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秘书：
传媒从业者与城市规划人员，长久以来，都在面对“持续发展”与“急功近利”的矛盾：一些做法功在长远，比如使人慢慢养成良好的品味，让城市有机更新，等等；但另一些做法是可以快速博眼球的——就好比北上广地铁站丢书事件，又好比不惜拆掉格局良好的老城去卖地的行为。
到底如何权衡？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社会影响力评估。它正在逐步发展当中，也面临数据支持的问题。
11月15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方微博发出消息称，已在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上，对数家契合儿童发展利益的的初创公司进行了风险投资，包括南非的采用区块链技术服务早期儿童发展服务管理体系的9Needs，以及孟加拉国通过改进数据采集方式以提高妇女儿童保健服务水平的mPower 等项目。
这些风险投资都采用了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将硅谷的风投基金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国家的需求相结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用的这种商业模式，正是日益浮出水面的社会影响力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也被称为社会价值投资（social investment）。也即采用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混合资本，对带有社会价值使命的初创企业进行风险投资。早在2006年，联合国儿基会就支持牙买加政府建立了该国的“儿童福利社会价值投资”。
对中国本土的社会价值投资来说，联合国儿基会最新发布的这个风险投资动向，无疑是振奋人心的。
不仅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年1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四家联合国机构，联合发起了一项旨在帮助有潜力的社会企业扩大影响的“联合国社会影响力基金”。
据新浪财经消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区南南合作负责人李楠在2015年高交会期间的“中国高新技术论坛”上，就介绍过这一社会影响力基金。他们与私募基金等各种社会资本力量一起，通过PPP模式或社会价值投资模式，推动那些对社会环境有积极意义的高新技术公司发展。在这种新的“孵化”思路基础上，和大疆创新、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以及位于上海的社会企业“第一反应”开展合作，促成科技创业与更多社会创新结合，也赋予新兴技术公司更大的社会价值使命。
2016年第五届深圳慈展会上，联合国社会影响力基金的负责人David Galipeau坚信“每个企业其实都可以转型成为社会企业”，但要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需要把资本从消费者导向普通公民，把公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也需要给予政策支持，建立相应的法规体系。
今年11月，中国第一个社会企业奖在北京启动，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日前表示企业的终极目标是“社会企业”。一时间，“社会企业”以及相关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公益创投”等热词刷爆朋友圈。
新概念与老问题
这么多新鲜概念，到底有怎样的联系？
社会企业，是以商业手段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企业。英国早在1997年就制定政策推动社会创新，这也大大激活了社会企业发展。据了解，社会企业概念2004年进入中国，香港民政局从2006年启动“伙伴倡自强”，资助初创的社会企业。英国文化交流处从2009年在中国展开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培训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资料来源：《社会创业家》2014年12月刊）。今年深圳双创周上，被李克强总理签名点赞的“声活”，便是一家助力听障人士创业的社会企业。
李克强总理为社会企业“声活”点赞 （图片来源：深圳新闻网 2016）
公益创投，是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通过公益创投大赛获得各类项目资助的渠道。中国最早的“公益创投”出现在2006年。10年来，包括联想、海航、汇丰、芝华士在内的各大企业，以及全国各地的省、市、区，甚至街道，都举办过公益创投大赛——类似公益圈的创业大赛。
但是，以政府、企业资助为主的公益创投大赛，大多以“发红包”的方式上线，不要求考查参赛项目的社会影响力，资助也不能完全涵盖参赛项目的全部成本。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为获得些许费用支持，在各种公益路演、刷朋友圈众筹等工作中疲于奔命。至于通过网络众筹而来的款项，由于众筹平台的核查及拨款流程繁琐，款项往往数月无法转入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账户，导致项目出现运营困境。
