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围绕“问题村”问题，南方农村报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蕉岭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卢尧生，全国人大代表、徐闻县龙塘镇东角村党支部书记陈雪荣进行了讨论。
南方农村报：什么是“问题村”？
卢尧生：我认为“问题村”是指那些因领导班子战斗力不强、没有公信力，导致村里一盘散沙的村庄。这些村庄不仅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存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也有。
陈雪荣：我同意卢书记的看法。“问题村”就是那些村干部在村里缺乏威信、村务工作难以开展、村民不团结的村庄。
党国英：对于“问题村”，我倾向于这样定义——村民在公共领域的合作出现了问题的村庄。在这些地方，村民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了冲突，并引发了干群关系紧张、村务管理混乱等问题。
南方农村报：“问题村”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卢尧生：主要是因为没有好的领导班子。发展经济和服务群众等工作，如果交给素质不高或怀有私心的人去做，肯定难以做好。这些人如果不廉洁奉公，不帮群众办事，肯定没有威信，甚至还可能出各种问题。比如蕉岭县有个有名的“问题村”，这个村资源丰富，经济发展也很好，但领导班子却素质不高，在村务处理上不民主，账务公开也不及时，导致部分村民经常上访，对村干部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国家各项政策在村里的推行，也遇到了种种困难。
陈雪荣：有些人当村干部之后，或者一心牟私乱作为，或者庸庸碌碌不作为，这些都可能导致村民的不满，加剧干群对立。
党国英：我认为“问题村”出现除了和村干部自身素质有关外，也和当前农村一些制度不健全、农民权益缺乏保障有关，如“村改居”、农村土地征用中的问题。
南方农村报：当前“问题村”治理面临哪些突出困难？
卢尧生：我认为当前“问题村”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领导班子比较弱，不是不廉洁，而是能力不强，难以控制局面；一种是领导班子当选后自身出现不廉洁、工作作风不正等问题，从而导致问题不断。在“问题村”治理过程中，对第一种村庄，主要是解决如何让村干部树立威信的问题；对第二种村庄，重点要放在监督村官上。
党国英：各个地方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问题村”治理没有包治百病的良方，需要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当前对“问题村”的处理，仍主要通过政府外力的介入，没有建立一套持续性的长效机制，容易出现一段时间得到治理的假象，但治理过后，问题往往并没有彻底解决。
陈雪荣：上面的一些决策，如殡改等，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具体操作中容易导致村民的误解，村干部如果处理不好，容易与村民之间产生隔阂。另外，现在农村有些普遍性的问题，如一些地方村委会办公经费不足、社会治安治理乏力、农村党组织老龄化等问题，都是潜在的矛盾因素。
南方农村报：三位对“问题村”治理有什么建议？
卢尧生：“问题村”患的都是慢性病，需要一个长期治疗的过程，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解决，因此，要建立长期治理机制。村里的一些问题，如哪条路、哪条自来水管没有修好，其实都不是问题，只要领导班子有威信，这些事情都可以办好。因此，解决“问题村”问题，最后还是要靠农村内生的力量，外力的输入只能起到引导的作用，最终还是要回到村民自治的轨道上来。此外，对于有些情况特别复杂的村，我们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症下药。
党国英：第一是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第二是完善各项制度，并针对问题作出一定的创新。“问题村”是农民在公共领域合作出了问题，对农民来说，越自由越容易合作，因此，我们在改革中，要让农民获得充分的自由。在这方面，佛山市南海区的“政经分离”，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南海“政经分离”改革将村(居)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分离运作，形成村(居)党组织回归党建主业，村(居)委会主任专做服务，经济合作社社长主抓经济，基层三类组织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新格局。“政经分离”不仅避免了基层经济组织继续“绑架”自治组织，也使得基层党组织和自治组织从具体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得以专心抓好基层政权建设和回归服务本职。
陈雪荣：现在的农民群众法律意识都比较高，对国家政策也比较了解，这给村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村干部的角度来看，要避免村里产生矛盾，其需要起好带头作用，主动为村民提供服务，同时提高自身素质。在解决农村矛盾的同时，我们也要加强预防，避免更多的村庄变成“问题村”，这需要村干部提前发现问题，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发动村民参与到村务管理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