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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考察中国乡村公益图书馆的现状与未来

      昭通巧家县孙世祥图书馆的管理员张开五,两年来,她找到了一种宁静而充实的生活。

  每天早起,步行到图书馆,开门整理图书,或者接待到访读者,办理借阅证。空闲时,每天最少阅读一小时。

  张开五几年前毕业于巧家一中,后到昆明做过一段时间小生意,经营床上用品,“那段时间收入还好,但总觉缺点什么。”

  2010年3月,立人乡村图书馆在巧家成立第五分馆,名为孙世祥图书馆。张开五觉得这是件好事,于是萌生了去家乡的图书馆做一名义工的念头。

  在图书馆实习了一段时间,并通过考核,张开五放弃了小生意,做了一名图书馆的专职义工。尽管她拿着很少的薪酬,做着太多事情,却找到了曾经觉得“缺”的一切东西。

  这不是一个“高中图书管理员的励志故事”,我想告诉你的是,像张开五一样的乡村图书馆专职义工,目前正在全国各地干着一项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却光荣无比的事业。

  夏令营第一课

  7月17日至19日,孙世祥图书馆举办了一期夏令营。为这个活动,张开五筹办了很长时间,还在立人乡村图书馆的网站上作了公布。

  总共77人报名,夏令营举办时,来了67人,都是3年级到6年级的孩子。巧家是一个拥有四五十万人口的县城,金沙江穿境而过,夏天异常炎热。为安全起见,张开五将夏令营安排在一个学校内。

  电话里问起举办夏令营的学校的详细地址,张开五略有戒备地说:“夏令营没结束,还不能告诉你。”说完后,双方都在电话里笑了。记者有些身份错位的感觉,像一个伪装为记者的恐怖分子。

  夏令营,孩子们在操场上做游戏,听老师读书,太热的时候,就将活动搬到多媒体教室里。开营第二天,举办了一个讲座,相当于正式给孩子们上的第一课,来自浙江大学的志愿者讲了《如何防范泥石流》。

  “原因很简单,这个季节多雨,巧家是山区,泥石流高发,要提醒孩子们注意,”张开五说。类似夏令营这样的活动,只是立人乡村图书馆要求分馆做的一小部分。在“立人”的介绍中,分馆经常会通过读书会、图书角、图书站等各种方式,将好书传递到读者中间。

  云南唯一的分馆

  孙世祥图书馆立人乡村图书馆的第五分馆,也是“立人”在云南的唯一分馆。

  孙世祥的兄弟孙世先,早在2006年2月前后,孙世祥遗作《神史》在北京举办研讨会期间,就听说余世存、李英强等人,早有做乡村公益图书馆的构想。

  孙世先回家之后,次月在巧家开办了一个孙世祥读书社,租了一个房子,把哥哥以及自己的千余册藏书集中到一起。“但由于个人无法承担费用,读书社渐渐处于半停顿状态。”

  2007年9月,李英强联合杨民道、张守礼、余世存等人,正式在北京发起“立人乡村图书馆”公益项目。到了2009年10月,一直想在云南开设“立人分馆”的李英强,因为清楚巧家的基本情况,也对作家孙世祥写作有共鸣,于是赶到实地考察。次年3月,“立人”在昭通巧家成立了第五分馆,这时,距第一分馆成立已过去两年。

  优先选择近代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乡作为分馆地址,是立人的原则之一,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以“孙世祥”来命名位于巧家的分馆。

  李英强说:“我们没有一个建多少图书馆的具体蓝图,我们的口号是‘到你的家乡去建一座图书馆’,因此,到底要建多少个图书馆,取决于到底有多少个‘你’的出现。”

  这个“你”,是愿意出资、出力在家乡开办图书馆的人。李英强介绍,开办这样一个县域公益图书馆,大概需要有8-10万的启动资金,图书馆建立起来后,通过自费和募捐相结合的方式运作,其中包括房租、管理人员的薪酬、图书、设备等费用,每年需要投入4-10万。

  并非书本扶贫

  33岁的李英强,圆脸,穿着随意,下巴颏上的胡须,通常比头发长,在媒体上出现时,总是一副沉思的样子。他1979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县,与章太炎的门生、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是同乡。正是践行“到你的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口号,2008年1月,“立人”第一分馆在湖北蕲春县青石镇正式开馆,馆名就叫“黄侃图书馆”。

  成长经历可能是李英强发起乡村图书馆项目的主要原因。他小时候没读过几本像样的书,乡村的精神资源匮乏,幸运的是,他可以一路北上求学,直到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说起现在的农村精神资源,“恐怕没有比20年前更好,反倒有点恶化。”

  李英强十分认同教育家朱永新的一句话:“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因此他说:“立人图书馆不能帮人发财致富,而是通过阅读塑造一个健全、独立的个体。”李英强喜欢引用鲁迅的一句话解释“立人”的终极目标:“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决定了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宗旨,“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教育行动,我们的目的是从图书馆开始,影响阅读,从而影响教育。”

