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请农民工吃顿饭”第一次走进青岛，在“达维”台风来临时跳进海里救人的于佳、郭鹏飞两位农民工，受活动志愿者邀请在贵州路一家火锅店吃了顿便饭。
这场活动于今年5月18日举行了启动仪式，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的名义联合发起，借助他们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辐射圈子，最大限度地吸收各界资源，以1年时间在中国100座城市发动10000顿饭为目标。
要了解这场活动的缘起，就要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过去。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第一波以内地农村劳动力流向深圳等沿海经济特区为主的打工潮。这批从农村“转战”到城市的劳动力也因此被称为“盲流”。进入90年代，他们被冠以“打工仔”、“外来妹”等称呼，至2000年以后，被称为“农民工”。如今人们的共识是，他们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农民工”的称谓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需要慎用。这个称谓更应该被“外来务工人员”或者“产业工人”所代替。
称谓上的变化，表示城市人意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现在已没有哪一座城市能离开农民工。
王振耀作为活动发起人之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亦坦承，请农民工吃顿饭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更像是摆明一种姿态，使得城市人和农民工之间建立一种可以沟通信任的渠道，唤起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
这场由城市精英发起的活动，带有些许的救赎意义。因为在过去数十年，城市在关怀农民工问题上虽做过一些努力，但目前仍欠债过多。
老一辈农民工只想着赚钱回乡养活一家老小，新生代农民工早已不满足于城市“过客”的角色，他们渴望在城市得到身份认同，渴望在城市找到爱情、收获婚姻，渴望在城市扎下根来。不过，他们大多又缺乏技能，存在稳定就业难、改善住宿难、落户难等问题。
如是情况，城市又该如何关怀农民工呢？这不仅需要每一个城市人的支持，更考验着城市执政者的智慧。其中不容回避的，便是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
7月16日，北京一所名叫新公民学校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因未获批被关闭，引发舆论热议。
“在这里上完小学，如果考上附近的初中，再上完初中。但一定得回山东老家读高中，考大学。反正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如一位家长所说，即便自己的孩子刚失去学校，就被分流到其他学校，但依旧改变不了她的命运。
现行户籍等诸多制度为农民工子弟的受教育问题设置了天然屏障，这种屏障反之却是城市人的天然福利。城市关怀农民工的第一步，不妨从打破这一屏障开始。只有这样，“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市”才有望成为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