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和朋友们自发组织的救助队，在房山为灾民发放救助物资。
一种经历
如果在平时，28岁的张宇开着跑车穿过北京街头，一定会有人暗自猜测又一个“富二代”。
然而，回忆起“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那一刻，记者面前的张宇就是一位普通的北京青年，带着不算太浓的京腔，淡淡地讲述北京暴雨后，几个“只想为北京人做点事”的“80后”的故事，毫不张扬。
北京暴雨当晚，刚从大望路铁路桥下路过回到家，张宇就从微博上看到桥下积水的消息，两辆车被淹。“如果我回来晚一会儿，我那小车底盘低，一准儿被淹，没跑。”
这样的“后怕”徘徊在张宇的心里，遣之不去。等到从朋友那里听说房山灾情严重的时候，张宇再也坐不住了。与几个同样创业的朋友一说，大家不谋而合，“去看看情况吧”。
张宇开着一家餐馆，同时还是一家广告公司、一家印刷厂的老板。他的朋友中，一位在南锣鼓巷开客栈，一位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7月23日晚上，他们约上另外一位朋友，4个人开着一辆商务车，载着50箱水、6箱八宝粥、2箱榨菜和1箱面包，直奔房山。
“满目疮痍。各种车被冲下来歪七扭八地挂在路边，简直就是灾难大片里的场景。”张宇回忆说，“什么车都有，不管车好坏，遇到这种事，都没辙。”
路过张坊镇，停电的山村一片漆黑，车灯扫过的地方，墙倒车毁。忽然，两盏蜡烛的光闪入视线。“停车停车！”车里有人喊，“有村民。”
深夜11时，在一个临时搭建起的帐篷里，张宇一行终于遇到了第一位灾民。
50多岁的村民谢先生，开了一家汽修厂。家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留下谢先生一个人支起帐篷，守着被洪水洗劫一空的家。张宇注意到，帐篷里只有几瓶水和一桶方便面。但是，当张宇和朋友们送上带来的水和八宝粥时，谢先生却不断地推辞，因为“还有更需要的人”。
回程的路上，4个朋友没人说一句话。
接下来的几天，再次奔赴房山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毛毯、花露水、方便面、卫生纸、药品等价值将近5万元的物品，迅速安排妥当。
7月29日，4辆车9个人，张宇和他的朋友们再次救助房山。
一种现象
事实上，在暴雨过后的一周多时间中，像张宇这样自发的民间公益救援、救助表现非常活跃。他们第一时间收集资料赶往灾区，开展民间救援、救助。
央视主持人王凯牵头组建的“爱心衣橱”公益组织，第一时间发起了“救援房山”活动。自愿担任义务运输的车主，大部分都是SCC超跑俱乐部在京会员。7月29日，一支由50余辆豪华四驱SUV组成的车队，赢得公众的喝彩，为民间救援赚足了眼球。
与许多以传递关爱、提供物质帮助的救援方式不同，拥有多年户外越野经验、有过真正救援经验的队伍，也成为此次民间救援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老蒋的真名是蒋仪李，参与民间救援至少5年了。7月21日当晚，老蒋和壹基金志愿救援联盟11名救援队员，急赴青龙湖，成为第一支出动驰援房山的民间救援力量。
在志愿救援联盟，老蒋的身份是总干事。5年来，这支救援联盟已成长为散布全国30个省市区的281支救援队。其中，将近50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无线电爱好者和驾驶爱好者成为骨干力量。
今年，志愿救援联盟考虑到北京水患严重的状况，专门做过具有针对性的演练。“水下救人、转移遇困人员、搜寻失踪人员，这都是水灾发生后要做的事情。从5月开始，我们在湖北、广西、四川都做了演练。还有一站是云南，还没来得及演练，西双版纳已经出险了。”老蒋说。
即便如此，在北京这场暴雨中，联盟依然遇到诸多问题。
老蒋在接受采访时说：“北京最大问题是你很难接近事发地。北京市区的水淤积起来，成为大小不同的水窝，相当于水塘的样子。水塘跟水塘之间的运输必须依靠车，尤其是冲锋舟这种重型装备，需要用车拉。所以，一旦交通瘫痪起来，我们在市区基本做不了太多的事儿，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谈及房山救援之行，老蒋“最遗憾”的是人手不足。“如果人手再多一点，可以多搜寻四五个村子”。那天晚上，让他最郁闷的是，北京城里有两车救援队员根本到不了集结点，全堵在路上，“北京的交通已经瘫痪到连救援队往外出动都受影响了”。