  在立人乡村图书馆,读者可以读书,有社科、历史、文学方面的经典书目;可看电影,如《放牛班的春天》、《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阿甘正传》等;也可听讲座,分馆常会邀请名人到场开讲。这些分馆,初步形成了一个社会交流平台,“立人的核心是人,立人乡村图书馆不是一个书本扶贫的项目。”李英强说。

  一笔2.4元的捐款

  四年多时间过去,立人乡村图书馆拥有了12个分馆,启动三年的时候,拥有7万册藏书,10家分馆,30位义工,4000多个活跃的借书证(目前已增加至7000多个),平均按照每年3个分馆的速度在稳步推进。

  每个分馆建立起来后,“立人”通过募捐方式,向各界人士募集图书。“立人”将接受捐赠的基本书目分为小学生、中学生、中小学教师等三个大类,再在每个大类里分出动漫、诗歌、艺术、历史等小类。

  书目包括万象,有《小王子》、《夏洛的网》,有《瓦尔登湖》《双城记》《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有马克斯·韦伯、马克·吐温、亚当·斯密等人的巨著。这些在大学图书馆里才能一见的图书,目前已陈列在乡村图书馆的书架上。“我觉得这些孩子们很幸福,我小时候都没看到什么好书,幸运点的话,能看着一些连环画长大。”孙世祥图书馆的专职义工张开五说。

  “立人”分馆也接受社会各界的资金捐赠。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萧今、法律学者贺卫方、历史学者张鸣都成了“立人”的捐款人,茅于轼还为“立人乡村图书馆”题了字。

  声势浩大的郭美美事件,对中国公益事业产生了巨大冲击。但“立人”似乎从未受到质疑。捐款者从几元到几千不等,每收到一笔资金或图书捐赠,“立人”都会在网站上进行适时公布。在一份财务月报中,一名乡村小学生的捐款数写着:2.4元。

  让好书“醒着”

  受着各方的关爱和呵护,乡村图书馆的行进之路变得温暖,但它是否会面临“有馆有书却无读者”的尴尬局面?

  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图书馆的“软肋”,但李英强想到了解决的办法。他督促每个分馆主动去寻找读者,带着适合的图书,到周边的小学、初中,甚至幼儿园去,将书分给孩子们传阅。

  当书找到读者之后,如何开展有效的阅读活动?在各分馆,管理员会主动想办法与孩子们沟通,举办读书会、图书角等活动,让读者与图书馆发生关系。当然也可能有书送到孩子手上,孩子却不读的情况发生,“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所有的书在孩子们手中传阅一圈回来后,基本上都很会变得陈旧、松塌,但不是主动破坏,而是认真阅读造成。”孙世祥图书馆的专职义工张开五说。

  在最近的管理日志中,张开五这样写道:“使图书馆所有的好书都醒着,让人读到它,这是我作为立人乡村图书馆一个专职义工的想法和努力方向。再怎么好的一本书,如果将其束之高阁,或者任其在书架上沉睡,那么,不管它内容有多好,纸质有多好,封面有多精致,它都将失去价值和意义。”

  温暖的力量

  立人乡村图书馆的运作模式和信誉机制,取得了良好的口碑,捐款捐书者对其保持着良好的印象和黏力。江苏常州的热心人士夏阳,从2008年3月至今,每隔一段时间,便捐赠一批图书或者捐助一笔资金,从未停止关注立人的动态,这让李英强莫名温暖。

  同样让李英强感到并不孤单的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像立人一样在从事乡村图书馆建设、培训各地师资的机构越来越多。2010年,在武汉召开的一个“公益图书馆”研讨会上,有80多个机构参加。

  “参加会议的肯定不是全部,到了现在,我估计从事乡村图书馆公益项目的机构,翻一番肯定没问题,大概有200多家左右。”李英强说。

  如今,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乡村图书馆”,各种名目、各种类型的机构不一而足,都在从事着乡村图书馆的建设,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乡村人文教育的重镇。

  蒲公英图书馆创始人杜可名说:“通过在乡村建立图书馆,培养孩子对阅读的热爱,形成终身习惯,是希望他们在人生低潮时,能够获得温暖和力量,继续前行。我们不敢轻易说改变他们的命运,因为仅仅是建立图书馆并不会让他们的生活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杜可名同时说:“我们不仅仅是做图书馆,而是想推动教育的改革。‘阅读’只是一个载体,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好好培养孩子。比如,将一些人性化的教育理念传达给乡村老师,他们便能好好地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正因此,乡村图书馆对孩子和教师都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蒲公英乡村图书馆的志愿者王琳就是这样一名教师,她说:“以前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对学生态度不太好,看了图书馆里的一些教育书籍,接受杜可名老师的一些培训后,让我知道要用爱和关心对待孩子,我真的尝试这样去做。”

