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唯一的艾滋病公益诊所，遭遇取缔令
开办一所艾滋病公益门诊可能面临的问题有：A.因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治疗而遭受当地医院排挤。B.因无诊疗资质而被官方勒令关停。C.被房东知道而要搬离。
艾滋病患者除了免费的抗病毒药物，还需要如陆国敢门诊一样提供全方位救助的公益门诊，然而这样的义诊在全国仍是盲区。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义诊17个月，却面临关停
“当我听说陆国敢门诊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时，我感觉乌云密布的天气再一次向我来临。以后还有谁给我免费治疗艾滋病……我发自内心地希望它能够长久地开下去，因为还有很多像我一样困难的病人需要帮助。”
2012年5月1日，艾滋病患者小潘写好了这封给广西南宁市卫生局的信。一周前，南宁市卫生局认定，南宁陆国敢内科诊所（以下简称陆国敢门诊）存在违规行为，拟吊销其执业许可证。
这家开业仅17个月的门诊是全国唯一一所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救治的公益门诊。4名医护人员，累计为一百多名病人提供机会性感染治疗，其中九十多人是完全免费的。这些病人都已在普通医院耗尽积蓄。
此前，国际NGO“无国界医生组织”曾在南宁开设同样的义诊，2010年撤出了中国。那时，中国已全面落实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策。而一家叫做“中国爱之关怀”的公益组织经讨论认为，仍有必要开设艾滋病公益门诊。
“虽然国家对HIV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但病人在服用抗病毒药物前必须治好各种并发症，另外晚期病人有很多机会性感染的可能，这些情况下，病人的医疗费都是自理的，很多病人和家庭不堪重负。”2012年5月6日，“中国爱之关怀”总干事托马斯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是该组织的创立者，也是艾滋病人。
果然，因为陆国敢门诊低价甚至免费的治疗，使得不少HIV感染者慕名而来，尤其在2012年初，南宁一家医院的近百名艾滋病患者要求转到陆国敢门诊，但最终被该医院阻止，院方为此做出一些改善性措施，如减免检查费用、补贴交通费等。
陆国敢门诊并无法定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资格。随着就诊病人逐渐增多，陆国敢门诊认为很有必要申请，以便于医生进行抗病毒和机会性感染的组合式治疗。于是，2012年2月，向广西卫生厅提交申请。
但事与愿违，陆国敢门诊收到的却是一纸处罚告知书：陆国敢门诊超出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医学检验科、传染科诊疗活动；4名工作人员都有违规的诊疗活动，包括主治医生陆国敢也被认定从事本专业以外的诊疗活动。故拟作出“罚款1万元、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陆国敢内科门诊按照规定，于2012年4月27日，提出了举行听证会的要求。南宁市卫生局决定于5月18日举行听证会。
是“瑕疵”，还是“违规”？
“我刚接到上级通知，不得就此事接受记者采访，原因也不便告知。”2012年5月7日，南宁市卫生监督所办公室主任陈洋回应南方周末记者。
托马斯也自认门诊经营确有瑕疵，但不至于被关闭：“陆国敢虽是内科医师，但他曾在无国界医生组织从事7年的艾滋病治疗工作，还耗时一年在英国学习艾滋病治疗医术；另外我们开展检验工作，是为医生给病人提供最快的诊断而做参考的，并不出具检验报告，之后，还将血样送往医院检测，做最终的判断。”
法定代表人陆国敢并不认为门诊工作超出核准范围，在卫生局注册时，虽有“传染病科目”可供选择，但他认为，艾滋病病毒会引发诸多并发症，“绝大部分都是内科疾病，如肺炎等。我们就是治疗因艾滋病病毒而引发的内科病症，这并没有超出核准的工作范围”。
对于拟吊销执业许可证的做法，中国艾滋病工作民间组织全国（工作网络）联席会议秘书处秘书长王立新估计原因有二：一是担心医护人员不够专业，在输液、打针过程中，被病人感染；二是担心病人不能获得规范性治疗。“如果公益门诊不具备资质，就可能好心办坏事。出现了医疗事故，谁承担责任？”
《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有明确规定，造成艾滋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可能是南宁市卫生局拟做出行政处罚的原因。但陆国敢认为，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已将艾滋病从原来的甲类传染病降为一般乙类传染病，即无需在指定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国家鼓励个人、单位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然而，上述两个法规并未明确规定个人、民间组织是否可以参与艾滋病的救治工作。南宁市卫生局一纸行政处罚书，将陆国敢门诊推至聚光灯下，也揭开了这一救济盲区。
