的黄鹤经常在各地演讲。 （孙纯霞/图）
黄鹤，这个曾经的“中国十大人气校长”、国内“举债做慈善”的明星遇到了麻烦，现在，连他的名字都被债主们拿来调侃——“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2012年1月31日晚上，北京一位国企副总张诚（化名）在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的节目里看到了黄鹤那张久违了的脸。
电视机里的黄鹤正慷慨陈词：公益、市场、农民工、陶行知、社会企业……熟悉的话语、熟悉的动作、熟悉的表情。张诚认为，电视里的这个人，已经失去所有的慈和善的光环，他只是一个将自己拖进陷阱的人。
节目的主题正是“举债做慈善”，片头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理想主义者”黄鹤，和他的博士后妻子曹明秀，全心投入到救助农民女工和农民子弟学校的伟大事业中，他们欠下了上百万元的债务。
张诚边看边摇头叹息。
据调查，张诚并不是唯一对黄鹤失去信任的债主。而欠债，也并不是黄鹤的慈善之路存在的唯一问题。
屡屡推脱的合同
黄鹤起初给张诚的感觉是谦恭、热情、执著。但一笔笔巨款“打水漂”后，他才发现自己进了一个套。
张诚认识黄鹤是在五年以前，他的妻子与黄鹤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前妻刘丹是初中同学。
那时的黄鹤尚在行知学校，作为这所京城最著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已经成名多时。学校橱窗里贴满了关于他的报道。
他们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黄鹤给张诚的感觉是谦恭、热情、执著。后来他知道，黄鹤曾接受过央视王志、凤凰卫视许戈辉等著名主持人的专访；而行知学校的董事会成员中，有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现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文化部某司前司长……“都是正经做事的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张诚和妻子应黄鹤夫妇之邀，参观了行知学校。他被孩子们的穷困和学校的简陋打动了，决定要做点什么。
当时，从事房地产业的张诚在北京已经有所成就，出生于农村的他想帮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在黄鹤的恳请下，张诚决定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行知学校，承揽该校的改扩建工程。
整个工程造价约100万元。据张诚介绍，他当时跟黄鹤口头约定，学校只需出60万元的料钱，40万元的工钱等将由张诚以公司名义捐助。
2007年8月，行知学校改扩建工程顺利完成。
后来张诚才知道，黄鹤找他时，行知学校正面临一项大的变动，为了有一个好的形象，才决定在租来的校舍上投资改造。
2007年9月，行知学校改名为“行知新公民学校”，而在相关报道中，它为南都基金会所建。此前，黄鹤的“老师”、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脱离体制，转投南都基金会，并发起被誉为第二个希望工程的“新公民计划”。
张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出于信任，即使在行知学校改扩建工程完成后，他也没有急于与身为行知学校法定代表人的黄鹤签订合同（施工中，建筑公司先期垫付了全部100万元的工程款）。
然而，等到他事后想起签合同时，黄鹤却屡屡推托。
“当时我还是相信他。”张诚说，“2008年，他有次找到我，说能不能将学校欠我的那笔款先划到‘心之光’名下，很快就会还。”
“心之光”是黄鹤任行知学校校长时，由其注册成立并任法定代表人的一个家政企业。
“我当时想不管是谁，都是你黄鹤的事，只要能给钱就行，就答应了他。”张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慈善家的企业
“心之光”与行知学校的关系经常扯不清，外面给行知学校的捐款，有时会拨到“心之光”的账上。
张诚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2008年下半年审计时，行知学校账上出现四十万元左右的“窟窿”，为了解困，他找到张诚，通过把行知学校的欠款，转移到“心之光”来平账。
对于这一做法，黄鹤夫妻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是：黄鹤当时是将行知学校“无偿捐出”，并给学校留下42万元的现金，自己却自愿背了40万元的工程款。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初黄鹤向张诚提出转移欠款时，其实已经辞去行知学校校长职务，不再是这所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这意味着那笔原本应由行知学校承担的欠款，已经与学校没有了关联。