而公益路演、网络众筹所需的各类时间和人力成本，包括往返交通、路演资料准备等在内，往往难以列入项目成本，变成了“隐形的”额外支出。即便筹够预计的项目成本，因需要扣除相应参赛成本，项目执行仍然容易捉襟见肘，公益从业者和社会企业的生存状况依然艰难。社会企业家安猪就曾撰文痛斥，各类公益创投竞赛，并没能为社会企业增强自我造血、灵活适应市场的能力。
公益致贫，也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现实。
下面再说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认证。随着公益机构的筹款、运营压力增加，以及国外基金会逐渐退离中国带来的项目经费缺口，越来越多公益机构转向以社会企业的方式发展。在2015年深圳慈展会上，认证的社会企业只有7家，到2016年则增加为16家。
而获得社会企业的认证身份，不能直接帮助这些公益机构获得社会影响力投资，因为目前的社会企业认证标准主要集中在组织目标、收入来源、利润分配等行政属性上，并没有帮助社会企业梳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贡献。
而费大力气认证后，这些公益机构依然要找第三方机构，评估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价值。且不说第三方评估需要一定费用，即便评估出来，也较难觅到传说中的社会影响力投资人。但多些宣传渠道、多一个“护身符”，总还是好的。
在这样的局面下，社会企业并未成为社会创新发展的金钥匙，社会企业的社会贡献因各种形式化的竞赛大打折扣，社会企业认证也越来越成为鸡肋。
近3年来，社会影响力（社会价值）投资在国内逐渐兴起，这是一种在追求商业回报时也追求社会价值回报的商业模式，采用社会影响力评估方法，运用“商业+社会价值”的双底线的投资回报率评估工具，将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原本不可见的社会价值转化为可量化的货币价值。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将社会影响力投资纳入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战略，麦肯锡、普华永道等机构均有专门的社会影响力评估部门负责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投前及投后评估。据G8首脑会议2014年发布的影响力投资报告《看不见的市场之心》指出，目前国际主流影响力投资已超过45万亿美元。
社会价值投资并没有强制要求被投的机构和企业一定要接受“社会企业认证”，但需要根据“改变理论”（the theory of change）评测出某个具体项目的投入及其带来的积极社会改变，从而判断该项目的投资回报率。
从时间维度看，社会价值投资被定义为“耐心资本”，这意味着，它不强迫被投资的公益项目和社会企业以商业市场的迅速变现的商业模式进行发展，相对商业资本，能给予被投企业相对稳定的成长期，以便于企业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完成自我造血能力的提升，以适应市场。在商业资本寒冬的投资环境下，《人民日报》上也出现“不妨多点’耐心资本’”的呼声。
不一定是专门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或社会投资机构，才能进行社会影响力投资。即便是达能这样的商业企业，也能将自己重复而同质的传统CSR职能，转换为社会影响力投资。这家企业对全球10个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进行投资，通过社会企业的商业运作，持续推动企业在社会价值上的社会贡献，并通过社会影响力评估工具，有效跟踪可货币化的社会价值回报，从而更好地实现可持续的商业回报。
我的公益圈老友，以及热心公益的商界朋友，听到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好处时，都激动万分，眼睛一下子就发亮了。他们除了有种“风起了”的期待，更多的是对自身价值终于得到证明途径而狂喜，但多少又有些长期套牢、急需解套的忐忑。他们渴望让自己多年沉淀的、沉默的社会价值贡献得到变现机会，却苦于社会影响力投资机构的遥不可及。而另一边，社会影响力投资机构，也难以找到合适的、社会影响力可能放大的社会企业，进行精准的社会投资。
帮助社会影响力投资方和寻找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社会企业搭桥，在笔者看来，是目前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最大机遇。
社会影响力投资也逐渐衍生出“影响力债券”（impact bond），健康影响力债券、环保（绿色影响力）债券等多种形态。全国政协委员、招行前行长马蔚华2016年的两会提案，就呼吁将社会影响力债券纳入PPP范畴，在深圳建立社会影响力债券试点。
据中研网报道，截止2016年7月，国家PPP项目已达12万亿元，仅今年10月份出炉的第3批PPP项目，总额就达1.17万亿元。
另据报道，“十二五”期间，共安排贫困地区中央预算内投资超过7000亿元，“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2016年的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首次超过1000亿元。近期，民政部又出台了对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的大力度支持政策。这些都为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带来宽广想象空间。
部分社会领域在“十三五”期间的投资需求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价值投资报告 2016
