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NGO的“特殊时期”
引言：深圳的十余家劳工NGO先后遭遇“整顿”。对小小草工友家园这些处于无处安放状态的劳工NGO而言，合法注册已成更奢侈的事，眼下最为要紧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立足之地
NBW记者 姜子健 徐堃 北京、深圳报道
用苏媛自己的话说，小小草信息咨询中心工友家园（下称“小小草工友家园”）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苏媛是小小草工友家园的负责人，2012年7月31日是她加入小小草工友家园5年里最煎熬的一天。“房东和消防部门让我们在7月底必须搬走，31日是最后一天。”直到8月2日，本已做好最坏打算的苏媛仍未见到任何动静，但未知的一切更让她不安。
这不只是小小草工友家园一家深圳劳工NGO（非政府组织）的困境。
2012年2月，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被房东单方终止租约，协商期间，遭遇断水断电，且机构招牌被拆除；3月，深圳市圆典工友服务部被工商、消防等多部门连番检查，并很快收到房东提前终止合约的通知；4月，深圳市打工者中心受到不明身份人物的监视和干扰，随后房东单方提前终止合约；5月，深圳市青草工友服务部同样被消防等部门检查，并很快遭房东提前解约驱逐；6月，时代女工服务部在房东施压未成后，工商部门以未经注册为由要求时代女工服务部立即停止工作或搬迁。
8月8日，手牵手工友活动室遭西乡消防部门突发检查。至此，深圳市的十余家劳工NGO中，仅有小小鸟打工热线风平浪静。在诸多如出一辙的剧情里，深圳市的劳工NGO们不知道将迎接自己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最困难的时期”
尽管“逃过一劫”，小小草工友家园仍未重新运行，紧锁的玻璃大门上贴着搬迁的告示。在75平方米的房子里，堆砌的打包杂物、空空的书架、写着“免费借阅”的字条以及工友们的合影中，丝毫看不见往日欢快热闹的痕迹。大门外，每天晃荡着相同的几个人。苏媛的对策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也是在她看来目前唯一保住小小草的办法了。早在2月份开始，苏媛就从同行的危机中预感不妙，然而事态的发展仍超出了她的预料，直到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她才真正体会到这种无力感。
6月中旬，宝安区石岩街道的消防部门与工商部门断断续续对小小草工友家园进行了几次“常规检查”，并无做出相关评价和批示。6月底，房东突然找到苏媛，让他们搬出房子，另找地方。离租约到期还有两年时间，房东给出的理由有两个：自己需要房子做生意，本地人口不欢迎外地人。这让苏媛很愤怒。在苏媛看来，小小草工友家园在社区内不仅受到工友们的喜爱，居民也经常在里面看书、聊天、打乒乓球， “反正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听到这里的人对我们有异议”。这家为工友提供法律咨询与开展文化活动的机构，本身成了小区的一个文化样本。关门之后，经常有人跟苏媛说，以前没事可以进来聊聊天，现在都进不去了。
苏媛回忆刚搬到这里时，她和同事们的行为得到了房东的赞许与支持。这次“逼迁”虽让她颇感意外，但她仍可以理解，“我希望房东有什么压力都转移到我身上来，但是具体什么情况他们也不跟我们说。”7月13日，社区的消防检查人员开始排查小小草工友家园的问题，结论是房子的铁阁楼有故障，需要拆掉。苏媛以“将铁阁楼作为仓库，并无安全隐患”驳回了这一要求。小小草的员工们还没松口气，7月23日，石岩街道的消防大队、派出所和消防民警人员同时登门，最终以未经消防备案、未经审批、消防栓和水阀门安全隐患四条理由责令其整改。同一天，税务部门登门查处小小草工友家园的税务问题，包括个人所得税、房屋租赁税和营业税。
事实上备案与注册正是苏媛一直所希望的。第二天，她就到消防部门备案。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消费部门最终以“农民房不能通过消防备案”理由拒绝。从被责令整改至今，小小草工友家园已暂停经营，活动室大门也被锁上。房东的态度变成了“我不管你了”。
同时，消防部门对小小草工友家园做出一份罚款五万元的告知书。对于靠公益资金生存的机构而言，这笔罚款无疑是致命一击，事实上早在2003年成立之时，小小草工友家园就办理过零申报手续，“缴税”此前从未发生过。8月9日，石岩街道的消防部门就对小小草工友家园的罚款等问题举行了听证，结果暂未公示。
“不正规机构”
接二连三的挫折不足以击垮苏媛和“战友们”的信念，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正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了。被责令整改过后，小小草工友家园的一个义工被两名身份不明的人搜查居住证，并被警告道：“小小草有什么好玩的，再去的话你小心点。”已有两名义工表示“压力太大”。目前小小草工友家园总共有六名员工，其中包括苏媛在内的三名员工在个人租房问题上也遭到了房东的驱逐。“有一个员工租房的时候，前五分钟才交了三个月的房租，和房东还在愉快地聊天，五分钟后就被房东要求在三天内搬走”。