问题在于，“心之光”账上没有钱。“他跟我说，不如和他一起投资‘心之光’，等到将来赚了钱再一并归还。”张诚说，“他当时三番五次来找我，走到哪跟到哪。我想前面已经套了几十万了，不进去就死了，帮活的吧，这又扔进去几十万。”
不到一年，“心之光”也做“死”了。张诚算了一下，他前后套进去近100万。
按照规划，注册资金25万元的“心之光”原本打算建立36家下设机构，其中包括学校、培训中心、保安公司、敬老院等，可谓“应有尽有”。
在与黄鹤合作办企业的短短几个月中，张诚认为，这个一心想成就伟大事业的慈善家，其实没有任何的实务操作经验。“他说理念可以，一到实务就不行了。”张诚说。
自从“心之光”成立之后，它与行知学校的关系便经常“扯不清”。“外面给行知学校的捐款，有时会拨到‘心之光’的账上。”一位知情者称。
上述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后来南都基金会对行知学校的审计，黄鹤曾挪用行知学校38万元到“心之光”，并查出20万元的假发票。
被“心之光”套住的，其实不只张诚一个人。其中包括行知学校举办人、中国儿童艺术促进会（以下简称“儿促会”）会长范崇嬿、儿促会副会长李英（化名）。
多名“心之光”股东指称，当时成立“心之光”，主要是行知学校董事徐永光的意思，原因是行知学校培养的的农民工子弟学生，毕业往往找不到工作，因此成立一个公司来吸纳他们就业，同时还可以将企业赚来的钱养活学校，实现良性循环。
“我对搞企业不懂，听了这个想法后觉得不错，就支持他们搞。”范崇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范崇嬿同时也是行知学校的校长、“心之光”的董事长，但均非其法定代表人。
为了支持黄鹤成立公司，范崇嬿先拿出五万元，李英也拿出五万元。据二人介绍，按照黄鹤的说法，两人的五万元都将入公司股份，而她们当时并没怎么当回事，跟黄鹤半开玩笑说“只要把本还我们就行了”。
范、李二人过了两年后才明白，几乎不可能还她们的“本”。
这已是范崇嬿对黄鹤的第二次大力支持。据范崇嬿介绍，2004年，徐永光和他的下属分别找到她，说他们开了三天的会，“最后商量下来，还是得请您老人家出山”、“您做了这件事，就成圣人了”。
当时，北京市对民办学校的政策开始宽松，行知学校想借此机会申请办学许可证，以改变此前被频频“取缔”的命运。然而身为校长的黄鹤却没有教师资质，不符合相关规定。
范崇嬿是特级教师出身，和徐永光有多年的工作交往。见老朋友找上门来，范崇嬿便将自己的相关证明交给行知学校所在的大兴区教委，行知学校顺利地取得了办学许可证。同时，为了赋予黄鹤一个合法身份，儿促会还为其出了一个证明，让黄鹤以儿促会员工身份担任行知学校的执行校长。
“我虽然是校长，但其实就挂一个摆设，”范崇嬿说，“当时的想法，主要不是为了帮徐永光，也不是为了帮黄鹤，就是觉得那些孩子太可怜，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事。”范崇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行知学校“合法化”不久，范崇嬿便隐约感觉到黄鹤一些做法“不对劲”。
“他喜欢搞些悲情的东西，”范崇嬿说，“利用别人的同情心。”
翻来覆去的“悲情牌”
黄鹤夫妻对外声称，为了办公益，他们共负债100万，目前尚欠50万元，这显然不是事实。南方周末记者在张诚出示的一张借条上发现，黄鹤仅欠他一人的钱，本息就高达两百多万元，至今一分未还。
“我只是他的朋友圈中的一个，而像我这样的债主，不知道还有多少。”张诚说。
欠债不还，不只是黄鹤唯一的问题。当年黄鹤在办学中的一些做法，一开始就饱受争议。
行知学校（“棚鹏学校”）诞生的背景，是受市场需求和政府管制影响，北京诞生了大量面向农民工子弟的“非法”民办学校，棚鹏学校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不具备办学资质，他们经常面临被强行取缔的窘境。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一些聪明的举办者往往会通过制造新闻事件向媒体求助。
“由于手中拥有学生，容易赢得公众同情，在举办人与政府的博弈中，掌握话语权的通常是前者。”曾对打工子弟学校做过专项研究的媒体人郭宇宽说。
黄鹤则被认为是其中的“高手”。2007年《新京报》一篇关于行知学校的报道中如此写道：“‘欠费’是黄鹤设置在媒体面前的永恒话题，而制造新闻事件也成了他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途径。”
2001年11月，北京某报记者接到棚鹏学校将遭取缔的报料。抵达学校后，该记者看到黄鹤与一群孩子寒风中悲情“护校”的情形，禁不住失声痛哭，当即打电话给编辑要求预留足够版面，并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学校。
然而在当地教委看来，这是黄鹤在拿学生“当人质”，学校面临取缔时“就把孩子推出来”。而黄鹤则辩解说，护校是学生们“自发”的。