社会影响力评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简称SIA），早已成为帮助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获得社会影响力投资的重要手段。这种评估方法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政府部门以此测量公共服务项目的社会环境效益。全球目前已有数十种社会影响力评估工具，而其中社会影响投资回报评估（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简称SROI，由REDF开发），是目前最能直接核算混合价值体系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回报率的评估工具。
SROI的混合价值衡量体系（Cynthia Gair 2002）
社会影响力评估应用面很广，从社会创新项目到公益机构、社会企业的孵化、投资，到环境保护、扶贫济困、医疗健康、儿童福利、老人照料、残障人群及妇女权益保障项目，都可采用社会影响力评估。近年来，中央推动离任干部的“生态审计”制度，也让人想到，将来社会影响力评估方法亦可应用于官员政绩考核评估体系。
在对传统公益项目进行社会影响力评估之外，文化艺术项目及文化创意园区的社会影响力评估也日益丰富。美国伊利诺斯州为1400多家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化事业机构投入了19亿美元的社会影响投资，这些机构的文化项目不仅每年能够吸引3800万人次参与各项文化活动，更在增加经济安全度、社会/情感/物质福利、激活社区活力、增加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实现社会效益的产出，并实现了高达27倍的投资回报率。
新西兰奥克兰博物馆，对一场名为Moana-My Ocean的海洋保护主题展览进行了SROI评估。奥克兰展览馆为这场2013年6月-10月举行的新西兰海洋文化大展投入了1，834，801.41美元。SROI评估显示，4个月后，社会影响力投资回报达到了6，707，947.65美元，实现了1:4.66的投资回报率。该展览不论是对成年观众、儿童观众，还是对展览项目合作方及工作人员，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方面，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其中，环境类的投资回报，其经济价值高达超过159万美元。由此可见，文化展览类活动在实现环境保护、社区融合等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商业效益。
新西兰奥克兰博物馆Moana–My Ocean展览为相关方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回报价值
当下，各国政府越来越多以PPP模式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影响力评估也可用于评估相关房地产项目。美国国家建议委员会在2014年的一份《私有资本、公共福利：联邦政府如何能智慧地促进影响力投资发展及其紧迫性》的报告中着重强调，美国政府通过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展各类促进经济、文化并行发展的项目的重要意义。香港的“要有光”（社会地产）有限公司的“光房”项目，便是利用地产资源创造社会效益、解决贫穷问题的例子。
为了解决旧金山湾区高额房价给低收入家庭带来的远程职住通勤压力，旧金山湾区的大都会交通委员会（MTC），采用联邦交通基金，撬动包括摩根斯坦利在内的各类公私资本，在2006-2011年间，建立了高达5亿美元的“湾区交通导向的可支付住房基金”，用来解决这些低收入家庭在公共交通周边高房价区域的住房问题。这个基金已在7个项目上投资2.9亿美元，建设了779个住房单元。好比深圳交委通过PPP模式，在福田中心区盖了几个廉租房项目，提供给每天需要长途跨区通勤、辛苦拼搏的小白领们居住，光想想都让人激动掉泪。
这样的项目，之所以能得到摩根斯坦利这些投行的青睐，主要在于其社会影响力回报率是可以通过SROI进行预测和计算的，从而保障投资者能够通过有形的社会价值评估在投资市场上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
旧金山湾区大都会交通委员会可支付的通勤房地产项目（美国国家建议委员会 2014）
对旧城改造、城市更新项目进行影响力评估，也使得社会影响力评估有机会和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发生关系。总部设于香港的山寨城市，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致力于运用云计算方法对社会影响力进行动态评估的机构。今年北京设计周期间，山寨城市与哥伦比亚大学Studio-X、三思策划公司合作，透过影响力分析云平台，对“白塔寺再生计划”进行社会效益的实时评估，通过线上线下的数据收集和云端可视化，将游客、居民对展览项目的态度和想法，进行实时展示。这种实时的意见收集、反馈和评估体系，为推动居民参与城市规划、建立具备人机回圈（human- machine loop）功能的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决策系统，第一次在中国本土做出了应用层面的突破性探索。
影响力云计算在2016年北京设计周上的展示（摄影：任珏）
要打通社会影响力投资和寻求资金的社会机构之间的瓶颈，必须对项目和机构进行有效的社会影响力评估。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最大阻力，卡在社会影响力评估。国内因缺乏类似英国那样透明的国民生产价值体系，社会影响力评估存在其独特的盲区和痛点。
首先，将传播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混为一谈，是目前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盲区。
