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上周，东莞今年已有6家社工机构正式注册登记。目前，东莞社工机构的总数从去年7家激增至13家，还有其他社工机构正在申请登记之中。东莞社工机构进入井喷期。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东莞社会工作经过3年的发展，成长的烦恼未可避免：疲于应付各种考评，资金运转紧张，发展的瓶颈。这些困难也为新生社工机构带来警示。
A 评估太多 5个月四场评估
刚刚结束6月份的两个评估，7月又要做另一个评估，东莞市普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池文华无奈地感叹“一年基本都在评估中度过。”
池文华说，6月份，评估方对普惠的公益创投项目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进行了中期评估。评估形式包括听取汇报、检查材料、走访社区居民和干部，一共花了一天半。“但是迎接评估的准备花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这次一共准备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
事实上，在今年3月，普惠还迎接了一次评估方对机构的年度评估，包括机构管理、运作、财务、人力资源状况等，“准备时间也有一个月左右”。在结束了6月份的两个评估之后，池文华又不得不马不停蹄地要在本月开展机构对社工个人的绩效评估。这项评估被纳入了评估方对机构进行年度评估的内容之一，否则年度评估要扣分。
此外，为了让用人单位对普惠更为理解、支持，普惠在结束与用人单位一年的服务期后，会主动给用人单位提供服务报告总结。“市直单位一般是3、4月购买服务；中堂是5月；莞城、司法领域是6、7月；桥头、黄江是9、10月。”池文华说，普惠在与这些用人单位结束服务期后，马上便要向他们提供服务报告，“要向用人单位和服务对象有一个交代。”如此算下来，一年至少有3个月时间，要用来应付各种评估和总结。
面对频繁的评估，池文华有自己辩证的看法。“目前，整个社会、政府、公众对社工机构的服务成效存在疑惑，通过评估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这对机构的规范管理有一定的作用。”
但它的弊端也显而易见。“这么多的评估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社工正常活动的开展。”池文华称，此外，评估标准也较为单一。比如在对机构的年度评估中，有一个统一的引导和标准，分为个案、小组、活动三个工作方法。“一年服务多少次才算有效个案，一年必须给服务对象开展多少次活动等，都有规定。有时社工会举行夏令营、工作坊、义诊等常规活动，跟居民的需求也很贴切，但这很难归纳进三个工作方法中。”
“这也导致了每个社工机构都没有自己的特色，大家都很雷同。而且在三大工作方法之外，社工即使找到符合居民需求的服务，也没有意识去开展，束缚了他们的发挥空间。”池文华表示。
呼声
评估标准应更加多元化、评估方式应更灵活一些；还应在标准化的评估指标之外，鼓励发展有特色的、真实反映居民需求的服务。
B “工资”发放滞后资金来源单一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滞后，导致拖欠社工工资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社工机构工作人员称，今年3月，该机构刚跟用人单位签订了社工岗位购买合同，由于政府财政拨款的程序等原因，今年4-5月的服务费便出现了滞后的情况。“社工4-5月份的工资，只能在6月份发了。”
事实上，其他社工机构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东莞市普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池文华透露，该机构也遇到过推迟两个月拨付服务费的情况。“不过还好，因为市直单位购买是3-4月，镇街购买是5-10月，而且有些镇一次性拨3个月或6个月的服务费。这样错开了一些时间，在有些单位拖延拨付服务费的两个月内，可以用其他资金垫付一下。”
此外，资金来源单一也成为所有社工机构面临的难题。东莞隔坑社区服务中心的干事刘建称，除了政府购买的社工岗位之外，隔坑社区服务中心还自行聘请了十几名社工，再加上房租、水电等开销，每月的花费为7万-8万元。
“在资金方面，我们真是捉襟见肘。”刘建说，中心有很多想法，但由于没有资金，一直开展不起来。比如，中心想聚集一批老年新莞人、打工仔，为他们提供原材料，让他们做出自己家乡有特色的手工艺品，再进行义卖；此外，中心还想效仿香港那样，开通“关爱生命热线”，为遇到问题的青少年提供服务等，但因为没钱实施，只好作罢。
池文华称，根据规定，社工机构不得接受个人、企业捐款。“我们只好打擦边球，在开展活动整合资源时，有些企业会捐一些桌子、书本、礼品等，但像10万、20万这种数额比较大的捐款，是没法接受的。这也限制了活动的开展。”
呼声
资金来源单一，这是整个大陆的社工机构都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想依靠政府，是法律、环境不允许我们走其他路径。池文华相信，今后，相关政策也会逐渐放开。
C 留岗还是留机构？是个难题
两个月前，东莞市星扬社会工作服务社总干事赵凡仪了遇到了一个难题。今年5月，星扬派驻在东莞中学、可园中学和玉兰中学的6名社工服务期已到。通过重新招投标后，这几个岗位最终却落到了另一家社工机构。根据有关规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社工可以自主选择，要么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但得换到中标的社工机构；要么继续选择留到星扬，但必须离开这个岗位。
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赵凡仪说，对于社工而言，一方面，社工经过一年的服务，跟服务对象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愿换岗；另一方面，社工对机构也有一定的归属感和感情，不太愿意重新适应另一家机构。对于社工机构来说，并不想失去自己的社工，但社工选择继续留在机构，却未必马上有另外的岗位可以安排，只能待岗。“在社工待岗期间，没有全额的收入，我们只能从行政经费里挪一些出来，给他们发放待岗工资。”
最终，在这6名社工中，有4名选择了留岗，离开了星扬；另有2名社工选择继续留在星扬，刚好星扬当时有其他岗位空缺，便进行了调整，让他们马上重新上岗。
呼声
因为岗位的不确定性，社工没有职业安全感。待未来以项目购买为主后，此难题可以部分缓解，至少可以把社工安排到机构在运作的其他项目中去。
D 岗位社工、社区服务中心资源重合
资源重合、浪费也是一个现实难题。赵凡仪说，有些社区以岗位购买的形式，安排了十几名社工，为社区提供服务。而目前，东莞又在推进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示范点建设，里面也包括了社工服务的内容，导致两者重叠。
“我们的岗位社工刚进社区的时候，条件很差，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晒在大太阳底下。听说要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后，觉得有希望了，到时就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办公室，觉得自己前期的辛苦不是白费的，就一直咬牙去做。”赵凡仪说，但等到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示范点落成后，社工们才发现，政府又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此标落到了另一家社工机构。
“社工通过两年的艰辛，终于等到一栋大楼建起来了，却发现跟他们没关系。他们会想，那他们算什么？”赵凡仪说，遇到这种情况后，有些社工觉得打击很大，甚至失声痛哭。而星扬也只好将自己的岗位社工从社区撤离，将他们安排到其他社区，一切只能重新开始。
呼声
赵凡仪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跟体制有关。岗位社工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示范点是由不同的部门来统筹，政府部门应该协调处理，避免资源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