上述那位记者如今已成为一家杂志的主编，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忆及此事时，承认当初因年轻而冲动，“感觉被利用了”。“无论如何，不能拿孩子当工具”。另外，他还回忆起一个当初让其“感觉不对”的细节：黄鹤将外界捐给行知学校的一台冰箱拉回了家。“有人跟我解释，说校长因为办教育家徒四壁，自己用点捐助物品并不为过，但是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应该分开。”
据黄鹤介绍，行知学校历史上，共搬家6次，其中3次是因为遭取缔，2次是因为欠房租，只有1次是正常搬迁。
每一次搬迁，都给行知学校带来了利益——引起媒体关注，钱就来了。
在围绕行知学校的几次风波中，最知名的是2007年的欠费停办事件。这年年初，行知学校校长黄鹤向当地教委递交停办申请，理由欠费23万元。三天之后，行知学校果然被房东停水停电，学生们提前放假，老师们则在烛光中批改考卷。
但奇怪的是，就在黄鹤申请停办学校前一天，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春暖2007”慈善拍卖活动中，刚刚为行知学校募得172万元善款。
北京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举办者对南方周末记者称，除了行知学校，北京其他几百所类似学校几乎都是赚钱的，绝少有无钱支付房租的情况。而行知学校还是同类学校中惟一一家获得大量社会捐助的“明星学校”。
2012年2月12日，黄鹤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申请停办是“给政府看的”。因为“政府一直没给钱”。
算不清的账
行知学校的女老师哭诉，为了实现公益理想，自己放弃了原本很好的工作，结果因为黄鹤欠薪，到现在连饭都吃不上。
这些靠悲情牌换来的善款数额及去向，至少目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黄鹤说，他在行知学校7年里，共为学校筹集了一千多万元的捐款，此数字也得到其他行知学校另一位董事的认可。
然而，当黄鹤2008年离开行知学校时，学校却只剩下42万元的现金。
而对于外界关于行知学校欠费原因的质疑，黄鹤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主要原因在于行知学校是一所公益学校，要减免大量学生的学费。“一学期就免收300人，20万元左右”。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多名行知学校现任及离开的老师、学生，均未有人称能减免这么多。“一个班减免两三个人就很不错了。”一名已经毕业的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而据2007年《公益时报》的一篇报道，关于减免学费的数额，行知学校财务人员对记者称该年度上学期实际减免学费26480元，这一数字与黄鹤所说数额相差7倍。
更加离奇的是，据央视网报道，在“春暖”募捐活动结束后，行知学校又提供了新的债务报告，结果比原来公布的债务总额多出了四十多万。
对于黄鹤，范崇嬿开始一直很宽容。“我当时认为年轻人身上有缺点是正常的，我们也一直想努力把他‘改造好’。”范崇嬿说。
据范崇嬿介绍，在行知学校时，曾有不少人找她告黄鹤的状。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黄鹤挪用学校的6万元钱给岳母看病。举报者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范崇嬿则认为，如果黄鹤是拿那钱为救急，事后及时还上，也情有可原。但黄鹤越走越远。
“心之光”成立时的注册资本金为25万元。后来股东们无意中发现，25万元注册资金全部为他们所出，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黄鹤没出一分钱，倡议成立“心之光”的徐永光也没有入股。
另一个发现更让股东们瞠目结舌：他们投在“心之光”的股本金均被人为“压缩”了一万元，而“压缩出”的股份却被安在黄鹤名下。
“他这是‘空手套白狼’。”范崇嬿说。
工商注册数据显示，2007年下半年，“心之光”变更注册，行知学校出资入股35万元。而范崇嬿、李英等5名股东在心之光的股本金，进一步缩水为8000元。
范崇嬿说，对于黄鹤在“心之光”财务上的腾挪，她和其他股东开始均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一个股东无意中看到工商注册资料，才恍然发现黄鹤的问题。
心之光经营过程中，黄鹤在行知学校时屡有发生的“欠薪”现象再度上演。而苦主不知如何知道了范崇嬿是公司董事长，因此频频结伴到其办公室“讨薪”。范崇嬿还记得，一个搞培训的女老师跟她哭诉，为了实现公益理想，自己放弃了原本很好的工作，结果到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只能到大街上捡馒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