苏媛之所以抵住压力坚决不搬走，是出于对搬迁后不确定因素的担忧。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12年2月，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以下简称“春风服务部”）因为遭遇“房东驱逐”，在宝安区松岗的办公室刚租不到三个月，房东就通知单方终止三年的租房合约，要求立即搬离，并以断水断电和拆除招牌的方式施压。
春风服务部张治儒的办公室在三楼，租约三年，约定除非拆迁，房东不能以任何理由单方面解除租约，否则赔偿两个月房租。前提是张治儒支付了房东高于当时房租三百元的月租。三个月后，房东以拆迁为由要求春风服务部搬迁，被张治儒反驳，“一楼二楼先到期却不清理”，拒绝搬迁。争论结果是，房东宁愿赔偿两个月房租，仍坚持收回房屋居住权。
迄今为止，春风服务部仍未找到固定的办公地点，张治儒也未拿到那笔房东承诺的“赔偿”。
同样遭遇派出所、国税、工商、消防、社保、劳动监察大队等部门责令搬迁的深圳市青草工友热线则得到一个更为具体的答复。青草工友热线的负责人李招在被责令搬迁时质问执法人员，“我问他应该往哪搬，他不作声；我说搬到龙华区可不可以，他不作声；我问搬到坪山区可不可以，他也没作声；我问搬到石岩可不可以，他直接就说不可以，我就大概知道他的意思了。”《新商务周刊》记者就此事件联系相关部门，石岩街道办、石岩派出所等部门均以“先征得宝安区委宣传部同意”为由拒绝采访。浪心社区工作站办公室人员透露，“联合多部门进行检查，是在统筹下进行的。”宝安区消防大队人员证实说：“我们每天都在查这些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没有消防备案的不正规机构，因为人手有限，不可能查完所有的，只能每个月有计划地查封，而不是某一家。”
“添麻烦”的组织
在李招看来，让青草工友热线陷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跟他们做的一份关于比亚迪的调查报告有关。这份调查从卧底开始。当时青草工友热线总共有六名成员，除一名留守办公室外，其他人员都以应聘正式员工的方式进入比亚迪。尽管这份调查报道做得很辛苦，仍然遭遇“难产”——报告遭到相关部门查收。直到现在，这份报告仍未以青草工友热线的名义出现。青草工友热线的主要工作是接待热线、法律培训和劳工生存状况的调查，而调查又是他们的重点内容。
事实上从事这种调查活动的劳工NGO并不多，在深圳市的十余家劳工NGO中，仍以为工友提供法律咨询、维权援助和开展文艺活动为主。小小草工友家园上一次举办的“大型活动”是今年的五一文艺晚会。这是他们计划中的每年两次大型活动的其中一场，为此小小草工友家园联合了六家劳工NGO机构准备了两个月。在苏媛看来，这是一次很成功的晚会，“那个广场是石岩最大的，刚好五一放假，算上流动人口，大约有一千多人观看了我们的晚会。”
另一项工作“法律咨询”也颇受工友的青睐。正常工作期间，小小草工友家园每个月会接待80到100名工友的咨询，主要问题集中在劳资关系上。“负责法律援助的同事以前在工厂打过官司，了解司法程序，但是没有从事法律工作的资格，所以我们不接受代理，只是咨询，最多就是帮忙整理文书，分析状况提意见，做一些开庭前的准备之类的活动”，苏媛认为他们只是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没有引发任何的矛盾。
张治儒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凡是涉及为工友维权的劳工NGO，都会引起“误会”。之所以称作“误会”，是因为“做劳工NGO的慈善活动是在解决一些社会矛盾问题，但是涉及到维权问题时，却被误解为制造矛盾”。
他所创办的春风服务部，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为工友提供法律咨询、培训和援助，包括代理官司。受限于资金问题，法律援助部分采取了收费的方式，其他劳工NGO的服务均为免费提供。收费的法律援助主要针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工友，费用不超过深圳市两个月的最低工资。实际上，大部分收费代理只是象征性地得到几百元的报酬。在春风服务部所在小区里，张治儒曾看到一些贴着“温馨提示”的告示，内容是提醒居民“附近有黑中介、黑律师出没，谨防上当受骗”。尽管如此，搬迁之前的春风服务部门口仍是车水马龙。
“今年的案子很少，每个月就一两件，这两个月都没有案子了”，从2月份搬迁至今，春风服务部仍未找到一个固定的栖身之地，尽管口头上表示“不知道怎么回事”，张治儒仍没有表现出疑惑。在工作空间的总体环境上，苏媛在这五年里感觉最明显的变化是“更宽更自由了”。刚到小小草工友家园的时候，他们出去发一些法律宣传的传单都会十分紧张，现在就如家常便饭。成立至今的九年里，小小草工友家园做着同样的事情，却从未遇到过现在这样的处境。“以前劳工NGO偶尔会被查，但是从没有像这次这样成片的”，苏媛说。
注册之难