  王琳讲了一个故事。她的班上有个同学叫赵保金,从四年级开始,就发现他很特别,不说话,不合群,成绩也非常不好,考试就是十几分,而且都不能完整读出一段话。

  “我开始主动接近他,在路上看到他,主动与他说话,但这个孩子本能地抗拒。我慢慢改变方法,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也会起很大的作用。上课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叫他读课文,绝对不会有任何歧视的表现。”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赵保金慢慢接纳了王琳,他不仅能读出一段完整的话,有时还能背出一首完整的诗歌。他在作文中写道:“以前我不敢面对语文,现在我敢于面对了”。

  蒲公英乡村图书馆第一个分馆建成后,杜可名遇到一个小孩,她这样写《海的女儿》书评:“我觉得这个女孩不应该为爱而死,她本来就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杜可名发现孩子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发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声音。

  “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另一发起人余世存先生说:“想起少时在乡村读书的情形仍不免感叹,一本书一本杂志被我们传来传去,最后都卷成不像样子,我们相信文字的力量。人的阅读兴趣、能力要从少时培养,如此才能面对文字和信息的泛滥、污染和匮乏。”

  前行的阻力

  然而,乡村图书馆在推进过程中,依然遭遇着很多的羁绊和牵制。

  2011年7月中旬,在湖北蕲春县青石镇的青石中学——黄侃图书馆的原址,同样由李英强发起的“立人大学”开办第一期。

  媒体报道,这所名为“立人”的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罕有的存在,它没有自己的校舍,没有校长,没有固定管理团队,资金依靠小额募款。学生是才毕业的高中生或者刚进大学校园的新生,它们在探索另一种教育模式。

  在第一期15天暑期课程中,熊培云讲了“我的学思历程”,北京大学的张建讲了“国家:起源与组织”,刘瑜也到场讲了课。

  这样新颖独特的方式,吸引了全国远道而来的80多名孩子,他们开读书会、仰望星空、吟诵诗歌,排练戏剧,课后反响强烈。但媒体鲜少提及的是,这次课程之后,给黄侃图书馆带来了意外的尴尬。

  黄侃图书馆的专职义工陈远良说:“那次课程,引来了公安局的检查,之后,黄侃图书馆被迫搬出了青石中学。”李英强补充说:“第一期暑期学校的最后两天,确实遇到了一些情况,但没有准确的消息来源,也不清楚到底是谁给学校压力,让学校停止提供场地。”

  “图书馆在学校里时,学生、老师看书都非常方便,开放时都很积极地过来看书。”陈远良说,离开中学之后,读者数量锐减,中学又进行封闭式管理,学生想看书极不方便。

  陈远良还提到了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便是囿于应试教育和升学率的限制,校长和学校老师都不鼓励孩子到图书馆,担心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

  李英强认为,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主流的教育观念,这种具有封闭性、排他性的主流价值观,捆绑了社会主流意识,无法形成自主教育、自主阅读的风气,致使大部分人因此无法认识其重要性。

  在立人乡村图书馆落户各地的过程中,李英强还发现一个现象:“审批部门会先怀疑你一遍,假定你是一个坏人,然后作出更多的防备,设置各种忽明忽暗的框框条条,告诉你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蒲公英乡村图书馆的创始人杜可名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很害怕与当地政府合作,我们不太信任地方政府。”

  一起憧憬吧  

  尽管遇到重重阻力,但乡村图书馆的发起人们依然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李英强说:“目前立人只能是有多少人做多少事,有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不骄矜,不气馁,百折千回也好,千磨万难也罢,一点一点地向前走去。”

  在他的眼中,目前建成的12个“立人”分馆中,没有一个是他理想的。他理想中的立人分馆,首先应该充分本地化,应有本地的理事会作为资源筹集机构及本地决策机构。“一个图书馆的持续运营,最不可缺少的是对人力的持续投入。如果本地理事会能够每年解决10万元左右的资金,用以维持一个小型专职团队,事情也就靠谱了。

  另外,必须有独立建筑为依托,进退自如,可以迅速将服务触角延伸到各类学校和公共场所。同时能将便捷的阅读服务覆盖县域内的乡镇、农村。打破人与信息(不仅仅是图书)之间的障碍,让人可以自由地获取知识、思想。

  “最好能为每个分馆请到一位学者作为主持人,类似古代书院的山长,图书馆的日常运营则可以由少量专职员工+大量长短期志愿者的方式来解决。立人分馆可以成为一种新式的开放的学校,接受一些青少年在此自主学习。”

  这些都是李英强的理想,因为达到目标的路十分漫长且艰难,李英强先生更大愿望是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现在反思教育的人还是少,投入慈善教育的资金还是少。”

  因此,立人的专职义工,每月的薪酬从几百元到一千多,超过两千的都很少。孙世祥图书馆的专职义工张开五,每月能拿到1800元的薪酬,她说:“已经足够我用了,反正我也不花什么钱。”

  对于未来,张开五说:“我每天都很快乐,很充实。同学喜欢到图书馆里与我交流读书心得,我也会给他们推荐一些好书。不管怎样,我相信立人所做的事,是经得住放到阳光下去晒的。”

  一起憧憬吧,多年以后,当那个不说话、不合群的小学生赵保金长大,希望他还能记起,老师王琳对他的微笑,以及乡村图书馆给他的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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