很多社会创新的结项报告，都会提到该项目的微博数量、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数量和媒体报道次数，以此衡量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实际上，这只是项目或机构各类媒体平台上的曝光率，且缺乏受众分析。即便微博、微信转发量巨大，也会因庞杂的信息流导致信息赤潮。很多参与过腾讯“99公益日”的朋友都体会过，那3天被洪水般“求转发”、“求支持”的公益项目淹没的窒息感。
Anya schiffrin 和MIT 的civic media lab的创始人Ethan Zuckerman在《哈佛社会创新评论》2015年秋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评价媒体影响力是否可能》的文章，指出“仅仅因为记者向公众披露了消息，并不意味着公众会采取行动或者要求政策变化作为对信息的反应”。这也意味着，即便公益项目的消息滚滚而来，也并不表明受众必然因此发生行为、态度和决策上的改变。离开了改变理论以及项目和机构的影响力价值链梳理，社会影响力评估便无从谈起。
基于影响力价值链的改变理论 （裘成 2015）
麦肯锡的社会影响力评估，对各种社会介入类型的创新项目，有不同阶段的改变评估体系，测评各种项目的不同阶段的投入与下一阶段的产出，从而让改变清晰可见，也便于进行社会价值回报率的精准计算。
麦肯锡的各类社会介入项目的影响力价值链体系 （麦肯锡 2010）
社会影响力的第二大盲区是，忽视了获得“耐心资本”之前的时间成本。虽然拿到社会影响力投资后，机构不会被投资方催促盈利或上市，但获得投资之前，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要自行筹措运营资金、组建运营团队、研发产品、制定商业计划。这需要很好地把握投入与产出影响力效益之间的时间。耐心资本不等于不考察社会创新机构的社会影响力KPI，机构一旦不能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从想法到产品的社会影响力闭环，做到足够的社会影响力，便难以赢得社会影响力投资方的青睐。
社会影响力的第三大盲区在于，轻视可行性商业计划的重要性。大多数从公益机构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看重项目覆盖的人群范围、提供的服务，以及自己机构的愿景，却很少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梳理项目的商业计划。
毕竟，“想个赚钱的好法子”不那么容易。让徜徉在情怀和愿景中的公益人，在赚钱的荆棘上撒欢奔跑，无疑意味着价值观上的冲击和能力上的挑战。不过，通过2015年社会企业认证后，发展较好的几家社会企业，例如上海的第一反应、深圳的信息无障碍协会，均在认证前就已根据可行的商业计划获得市场认可。毕竟，如果没有合适的商业计划，即便拿到了社企认证，获得各方肯定和背书，也难以通过商业运营获得市场，依然没有跳出“发红包”式的公益创投模式。
社会影响力的第一大痛点，是评估所需数据的数量缺乏和质量不足。要么是需要的数据拿不到，要么是拿到的海量数据杂乱不堪，社会影响力评估的闭环难以达成。
数据数量的缺乏，主要体现在缺乏透明的国民经济指标体系作为社会效益换算参考系。这就给精准核算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的投入产出带来很大障碍，尤其是在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不高的环境下。
笔者参与过李嘉诚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评估项目，虽然能从项目执行方了解到项目投入成本，但项目撬动的其他利益方的投入成本则难以获取。例如某贫困县的扶贫项目，由林业局牵头发起，扶贫办跟进支持，林业系统对该项目展开社会影响力评估。要单独评估林业部门的社会影响力投入产出比，相关数据较易获得；但如果要获得扶贫部门的相关数据，则会因项目权限的关系难以获取。
数据质量的不足，主要因传统的公益项目评估多以“数人头”式的结项报告模式展开，也更多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的选择性评估，而数据收集的方式也是非数码化的。国家扶贫办明确要求精准扶贫需要为贫困户建卡立户，也依然是入户填表，记录家庭收入、房间数、田地数量，大量纸质表格收回后，还需要人力录入系统。
相应一系列人力、时间成本消耗巨大。因为没有同一的数据收集体系，不同阶段、不同人员采集的数据，内容存在差异和缺失，又以不同的表单格式存贮。这些都给评估的数据清洗、数据标记和数据核对带来巨大的工作量。即便如湖北采用大数据反腐，十来分钟便分析了两百万条相关数据，但数据分析前的数据清洗、匹配工作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成本；数据分析之后，更需要安排3.4万人进行入户核查。
对口扶贫干部用纸版问卷入户收集贫困信息 （摄影：梁浩扬）
因为数据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导致人力成本激增，成为社会影响力评估机构最痛的痛点。在收集“大数据”的同时，收集和分析“厚数据”，是社会影响力评估的杀手锏。但国内目前能同时应对大数据和厚数据的专业人才匮乏，在时间有限、预算不足、人手紧张的情况下，要收集到质量兼备的社会影响力评估数据，对数据收集者来说是巨大的工作压力。
影响力云计算项目，在2016北京设计周期间，投入了十余位全女班的调研团队进行数据收集，这些女孩子每天顶着太阳，在胡同里工作6-7个小时，当天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还要进行近1个小时的小组讨论，梳理非结构化数据，提炼数据洞察，工作难度和强度都非常高。
影响力云计算数据收集团队在北京设计周期间的例会 （摄影：任珏）
