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房地产企业，很多人评论：他们身上很少流着“道德的血液”。
谈到上海，不少人焦虑：“上海为何不出马云”？这个提问的含义是，上海的不少领域，国有痕迹还比较重，管制色彩还比较浓，加上“高级打工者”意识流行，所以缺乏在全国响当当的企业家。
读完这本描写“绿地”的《势在人为》，相信你会对这两个问题有新的认识，那就是，房地产行业的企业也具有社会责任感，而上海也有优秀的企业家。
人们都知道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知道创新是企业家的特质。笔者在此希望强调的是，企业家创新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创新”，而不仅仅只是办个企业，做点项目，有些创意和招数。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指出，一个人开了一家餐馆，虽然他冒了一点风险，也不能算是企业家，因为他既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供应方式，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消费诉求。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是杰出的企业家，原因是，他让汉堡包这一很普通的产品通过连锁方式进行标准化生产，大大提高了资源的产出，增加了新的消费需求，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所以，企业家精神的真实含义是：大幅度提高资源的产出；创造出新颖而与众不同的东西，改变价值；开创新市场和新顾客群；视变化为常态，总是寻找变化，对它做出反应，并将变化视为机遇加以利用。
在“绿地”的成长历程中，因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展开“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创新”，这是一条清晰可见的轨迹。绿地的战略变化、产品变化、产业变化、区域变化、经营和管理模式变化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更好地配置和利用资源，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企业家对社会的意义在哪里？透过研读张玉良领导的“绿地”企业家集群的奋斗史，我们发现，企业家精神的充分涌流，能让经济的运行更有活力和效率，从而引领社会生活方式不断进步，让人活得更丰富，更美好。企业家的社会，才是欣欣向荣、永不枯竭的社会。
人们一般认为，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的组织，是社会的公仆（servant）。这是不错的，但也要看到，很多公共产品的供应（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房等）也是一种经济行为，虽然其目的是“服务公共利益”，但如果不借助市场化思维和机制，就无法保证“有效率的供给”，反而会给政府带来沉重而低效的负担。不少研究表明，如果政府在这些领域能“模拟自由市场”进行决策，顺应供求规律，并对市场发出的信号快速响应，则能够好心办出好事。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要素资源拥有者和政策制定者，是直接分配资源的“特殊市场主体”，而官员作为公共资源的微观使用者，存在着各种利益动机，包括政绩驱动、寻租驱动和责任驱动。政府需要企业家帮助他们实现招商引资、招工纳税的政绩，改变一方面貌，提升社会福祉，这是一种普遍的政绩观。中国式的“政商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政绩关系”，也就是说，政府非常在意企业的“经济行为”能不能变成政府的“政绩行为”。
反过来说，如果企业能够充分理解自己在与政府的“政绩关系”中的作用，重视从政府的发展战略中把握市场机会，就有可能实现超速发展。通观“绿地”的发展，其“政商关系”的基础是“政绩关系”，而不是和某些官员私相授受的“设租-寻租关系”。“绿地”在发展中，是战略性地将政府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善加对待，急政府所急，善假于力，借政府之力，融入地方，服务地方。这样一种良性的政商互动模式，与那种进行机会主义“勾兑”、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透支地方未来的“官商勾结”是有本质区别的。
政府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什么样的互动关系？“绿地”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
最终，我们要谈谈企业社会责任。最近二三十年来，管理学界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将“最大化股东价值”（doing well）的经济目标和“经营造益”、“对利益相关者负责”（doing good）的社会目标放在一个框架下思考。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这就是企业之善（good）的标准。但是，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中国不少企业的“成功”并不是“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结果，一些知名企业所出现的质量问题，还会让人有一种“作恶感”（doing evil）。如果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而不回归正途，我们的社会可能会收获一堆“经济怪物”与“怪物经济”。“绿地”的实践证明，其一直在努力探索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道。
综上所述，尊重企业家、让企业家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尊重利益相关者、乐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群体，这两方面的结合，将使商业力量和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共荣共赢。展望未来，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将发生深刻的、更加依赖创新、依赖内涵发展与效率提升的转型。政商关系仍将存在，但那种“政绩驱动型”的政商互利性也许将会削弱。政府将日渐回归“公共服务型”定位，企业将更为依靠“内生型增长”和“内源式发展”。然而，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始终需要那种能够深入洞察社会进步的趋势与潮流、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和企业家，绿地和它的领导者，正符合这样的标准。getty图
（作者为此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