“海猫“带领的绿野救援队是7月21日晚赶到房山救援的联盟成员之一。整个晚上，他和救援者们都是在受灾严重的村子中度过的。遭遇山洪的村子里，洪水来得快，走得也快，剩下一片狼藉。“水灾其实很难救援，因为来得太快，去得也太快。通常到了受灾的地方，已经没有生命可以救了，能做的只是发放物资之类的安置性救援，感觉有点插不上手。”
一种思考
插不上手的感觉，对于许多民间救援、救助者来说，并不陌生。用张宇的话说，“对于灾区救援，最大的力量还是要依赖政府。”
事实上，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越来越多的民间公益救援组织相继出现。在救援过程中，民间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用“海猫“的话说，在汶川地震救援中，民间的救援组织就像进行了一次检阅，大约300支民间队伍各自为政，没有后备力量。
灾难过后，越来越多的救援队伍开始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救援做更多准备。
“海猫”的绿野救援队成立5年来，一直把职责定位为救援和培训两个部分。但在开展免费教育培训过程中，却一次又一次地遭遇闭门羹。
“海猫”双手一摊，表示着无奈。“我们主要是想针对中小学，进行自救和安全教育。但是，民间公益组织很难进入教育体制内，即便我们是完全免费的。能够进入的都是一些打工子弟小学或关爱学校。”至于被拒绝的理由，大多是“课程安排紧凑”的说辞。
“海猫”直言，民间救援机构在救援的过程中，也曾遭遇过政府机构或是灾民的“不屑”态度。很多时候，政府会考虑救援队的安全性，不会让他们直接参与相对危险的工作。所以，很多民间救援组织即便出现在灾难现场，更多的也是被安排做运送伤员、转移群众以及数据采集的工作。
其实，民间救援组织的能力不止于此。
“大手笔当然还是需要政府部门来做。不过，我们能做的往往是政府部门无法顾及到的事情。比如，在大山里交通不通，车辆也无法到达，我们徒步登山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海猫”希望，民间救援组织的这种优势和力量，能够被政府部门在救灾时重视起来。
灾难已经过去10多天了。无论是直接参与救援、救助的爱心人士，还是持续关注灾区的人，都在这次经历中，获得一份自己的思考民间公益的空间究竟在哪里？
“救灾还得靠政府，我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大，只是想让受灾的北京人知道，有人在乎他们，有人关心他们。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北京人。”张宇的想法很单纯，有能力的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不必抱有太大的企图，“用我自己的行动能感染影响一些人，就够了。”
另一起救援房山行动的发起者陈志砺，在给参与者的公开信中就明确表示：所有被毁掉的房屋是我们无法援助的；被伤害的心情是我们无法恢复的；被毁坏的庄稼引发后续的粮食问题是我们无法解决的；旅游区游客信心的重建是我们无法完成的。我们不是去救人，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也不是去救助，因为带去的食物可能只够一个大村吃一顿。我们真正能做和最应该做的，就是监督和督促政府的重建工作，持续关注。
对于“海猫”来说，他愿意享受参与民间公益带来的满足感，或许这可以让他这样一个中年男人，忘却在北京生活14年仍“一平米房子也买不起”的伤感。“特别是参与救援过程中，不需要喊口号，更不需要请示报告审批。我喜欢这种快捷的过程，真的喜欢。”
当然，在“海猫”的内心深处，他同样希望绿野救援队能够获得来自政府的认可。“我们请政府提供一些可能的支持至少，请不要忽略我们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