社会影响力评估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那些影响评估算法的因素。因为影响力并不仅仅只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如何整合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在多方影响中辨识个体影响、研判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力，以及单人评估和集体评估的标准差异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影响力评估的算法选择。
在2016年北京设计周期间，买完菜之后拎着大葱遛弯逛展览的大姐，获得了近距离接触艺术和设计的机会。但菜市场减少之后，她们买菜的便利性降低了。城市更新带来的新业态，未来也可能导致大葱涨价，影响到她们的菜篮子。
买完菜顺道看展览的白塔寺居民 （摄影：任珏）
送定制的彩旗到展场的白塔寺居民 （摄影：任珏）
展览的物料定制为住在白塔寺的大叔带来了生意，但直到送完物料，他也不知这个展览和自己生活的社区有什么关系。
布展前被闲置的白塔寺公共空间，依然挂着2015年展览的二维码（摄影：任珏）
闲置已久的公共空间，以快闪形式，打造成年轻人和外国人喜欢的户外party空间。闲坐的老人不过是游客拍照留念胡同文化的活道具。影响力云计算项目的调研员们发现，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白塔寺的一些居民羞于主动前往外国人密集的展览区域观展。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怕进去丢中国人的脸”；也有的居民认为，“那天外国人开Party，中国人围观，丢人”；还有的居民认为“再生机会”中的再生，是“生二胎”的意思；小字号和满是外国字的海报，也让想去参观的居民望而却步。
开Party的年轻人、外国人和静默的白塔寺长者 （摄影：任珏）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白塔寺再生计划”，同一个项目对不同利益相关方产生的影响不同，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而不同的意见，在整个项目的社会影响力评估中，如何计算权重，是非常普遍而微妙的问题。基于社交媒体的数据的人工智能，预测美国大选，也是有的猜准了，有的猜错了。
放到城市治理、国家治理的层面，难以找到全面平衡不同意见的权重标准，才是智慧城市决策预测系统在未来充分感知城市痛点之后，仍然会左右为难的算法难题。
比如美国大选。主流媒体赞助希拉里再多的媒体影响力，也改变不了川普支持者的投票态度；川普很多年前做的好人好事，终于给他送来相当多的选民支持，这可以看做他个人社会影响力的巨大回报。川普的选民已对川普做出他们心目较为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评估”结论，但在川普胜选之后，美国社会的相应动荡，也是全球范围内的巨大消极影响。
也就是说，对社会影响力评估而言，重要的不是个人的社会影响，以及相应获得多少社会价值投资回报，而是要以不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为标准。
《黑镜》第三季第一集里的智能点赞积分系统，可视作一种虚拟的“社会影响力评估”应用场景：多做好人好事、获得高质量人脉背书、赞人品信誉积分，便能获得云端智能评分系统提供的出行和住房的优惠政策；一旦被积分算法判定为降级处理，积分绑定的社会福利则均灰飞烟灭。这告诉我们，评估算法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部署怎样的算法，决定了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研发出大量能进入人体内部的纳米机器人，固然是科学的贡献，但究竟是指挥这些纳米机器人治疗癌症，还是把它们当做杀人机器，在于人如何选择这些算法。
联系到与算法相关的创业和投资。个人的消费大数据可以用来推荐消费者心仪的宝贝，但个人数据也可能被一些无良的大数据公司以低成本“收割”，包装之后，伪装成自己的KPI，获得投资人的巨额投资。这跟稻米批发商压低价收谷子，然后制成高端精品米，送往超市赚取高额利润的商业模式没什么两样。赚钱的途径是剥削，而不是影响力。
这也正是人工智能学者们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深深忧虑的人工智能盲区。Kate Crawford和Ryan Calo在Nature杂志撰文指出，这一盲区主要是因为缺乏对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力评估和相关评估工具的制定，忽视了附着在人工智能算法上不可见的负面价值，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因此，社会影响力投资在全球都迎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机遇。社会影响力评估的适用范围包罗万象，不论公益项目、文化艺术还是人工智能，都需要进行社会影响力评估。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方面面，社会影响力评估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重视社会影响力评估的盲区，解决社会影响力的痛点，部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力决策预测算法，有助于帮助城市治理者对城市进行全面深入、精准的智能评估、更好地打造城市活力，创造更积极的城市影响力。
作为地方性生产的深圳湖贝古村保护——兼论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