“非法”诊所的合理存在
托马斯愿意对门诊进行整改。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看到我们所做的有益的工作，不要一棒子打死。”托马斯说，陆国敢门诊是民间艾滋病救治的新尝试。
王立新也认为陆国敢门诊模式的意义“非常大”。目前，中国各类服务于艾滋病患者的NGO不少于400家，主要从事心理干预、免费检测HIV、艾滋儿童关怀等工作，但作为公益门诊，“陆国敢内科门诊在中国还是首例”。
“民间组织一般不具备门诊资质，另外，他们也没有参与艾滋病救治的意识。”王如此分析艾滋病公益门诊仅此一家的原因。
这家公益门诊的运作模式是：由“中国爱之关怀”负责筹款，维持陆国敢门诊的运营，为贫困病人提供低价甚至免费治疗。这在目前药价高企的背景之下显得弥足珍贵。
“中国爱之关怀”成立于2001年，旨在提供各类艾滋病关怀活动，减少社会歧视。目前工作范围已覆盖到广东、广西、云南、湖北四省区。2006年8月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颁发的“红丝带奖”。2009年，托马斯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接见。
“中国爱之关怀”并不具备注册门诊的资质，2010年，它找到陆国敢——中美艾滋病鹿寨培训基地的讲师，一个同样在为艾滋患者奔走的医生，门诊由此得以成立。
如果执业许可证被吊销，“中国爱之关怀”的创造性尝试将会受到巨大打击；刚从这家门诊获益的病人们，也不得不回到沉重的原点。
2011年，HIV病毒感染者老陈为治疗并发症肺结核，花费了六七万元。这些钱来自三个打工的子女，而他家还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当另一个并发症视网膜炎袭来时，他已无力负担医药费，在远未完成疗程的情况下他早早出院，这导致了右眼失明。
2012年初，在陆国敢门诊接受治疗成了老陈病情好转的节点。更昔洛韦是治疗视网膜炎的常用药。在医院，一支至少要四五十元，而在陆国敢门诊仅需2.5元。目前他的左眼正在逐渐康复。
陆国敢十分清楚医院收费高昂的原因，2003年以前，他还是一个县城人民医院医生，他感觉自己更像“生意人”：建议病人做更多的检查，开最贵的药。“甚至，各个科室根据常见病，规定医生只开某几种价格昂贵的药，医生没有选择”。
而陆国敢门诊为更多的贫困艾滋病人提供免费的治疗，只对经济条件尚可的病人，收取药物采购价。
勒令搬离，何处立足？
老陈每次从老家赶到南宁，都住在陆国敢门诊接待站，这是“中国爱之关怀”专门为病人租赁的房子，食宿全部免费。
接待站还有3名长期留宿的病人，她们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两名被家庭抛弃的妇女，或双眼几乎失明，或患肠梗阻；还有一个年仅15岁的孤儿，她被“红丝带”（这是“中国爱之关怀”在传染病医院设置的艾滋病患者服务工作小组）发现时，体重仅43斤。她们进入接待站后，都接受免费治疗，如今身体状况都得到很大改善。
“要是被吊销执业许可证，她们都只能去医院治疗。如果我们为她们支付医疗费用，就会严重增加我们的经济负担。”托马斯忧虑道。“中国爱之关怀”的资金来自一些基金会和自己设立的“紧急救助金”，该救助金自2007年设立以来，获得捐款110多万元，面对庞大的艾滋病人群体，这仅是杯水车薪。
除了门诊、接待站，“中国爱之关怀”还在南宁、广州和昆明设立三个儿童院，专门收养感染HIV病毒的孤儿，甚至福利院也会将感染HIV病毒的儿童送过来。在南宁，“中国爱之关怀”儿童院共收养了20名孤儿。
如果门诊被取缔，这些孩子将失去更好的庇护。
“现有国家抗病毒治疗点并不能为病人充分考虑，节假日和周末都关门。”托马斯说，上学的孩子、工作的成年人不得不频繁在工作日请假看病，因此增加了他们的感染情况被暴露的几率。而陆国敢门诊全年开诊的做法，正是官方抗病毒治疗点的有益补充。
数年来，为了不让孩子们感染情况被暴露，“中国爱之关怀”做了很多努力：将孩子们分散在不同的幼儿园和学校，并在门诊附近购置了两套复式商品房，聘请7名监护人员，打理孩子的生活和日常喂药。
2012年5月6日下午，衣着干净的孩子们大多坐在木地板上看电视，有的躺在地板上睡觉，有的在跳皮筋。窗外，邕江静静流过。
这个下午无忧无虑，他们并不知道“乌云密布的天气”正侵入他们平静的生活。
陆国敢门诊一直隐匿于民居之间，房东们并不知晓实际用途。然而，托马斯已接到房东们要求搬走的通知。他十分困惑：是谁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他们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