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12年春节期间拜客·广州总结大会。互助是民间组织的成长之道。
图为拜客组织的地球一小时骑行活动。新生代民间组织彰显出勃勃的生命力。
“早上我又去了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这已经是第七趟了。跟局长聊了一会儿，又跟一个处长演讲了20分钟。这是我的第四次演讲，听众只有一个人。”对同性恋亲友会的阿强来说，申请注册就是一次次的游说和倡导。“注册本身并不难，但公益有风险，注册需谨慎。”广州市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理事长崔伟雄的感受是，注册后就像步入地雷阵，没有前面机构的经验，自己只能在雷区中贸然前行。
今年5月1日起，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已在广州全面铺开。而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广东全省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均改为业务指导单位，放宽社会组织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申请成立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直接审查登记。
对NG O而言，注册松绑之后，试水新政像小马过河，有人觉得水深，有人觉得水浅；几人欢喜几人愁。注册好似围城，围城外“黑户”争相正名，成功挺进围城内的组织面临新烦恼。7月20日，在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NGO注册沙龙”中，“围城”内外的民间组织共聚一堂，分享和探讨注册的经验和技巧。与此同时，一个名为“NG O注册攻略”的微博诞生，许多细节性的问题都可以在此找到答案，比如哪家银行对非营利组织的开户程序比较熟悉，哪个区域的民政部门比较好打交道等。它试图用网络互动的形式，开辟一条NG O的互助成长之道。
“进城之路”即是倡导
过去8个月，同性恋亲友会(以下简称“亲友会”)的执行主任阿强十分振奋。为了机构注册，他七进七出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四次被拒，从科员到科长、到处长、到副局长，再到局长，把该局管民非注册的所有负责人都“过”了一遍。他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第一次去民间组织管理局，一位年轻的科员接待了他。听说同性恋机构要注册，科员直呼“太敏感了，没办法”。阿强解释了半小时，对方表示理解，答应将注册的资料往上递，末了告诉阿强，“看领导怎么说，不要抱太大希望。”
一周后，阿强再次光临，这回他见到了一名科长。游说了半个小时后，科长也表示“社会要创新”，但“亲友会太敏感，要考虑社会的接受程度”。并答应他会把材料往上递交。不久，阿强收到了该局一名处长和一名副局长的表态，“国家没有法律说同性恋是合法的，暂不注册。”不服气的阿强又找到副局长，从自己的故事，讲到同志家人的现状，一直讲得声泪俱下。这或许打动了副局长，他答应再次尝试递交资料。
再后来，阿强看到了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的批示“请示民政部办理。”而后，他接到民政部的口头答复：无法律说同性恋合法，暂不办理。阿强据理力争：“恰恰相反，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说同性恋不合法。法无禁止都是合法的；也没有一条法律说异性恋是合法的。如果不给注册，请给出明确的、书面的答复。”有人给阿强指了另一条路，把“同性恋”三个字拿掉，改成别的名称注册。但阿强坚决不同意，“我们是为同性恋者亲友服务的，拿掉了服务对象如何找到我们呢？其实，让把‘同性恋’三个字拿掉，本身就是对同性恋有偏见的表现。”
阿强向处长建议：如果法律上有风险，可以组织法律专家来开研讨会，如果广东的专家不够有影响，可以在北京组织研讨会，请民政部的人也参加。最后，处长答应他拿到局会议上再研讨。“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有耐心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去推动，就像以前很多人以为同性恋只有外国人有，接受是早晚的事情，看你做了多少努力。”阿强说，“注册的关键并不在程序本身，而是在主管注册的人他怎么看这个事，这个过程也是有益的倡导。注册的过程更像是反歧视的一个过程，对政府部门的人进行同性恋知识教育，就算他们拒绝了亲友会，未来别的同性恋机构去注册，相信不需要再像我这样不停地游说。”
亲友会近几年发展迅速，服务领域延伸到全国七八座城市，存在一定法律风险，这也成为他们注册的最主要动力。虽然注册悬而未决，但阿强仍然充满信心，他打了个比方，同性恋组织注册就像同性恋婚姻一样，登记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进“围城”，而是为了享有同等进“围城”的权利。这个过程就是倡导，能取得沟通，就表明希望存在。
现实困境与“擦边球”
如果说同性恋组织、劳工组织是因为行走在敏感地带而注册碰壁，那么对于符合四大类要求的公益组织而言，注册的阻力主要来自于规范化管理和草根组织能力之间的差距。拜客·广州(以下简称“拜客”)是本土颇具影响力的一家的草根环保组织，曾成功邀请两位市长共同骑行。但自今年6月决定注册后，发起人兼总干事陈嘉俊的烦恼就来了。首先是场地，拜客自成立以来，迫于资金压力一直以来与其他几家环保机构合租在一间办公室，而这间办公室已经被同屋的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以下简称“绿点”)注册了。条文规定的“一年以上租期”也令他费解，租约一般一年一签，如果还剩几个月租约，是否也不合规定呢？