缺乏合法身份一直是劳工NGO有心无力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很多劳工NGO在夹缝中生存的根源。 早在2004年，张治儒就在深圳开始筹备建立劳工NGO，他最初的愿望是，以合法注册的民间慈善机构身份做这一件事情。他清楚地记着那个日期， 2004年3月20日，那天他组建了第一个办公室。当时的名字还叫“外来工协会”，5月份开始，他就没有停止过这个协会注册合法的身份。事情发展得并不顺利。从深圳市政府到综治办，都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拒绝担任“外来工协会”的主管单位。从公安局到民政局，也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的张治儒决定给当时的深圳市市长写一封信。
很快他得到了市长的回复，内容是推荐他去深圳市总工会。但当时总工会的法律部部长一番话让他无言以对。受挫并未使张治儒退缩。一年过后，“外来工协会”改名“春风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张治儒以个人身份在工商部门注册为“非营利性服务的社会公益机构”。这是一个尴尬的身份。以“个体户”的角色从事公益活动，盈利与非盈利的冲突使他们在管理上陷入了混乱状态，在这次被检查的过程中，同样可见多部门混乱管理的现状。
苏媛也为小小草工友家园争取过合法身份。7月初，苏媛去区民政局去注册，被推到石岩街道社会事务科，被以“不清楚情况”回绝；再去的时候，直接被拒绝注册，原因是“石岩已经存在这样一家机构，再注册导致资源浪费。”接下来就发生了7月23日的整顿事件。“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从事这项活动，如果说要查你，就太容易了”， 张治儒对《新商务周刊》说。
除了注册难的外部因素，影响劳工NGO发展的最大难题是资金。绝大多数劳工NGO提供的服务属于免费，除了项目本身的支出外，还要给员工发放工资。张治儒早期从事劳工NGO活动全是自费，贷款、跟朋友借，加上一些收费的法律援助以及建立一个小热线电话亭，维持着这个机构的运行。“我就是铁了心要把这件事做下去，我只要能解决吃饭就没问题了”，他的态度一如既往。
小小草工友家园的资金是与香港乐施会(公益基金会)合作，每一期的项目资金都按照上一期的工作开展预算，因此可能即将面临的五万元罚款，是当下苏媛十分担心的事情。暂时没有遇到查封的小小鸟打工热线，同样面对资金的难题。“我们的资金来源均为短期项目资助行为”，小小鸟打工热线负责人魏伟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项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但还没有找到新的资助方。对于这个问题，他表示没有任何对策。
探路人
在小小草工友家园里，多数员工与核心义工都是从工厂里走出来的一线员工，在法律业务上没有受过专业化的训练。但深圳作为珠三角的重要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密集，劳工NGO发展有很好的土壤。作为一名资深从业人员，张治儒对这几年深圳劳工NGO的发展感同身受。2012年7月1日，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实施。《决定》中提到将扩大外来务工人员诉求表达渠道，发挥外来人员中的社会组织作用，这一政策一度被外界解读为“释放了目前处于灰色地带的劳工NGO有望获得正身的信号”。
此前，广东省总工会牵头筹建了广东省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联合会”称该省级社团旨在响应《决定》的号召，“联系、吸引和团结更多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为职工提供生产生活方面的服务”。不过“联合会”的成立并未得到更多劳工NGO的响应。李招担心“合作后会失去客观独立性，受到影响和牵制。”
在第一批加入的会员中，有深圳的小小鸟打工热线，然而作为非注册机构，它只能以备案会员的身份加入。据魏伟介绍，加入联合会的程序非常简单，加入后也没有本质变化，小小打工热线仍在做自己的事情，“考虑加入是因为这是一个加强与政府沟通的窗口”。
起初魏伟认为小小鸟打工热线暂未遭到查封是由于加入了联合会的备案会员。在后来同行成片被打压后，他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同样加入联合会的同行也受到了“干扰”。而小小鸟打工热线之所以暂时“平安”，在张治儒看来，是“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维权问题”。
民间自发生长的劳工NGO，尽管在深圳市有十余家，但他们之间的交流只限于信息的沟通和简单项目的合作。“因为没有合法身份的话，很多东西不敢去操作”，李招认为通过合法注册显然是一件比加入联合会更实际的问题。
而对小小草工友家园这些处于无处安放状态的劳工NGO而言，合法注册已成更奢侈的事，眼下最为要紧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立足之地。
苏媛现在最大的期待是，几个月过后，劳工NGO的这种生存困境会有所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