3万元的“民办非企业(以下简称”民非“)”注册资金也让这家年轻N G O捉襟见肘。拜客之前曾获得过团省委重点扶持组织的3万元奖金，但这笔奖金必须有对公账号才能拨付，而组织只有注册了才能拥有对公账号。陈嘉俊曾考虑过向其他N G O借款来注册，但这笔注册资本已经算作本年度收入，如果支出又需要找到合法理由。(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据了解，除了注册资金外，注册民非的机构还需要支付注册验资，50万以下资产的需要交付1200元的验资费用，此外还有700元的银行开户费。陈嘉俊说，加上其他一些杂费，整个注册过程需要三四千元的预算，也是不小的负担。
不少N G O反映，注册缺乏指引和模板，让他们觉得挺折腾。“比如申请注册要填写业务范围，限制在120字以内。如果写得宽泛了可能会被退回来重写，但写得太详细又会对今后领域的拓展造成限制。没有参照标准，标准很难把握。”陈嘉俊说，虽然有组织章程的模板，但在理事任期、投票选举等细节问题上与拜客的现状存在差距，这样的修改不知道能否通过。从申请要求来看，注册本身需要民间组织具备一定能力和成熟度，对于初创的草根组织而言的确是一个挑战。有人认为草根组织能力不足可以先不注册，但对于许多成长较快的组织而言，注册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合法性的诉求，也来自实际工作中的困境。
目前，拜客由于没有注册，接受基金会的捐赠都需要寻找其他合法机构委托管理。财务报表不仅需要满足基金会的要求，也需要满足代理机构的要求。每个月都需要对代理机构实报实销，所有开支都需要先垫付再报销，如果举办大型活动，就会面临缺乏流动资金的困境。去年底，拜客赢得了联想微公益大赛的奖金，联想将这笔奖金委托给基金会代理，对于拜客而言，这就意味着奖金需要经手4家机构，程序异常繁琐。虽然眼下注册并非最佳时机，但现实的工作困境却让拜客迫切希望进入“围城”。
记者调查发现，面对政策的种种限制，有的民间组织在申请过程中打起了“擦边球”。比如为解决办公场地问题，有人向N G O支招，可以向一些中介机构购买一个注册地址，市场价3000元左右一年，比租赁场地划算许多。还有一些机构，则采取的是先注册商业机构，然后开具“该场地免费租赁给公益机构”的证明，以“左手转右手”的方式解决场地难题。有专家提出，这些做法在过渡时期多少有些迫不得已，但“擦边球”并不值得提倡。毕竟，注册需要在法律规范下进行，在鼓励注册的阶段，一些暂时性问题可以通过绕道和规避解决，但长远来看，“擦边球”势必会对N G O的公信力带来影响，也会为注册后的组织管理带来隐患。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朱健刚特别指出，N G O对于注册过程产生的挫折要避免产生受害者心态，毕竟申请注册需要一个过程。同时，注册意味着对法律的认同，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和要求。
“围城”内的烦恼
对于广州市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以下简称“金丝带”)而言，“围城”内的日子并不太好过。去年10月，该机构作为广州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的“培育种子”，成为广东第一批获得法人证书的草根组织。但“转正后”的金丝带却频踩“地雷”。金丝带的理事长崔伟雄坦言，生存压力比注册之前大多了。
首先，最主要的压力是金丝带尚未申请到免税资格。根据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2009年出台的规定，民政注册的公益组织可享受国家免税优惠，而免税资格一年仅有一次申请机会。崔伟雄好不容易盼来申请的日子，虽然机构所有资金来源都属捐赠，完全符合免税规定，但最终审核没有通过，因章程上漏写了这样一条：终止和终止后财产资产如何处理。没有获得免税资格，机构就需要按一般企业对待。上一年剩余资金需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给企业和个人开具的捐赠收据无法给其免税，有的组织还要缴纳5 .5%的营业税。
其次，注册后机构的开支也陡然增加，购买所有物品需要发票，因而物品价格上升很多，但机构的资金来源却没有增加。崔伟雄本以为政府采购会成为来源之一，但现在却发现，政府采购对象主要在社区和街道。并且，注册后整个机构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现如今，崔伟雄几乎每天都要在支付审批上签字，这给以兼职义工为主的机构带来了更多的压力。“注册之前金丝带只有一位全职人员，一年成本才5万元；注册后成本飙升到1万元/月，现在机构是2位全职人员1位兼职人员。虽然民政部门在放宽注册，但财税这边仍然对注册成为民非的公益机构没有任何税收优惠。”崔伟雄说，“注册前真的要好好考虑，小心地雷。”这是他对所有观望中的N G O的奉劝。
今年2月份成功注册为民非的青草公益团队最近也不幸“中枪”。向来十分重视组织规范性的创始人王向，怎么都没想到会收到税务罚单。“我们连每个月需要报税都不知道。”王向表示，从一个志愿者团体到一个合法组织，这个过程非常需要相关部门或者专业机构提供指引。其实关于民非缴纳税收的问题在公益圈内一直都有讨论。2009年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24家基金会联合向民政部、税务总局“抗税”，要求国务院进行审查，并同时致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就免税收入、免税资质等相关问题沟通的请求。当年，这场抗税风波曾入选十大公益新闻。然而，时至今日，除了少数机构可以获得税前扣除资格外，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
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胡小军说，注册的突破还是局部，现在注册并没有突破国务院的民非管理条例。“2003年清华大学研究所的数据表明，中国有300多万草根组织没有注册，根本原因是双重管理体制。政策执行需要互动，没有上下互动的过程，永远是禁区。政策需要民间组织去尝试，哪怕没有成功，当大家都去尝试，就会成为格局。民非的税费没有突破，没有免税资格的组织应该加强突破。”
N G O自助联盟
青草的注册过程十分顺利，从1月份提交核准申请，到2月份**，前后基本没遇到什么障碍。当然，这与它长期注重自身能力建设不无关联。王向认为，民间组织注册后，运营管理和财务制度等都会有一系列要求。这种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程序，对于民间组织的长远发展还是利大于弊。日前，灯塔计划(以下简称“灯塔”)也进入了社团审批的最后程序，“注册民非和注册社团的差别之一就是民非不需要会员大会选举。”灯塔的执行理事卢思歆说，灯塔的注册过程历经大半年，主要是内部做了许多调整。由于灯塔的志愿者较多，从选择注册地址，到注册资本，包括安排会员大会、招募会员，讨论和计划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
从大学生志愿者团体到社团注册，灯塔面临着许多人事和财务制度上的调整，既需有前瞻性又要具备可操作性。怎样促使组织更加规范化和正规化，是卢思歆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灯塔一直重视向其他专业机构借鉴经验。比如在业务范围的圈定和文件格式上参照较早获得注册资格的佛山南海区慧爱公益教育机构；在财务制度方面也咨询过从事非营利机构财务管理的恩友。前期准备历时大半年时间，让灯塔的注册之路几乎是一路绿灯。同样注册为社团的绿点目前也进入了审批的最后阶段。“我的经验是赶快动手，多试多问，民政局窗口的工作人员解答很仔细，也很有耐心。可以跟他们多聊聊，能少走弯路。”张立凡感叹道，“批准更多民间组织注册已成为民政部门考核内容之一，双方的目标一致，把他们当成合作者来信任，收获更多。”
7月20日，在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N G O注册沙龙”中，不少已经成功注册的民间组织与尚未注册的组织共聚一堂，一同分享和探讨注册的经验和技巧。与此同时，一个名为“N G O注册攻略”的微博也诞生了。这是由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的志愿者靖子和陈嘉俊等年轻人一同创立的N G O注册互助平台，试图通过建立互动网络以及开展沙龙的形式，分享N G O的注册经验，帮助想注册的N G O积累一些经验。
N G O注册沙龙上，许多细节性的问题都可以得到答案，比如哪家银行对非营利组织的开户程序比较熟悉，甚至哪个区域的民政部门比较好打交道等。陈嘉俊说，在现有支持性机构和指引性文件欠缺的情况下，N G O之间的互助网络是最为有效的办法。
“松绑”所释放的政策信号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唐昊指出，制度发展速度永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靠社会本身的活力来改造政策。政府提倡社会建设的同时，也在控制，很多问题便在两种力量的交叉中产生。 “政府8个部委对公益组织有管理权限，多头部委的管理制造了很大困难。比如税务，目前出台的一些新规定和国家政策有一些不一致，政策本身改变面临很多障碍和问题。智慧在民间，民间组织在这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恰恰有很多智慧在这种环境被激发出来。”唐昊表示。
唐昊说，如果不注册，可能成本更小、自由更多，但长远来看，注册改变的是政策和长久的发展环境。注册带有政策倡导意味，政策进步和法规革新与30年来市场经济发展是一样的。市场经济的历史就是不断违法的历史，许多制度都是被广东省改革先驱所改变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市场一样，需要在野生的环境中，寻找到生命相互之间联合的必要，聚集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在聚集过程中形成的N G O生态，才能从外部推动社会变革。
朱健刚则指出，其实长期以来，广州市民政局都保持低调而开放的姿态，许多有益举措让长期注册不了的组织获得合法身份，或者进入注册程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N G O和政府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不是某个领导拍脑袋的过程，而是社会和民政部门做了很多准备，因而此次松绑更显系统性、计划性和理论性。虽然过程中会产生摩擦，注册后也会有许多问题，但目前方向和政策已经明确。”朱健刚认为，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经验教训可供分享，N G O可以边学边干。如何面对新环境，对组织进行有效管理和引导对政府也是挑战。最终还是需要政府与民间的跨界对话和互动，共同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